《我不是药神》根据真实事件改编，一经上映，赢得票房与口碑双丰收。如此贴近底层群众的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在近年来并不多见，在一片歌舞升平的氛围中凸现了影片的锐利。
可能是为了方便通过影片审查，影片中把慢粒白血病患者买不起药归结于医药公司漫天要价，把格列宁卖到了4万元一瓶。影片中瑞士诺瓦公司西装革履的医药代表一出现在门口，大批患者举着“抗议天价药”的横幅冲上去大声抗议。实际上一个新的药品从研发到上市需要经过十几年甚至二十多年的周期，医药公司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如果不能收回研发成本和赚取利润，医药公司就没有研发新药的动力。格列宁的原型药格列卫在各个国家定价都非常昂贵，但是健全的医保制度免去了患者的后顾之忧，患者免费或者只需出很少的钱就可以拿到药。
慢粒白血病患者买不起天价药的真正原因是我国不健全的医保制度，偏重于公务人员的保障，而对普通老百姓的医保药品覆盖广度、报销比例都偏低。格列宁的原型格列卫每盒售价为2.5万元左右，格列卫厂家诺华公司有买3赠9的计划，一年费用降到7万元，患者家庭需要支付不低于7万的药费，对于农村普通家庭来说，长期的每年支出7万元，仍然是不可承担之重。国内目前只有两家制药公司可以制作这种仿药，价格是一千多块钱一盒，一年的药费在四万多。卫生部门以前没有把格列卫列入医保，后来影片原型人物陆勇的事件经过报道后，震惊了全国，卫生部门终于把格列卫列入了医保范围，但是这并没有全面普及，在很多省份这一药物并未列入医保，无法报销，很多农村、偏远地区并没有覆盖到。
张长林“院士”是非常典型的传销人士，穿着白大褂很有专家范儿，在专门骗老年人的保健品的大会上高喊“我们3000只要2000”，卖的假药冠名德国格列宁，迎合部分国人崇洋媚外的心理，礼仪小姐穿着大红旗袍、佩戴“德国格列宁”绶带，很有90年代的风格，都是大家很熟悉的套路。而在场的老年人在牧师揭穿假药后，居然还去哄抢假药，真让人恨铁不成钢。就是这样一位利欲熏心、不择手段的张长林被警察审讯时竟然坚决不透露程勇的名字，让人大跌眼镜，我想也许是张长林之前向程勇敲诈20万，程勇却给了30万，需要讲点江湖义气吧，也许是看透了“穷病”，身处局中，有点敬佩程勇的吧。
片中的吕受益是一位佝偻着肩背，走路颤颤巍巍，谨小慎微，又藏着小心眼的白血病人，但是只要看到自己摇篮中的孩子，还是不自觉地露出微笑。他对程勇说：“孩子出生前6个月发现自己得了病，想死的心都有，但是孩子生了以后自己想活下来，如果孩子结婚的早，我应该能活到当爷爷。”那种安详幸福的表情让人不胜唏嘘。影片中吕受益被断药后病情加重，格列宁已经不能起到治疗作用，他的妻子坚决主张做骨髓移植手术，他知道妻子可以为了他去欠一屁股债，为了不拖累妻儿，他临走之前看了一眼他的妻子和儿子，笑了一下，步履蹒跚地走向厕所自杀。
黄毛彭浩是一位爱憎分明的人，没有钱，为了朋友去抢程勇的格列宁。被程勇逮住后，为了还债，才当了程勇的跟班，当还清债务，程勇叫他上去领取格列宁和红包的时候，腼腆地不敢上前。当程勇宣布把购药渠道转让给张长林后，彭浩喝完酒，用手捏碎杯子，鲜血淋漓地离开。吕受益去世以后，彭浩没有到吕受益家里吊丧，而是坐在楼梯上吃着吕受益生前喜欢的桔子，默默地怀念他。程勇重新开始卖药以后，找上门请彭浩帮他做事，彭浩直接叫他滚。当彭浩知道程勇以原价500元卖药给白血病患者后，没有赚取一分钱，又不声不响到码头搬药品。
两人在码头聊天，电影画面一改之前的灰暗色调，在夕阳西下的暖色背景下，给了一个远远的特写。程勇劝彭浩回家，彭浩说家里人都以为他不在了。彭浩理了发下定决心回家，买了上海到凯里的火车票，凯里是贵州东南的一个小城，外出打工的人比较多，显示了导演在细节上的考究。当程勇看到彭浩剃成板寸头的样子，一脸错愕，我感觉理发后彭浩看起来一点性格都没有了，变成了遵纪守法的五好青年。为了不让程勇被警察当场抓个现形，彭浩自作主张驾着车远去，替程勇掩护，在逃避警车的追逐中撞上大车去世。
程勇的小舅子曹斌不是一位“政治正确”的警察，在现实中并不多见，对于局长的命令消极应付，最后直接撂挑子，对局长说“我能力有限”，公安局的工作讲究“令行禁止、雷厉风行”，局长对曹斌说“法大于情这样的事情你见得还少吗”。对于不公正、不合理的制度不能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搪塞，作为警察，面对明知无辜的人不得不执行命令，但是你有把枪口提高一厘米的义务。
影片的结尾当程勇被法院判刑5年，从法院押送监狱的路上站满了密密麻麻的慢粒白血病患者，押送的警察特意吩咐司机开慢一点，患者纷纷脱去口罩表达对程勇的敬意，即使脱去口罩对患者来说意味着身处有菌环境。程勇恍惚间仿佛看到了已经死去的吕受益和黄毛也站在人群中，再也忍不住转过身来，看到这一场景我的眼睛湿润了。围观即是力量，围观即是支持，表达对不公正事件的无声抗议，尽管围观在我们国家仍然是一项奢侈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