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日记24:宾馆

2017年6月27日 星期二 加格达奇-塔河-十八站 晴

昨天晚上睡得不好。睡觉前,把被汗水湿透的里外衣服都洗了。想睡的时候,听见不断的汽车喇叭声以及火车的汽笛声。蚊子也吵闹得厉害,非逼着我起来把它们都打死不可。昨天被跳蚤咬过的地方都红肿起来了,钻心地痒,以至于我对蚊子送给我的几个红包都没了感觉。

早晨六点整,火车站的大钟开始播放《东方红》乐曲。声音响亮悠长,不得不起床。

加格达奇站的钟楼。大兴安岭的夏天昼长夜短,早晨六点就已经阳光明媚。

过马路去售票厅问回程票,还是那位漂亮的女售票员,她还记得我是在等哈尔滨的票。她说昨天半夜有张退票,刚刚被人买走,“你要是早点儿来就好了”。我说六点刚过我就到了,怎么还不够早?她说,“我们是24小时营业的,我一宿都没合眼了”。确实,从她的脸上能看出明显的倦色。我便试图安慰她,半夜买票的人不多,你们可以玩手机啊。她说,“我们铁路系统是军事化管理,上班时不许看手机”。

是啊,干什么都不容易。

过马路之前先给我住的宾馆拍个照,认出来这就是原来的站前旅店,现在的外表有些变化,贴上了欧式的柱子和帽头。当年,我们十八站造纸厂在加格达奇有个办事处,来办事的人员出行都靠自行车,我在某天晚上把自行车锁在了这个旅店门前,第二天早晨去取时,已经被偷走了。

兴安饭店,原来的站前旅店。

现在,这家宾馆叫做兴安饭店了,100元的住宿费里包括早餐。早餐的质量非常好,有各种粗粮窝窝头,大饼子,山野菜,我吃得很饱。我觉得这顿早餐就值100元了。

退房后再过马路,进到候车室,还是原来的老候车室。以前这里面有很多柜台,卖的是小食品、杂货和报刊杂志等,人很多,非常热闹。有一次,我在交钱买最新一期的《读者文摘》时(那时还没改名为《读者》),皮手套被偷走了。那是单位刚发的羊皮手套,六七十元一双,在当时可算是不少钱呢,叫我心痛了好几天,因为那时的一本杂志才几毛钱。

加格达奇候车室

现在的候车室里很空旷。不卖吃的,不卖用的,竟然连商品广告都没有。

带空调的硬座车,四十一块五。售票员在输入我的护照信息时,用的是汉字,而且三个字全都写对了,够聪明。

准时检票上车。上车的人不多,车上的人也不多。车内有开水,有空调,没有了风扇的噪音,不冷不热,非常舒适。

坐在我对面的是一对新林林业局的母女,她们俩平时住在加格达奇,女孩在加格达奇实验高中上学,今年高考时回新林参加的考试,成了新林今年的文科状元。今天特意再回新林,是受电视台的邀请,传授学习经验,顺便去看爸爸和奶奶。爸爸是林业局的,因收入太低导致妈妈改嫁。妈妈说,孩子爸爸是个好人,就是太蔫巴,没能耐。女孩在小桌上放了两本超大超厚的手册,一本是全国高校在黑龙江招生的名额和录取分数线,另一本是各高校在黑龙江招生的专业目录。她在忙着查阅手册做记号,为报哪所大学、学什么专业而纠结。我拿起两个大厚本翻了翻,一本里面全是表格和数字;另一本里面全是表格和文字,两本里都没有照片,读起来确实叫人感到很茫然。想当初,我们高考后报志愿时,全部参考资料只是几页报纸而已。

我自我介绍是东北林大的教师,女孩的妈妈就请我帮着参谋一下。我说,我当然要推荐报林大喽,学文科的,可以报人文学院,著名娱乐节目主持人沈南就是人文学院法学系毕业的。

女孩问法学系好不好考研。我说女孩考研干什么,多学三年不如早点儿参加工作,早点儿结婚生子。女孩说,考了研将来都不一定能找到工作,考到博士才保险。女孩妈妈表示会支持女儿读博,“妈妈供你”。这真是一位女强人,靠一己之力在加格达奇挣钱养育女儿。

坐在我边座上的女士完全同意女孩妈妈的观点。她说,女人要努力奋斗,要独立自主,不能做家庭主妇。她也是个女强人,是图强林业局(1987年“五、六”大火的重灾区,过火面积达80%以上,后在废墟上建起了标准现代化的林业新城)的,也甩掉了在林业局工作的丈夫,现独自在加格达奇工作。

我问边座的女强人,若是女人们都不愿意做家庭主妇,那该怎样构建和谐社会呢?她说,谁愿意做家庭主妇谁就去做呀。

我问两位女强人,你们撇家舍业地去加格达奇工作,难道在新林、图强找不到工作吗?她们说,限砍限伐以后,在加格达奇找工作都不容易了。所以她们的孩子一定要考出去,考到南方去。东北已经没有希望了,现在的加格达奇有三个“一”:一是相当于一个省的面积;二是相当于一个县的人口;三是相当于一个乡的财政收入。

火车突然停了下来。列车员解释说,一个羊倌把羊群赶过铁路后,自己坐在铁轨上休息。火车司机把车停稳后,下去劝羊倌远离铁轨。他认识那群羊和羊倌,知道原来的羊倌去南方了,现在的羊倌是个弱智。乘客们都很有同情心,没人抱怨。

到达塔河站时,列车晚点40分钟。去十八站的长途大客车依然等在站前小广场上。

长途大客车开了一个半小时才到达十八站的客运站,票价仅13元。

川兄到客运站接我,我自己是找不到北了。三十年前,这里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栋楼房,都建在唯一的一条土路两侧,相距不远,往哪里走都不会转向,而且大客车司机总是照顾乘客就近下车。现在,十八站俨然是个县城的样子了,宽阔的公路纵横交错,楼房鳞次栉比,竟然还有了这个客运站。

十八站客运站

川兄是和我同一批到造纸厂报到的林大毕业生。现任经营公司的副总。

台长已经帮我联系好了,让我今晚好好怀旧——住在我曾工作生活过的造纸厂综合楼里。台长也是林大毕业的,比我晚三年到造纸厂报到。那时造纸厂已经停建(参见《人生》),她随后去了十八站广播电视台。台长的丈夫也是林大毕业的,比她早一年加入造纸厂。

台长在综合楼前迎接我和川兄。见到她的面,我想起来她是谁了。她在校期间,年年都是长跑冠军,而且远超亚军一大截,是林大的体育明星,为我们系争得了无数荣誉。那时,我是系研究生会的主席,经常见到总支书记。总支书记夸耀自己是个伯乐时,总以她为例,说是他最早发现了她的长跑天分。

当年,我们造纸厂的综合楼是十八站最高的建筑,有三层。是在我们这一帮刚毕业的大学生的监理下盖起来的。在入住之前,我到楼顶上检查水箱,发现建筑工人不仅没有把水箱里面弄干净,还在里面方便。我有洁癖,最受不了这个,也信不着别人,就亲自钻进去清理。那个活可不好干,里面很闷,干几下就一身汗,水箱里面的铁锈粉和水泥灰粘在汗液上,就像是绘画颜料涂在了身上。从那之后,我对所有来自楼顶水箱的水都存有戒心。

原十八站造纸厂综合楼,也是招待所,后来叫做松雪宾馆。

综合楼现在叫做清荷湾洗浴广场。台长帮我预定的是三楼的标准客房。办手续时,接待员不接受我的护照,最后用川兄的身份证办了手续。

交钱的时候,我看到接待柜台侧面贴着一份提示。

打架斗殴成本提示单。打架直接成本=5日至10日行政拘留+500至1000元罚款+至少1000元医药费用。打架附加成本=心情沮丧、低落、郁闷、后悔+名誉、形象受损+家人、朋友担心+学习、工作、生活可能蒙受更大损失。打架风险成本:除自身可能受到伤害外,如受害人伤情达轻伤以上,那将被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一楼原是饭店和餐厅,现在是洗浴中心。台长和川兄陪我上楼。楼梯还是原来的楼梯,走廊还是原来的走廊,每迈一步,我都仿佛走进了三十年前的时空。上到二楼楼梯的拐角,抬头见到通向阳台的门还在原处,但原来挂着巨幅山水画的墙面空空如也,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鼻涕也跟着流下来,弄的台长和川兄不知怎么安慰我才好。

二楼原是招待所的客房和我们的职工宿舍,现在所有的房间都被打通了,改成了健身中心。当年这个楼设计得好,用梁柱承重,而不是靠间壁墙承重,所以墙体较薄,可以拆掉。

到了三楼,用手里的真钥匙(不是电子卡片)打开台长给我定的房间,竟然就是我们科原来的办公室。我感谢台长想到我的心里去了,台长笑着说,她加入造纸厂时,这幢楼已经卖掉了,她并不知道这间房是哪个科室用的,只是碰巧了。正说着,接待员进来说,对不起,这间房要检修下水管道,请我搬到另一间房,是个套间,比这个标准客房的条件好一些,是这间宾馆唯一的套房,不需要我另加房费。

我当然同意了。套间在三楼走廊尽头,是把两个办公室的间壁墙拆掉改成的。外间就是原来的招待所所长(参见《人生》)的办公室,现在里面还有一张大办公桌。但肯定不是三十年前的桌子了。

坐在前招待所所长的位置拍个照

套间的床铺与标准客房的也不一样,床体宽大豪华,被褥是粉色的。

高级实木大床,粉色花点床铺。

住处安排妥当以后,台长与川兄陪我去买了两份礼品水果。

先去了副科长家。他一个人住,不用孩子陪着养老,嫌烦。孩子们只负责给他送吃的,帮忙干点儿家务,还把他的室内装修得像宾馆一样。

副科长的卧室

他已经不记得我了。我跟他说,我们第一批大学生刚来的时候,就是你接的。你还领我们去了十八站的百货商店,买了劳保用品,有雨衣和靴子等;还买了生活用品,有烧水壶和暖壶等,你还给特意为我们每间宿舍里买了一个痰盂。你说,“你们大学生讲文明,不随地吐痰”。那时,我们住的是一栋匆忙赶工的简易平房,墙还没干透,地面是土的,痰盂摆在墙角,没两天就满了,满了也没人倒,冒漾在黑土地上。他说,这些事就更不记得了。

我说,咱们老同事晚上聚一聚,过去的事就会想起来的。他说,他早就戒烟戒酒还忌口了。我说,我也是呀,不喝酒也可以叙旧呀。台长和川兄劝我说,不勉强了吧,他就是这样的,“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

然后去了财务处长家。我以前常去他家,他的小女儿当时才上初中,我给她辅导过数学。现在她和父母住在一起,不记得我曾经辅导过她。她说她的数学成绩一直不好,也没考上大学。川兄打趣说,“你当时是怎么给辅导的啊?”

财务处长家的房子是在建厂初期时盖的,刚建成没入住时,我曾帮他烧炕去潮气。

我准确地说出来了这铺炕的位置和灶眼的位置

财务处长最近腿不太好,但表示晚上一定会出席聚会。

我又要求去看我最初住过的临时宿舍,那是两栋简易平房,还在呢,后来被加固过,成了永久住宅。现在川兄的父母住了其中的一栋。三十年前,川兄的父母从四川搬到十八站,与他一起支边。老两口很会种菜,自家院子的农产品不仅能够自给自足,还有盈余可以拿到市场上去销售。

曾经的临时宿舍,现在是川兄父母幸福的家园。

这是外屋,有两扇门,一扇门通灶房,一扇门通里屋。曾摆着两张床,我的床就在照片上冰柜的位置,室友的床紧挨着门。冬天时,窗户上蒙着保温塑料布,看不见外面的风景。

另一栋平房住着我的老同学。他也是举家搬到十八站,他的太太还在家里面办过幼儿班。

老同学家里面有黑板

晚宴时,除了副科长,现住十八站的造纸厂老员工和家属都到齐了。

造纸厂的老司机(当年是年轻司机)讲了许多过去的故事。我问起曾经在十八站拍的那部电影是否上映了。电影剧组还曾与我们一起在十八站林业局招待所的食堂吃饭。老司机说,他也记得拍电影的事,当年那可是个大新闻。电影的名字好像叫做《野山的呼唤》,在十八站的原始森林里拍的,不过后来就没有音讯了。

在还没喝醉之前,大家合影留念。这是我第一次和造纸厂的同事们合影。现在说起来,我以前竟然没在十八站照过一张相。包括那次专门为我举办的欢送会上,都没有照过相。那时的相机还很贵,胶卷和洗相也都很贵。还好,在会议室的大桌子上,摆了一台全新的飞利浦录音机,录音机里装着磁带,在欢送会进行期间,一直亮着红灯在录音。

欢送会是由老主任伯伯(参见《人生》)主持的。先是领导们讲话,然后是同事们“赠言”,最后宣布把录音机送给我,以帮助我学好外语。那台录音机的质量非常好,是那个时代的高档电子产品,我一直把它带在身边,在新西兰还用过好多年。

可惜,欢送后结束后,我竟然把磁带从录音机里取了出来,留在了会议室。为什么呢?第一是没人告诉我那盘磁带是随着录音机一起送给我的,那是一盒用过的磁带,A面还有某一次项目评审会的录音。第二是那时磁带的价格很贵,我不好意思再占造纸厂的便宜。第三是我把老主任伯伯带口音的“赠言”听成了“证言”。因为我那时还不敢确定我的档案是否能出大兴安岭。我以为,造纸厂需要留下“证言”,以便在总局或省教委检查支边成果时,有个交代。因为当时国家对支边人员的政策是:五年内不许考研,八年内不许调档。

至今也不知道那盘磁带去哪了,也许又录了另一次项目评审会。那盘磁带里,录满了老领导和同事们对我的鼓励、赞美、和期望。遗憾,我再也没听过第二次。

即使能找到那盘磁带,大概也不能放出声音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塑料磁带会粘黏、磁粉会脱落,模拟信号将失去还原度。从技术角度来说,一盘磁带的寿命仅有十几年。

宴席结束前,我趁着上厕所的时机悄悄把钱付了。散席的时候,台长去结了账并让老板把我的钱还给我。饭店老板好像早就知道会这样,他把我给他的票子撂在了一边,根本就没往收银机里面放。

吕文新
2017年10月整理于新西兰奥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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