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秘?怼皇帝?打小报告?组织常务委员会?内训师?——没错,全是明朝内阁大臣职责!(44)

上一章:明初四大丞相,一个比一个惨。(43)

上章说到我们的劳动模范朱八八从造反派出身,牢牢记住天下谁都不可信,只能靠自己。硬是借着“胡惟庸案”废掉了一千多年的丞相制。这下好了,重担全落在了自己肩上,最后活活把自己给累死了。

在废除丞相制之初,毕竟个人精力有限,朱八八这个明朝的CEO突然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做到身在朝堂中,而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于是又不得不在殿阁之内招集一群总裁顾问。

于是他又于洪武十五年,仿照唐宋旧制,设置华盖殿、武英殿、文华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以其常授餐于“大内”(天子宫殿之内),常侍皇帝“殿阁”之下,起宰辅的作用,为避宰相之名,故名为“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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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一职最早起源于唐玄宗时,最开始在宫延内阁设置翰林学士,这原是一般行政系统以外的差遣,不计官阶,也无官署,只是在宫延内的学士院住宿,以待皇帝不时宣召,代皇帝起草文件。当时李白就任过这个官衔。

直到唐德宗以后,翰林学士这个职务才日趋重要,由于兼有顾问、幕宾、清客的身份,整天不离皇帝左右,常有进言的机会,有希望参与政务,直至升任宰相,所以为仕途中人所羡慕。后来习惯以翰林学士为清要之选,于是形成几乎不是翰林出身的人就不能正式拜为丞相。

到了宋代这个高度重视文官的朝代,进一步抬高了翰林学士的地位,设立翰林学士院,与实际掌政权的政事堂(中书门下)枢密院居平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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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朱元璋挑选的这些顾问呢,其工作职责我们也稍微提及下。

(1)内阁拥有“票拟”之权。(文秘)

意思就是代皇帝草拟各种文书,大量是关于六部、百司各类政务奏请文书的批答。

那么这种制度用在朱元璋和朱棣这种劳动楷模身上,老大说啥就啥,你照着领导意思写就完了。敢出来嘚瑟两下的,还能怼皇上两句,提点建议,但是压根儿也别想完全控制老大的思维。

但是越是到后期,深宫长大的“熊孩子”压根儿就没见过世面,哪晓得那芸芸众生,普天之下的实际情况。那咋办啊,得得得,顾问们你们写吧,建议也你们提,写完我按个手印就完事儿。

刚开始还因政事商议上”投票“数的差距,打回去重拟,到了后期内阁首辅的地位加深,能达到一票定生死的局面,因此皇帝的意志和权力就受到内阁诸臣极大的左右限制。

(2)草拟诏敕与封驳。(怼皇帝)

诏敕的拟订初由翰林院执行。内阁制度完备后,翰林院与内阁分置,诏敕的拟订专由内阁。

而所谓的封驳,就是指如果阁臣认为皇帝的谕旨不妥,或者是后期出现大量的太监假传圣旨,可以say no!打哪儿来回哪儿去,封还不受,或拒绝草拟。

由于诏敕需由内阁初,这就意味着皇帝的意志无法向下传达,也就不可能予以贯彻执行。

(3)顾问咨询与劝谏之职(打小报告)

这主要是分为两种,一是召对顾问、咨询。二是密疏进言,就是打小报告。

这老朱家的疑心病的遗传还真不是吹的,这也能行?为了保护这些打小报告的,还设有专印,加盖即专呈皇帝,皇帝可喜欢看了,而且一般必有答复。

比如今儿个张三举报李四多拿了人民群众的一针一线,明儿举报个王二麻子家里没有“小黄书”——《大明律》,皇帝肯定是会回复——杀!

由于一般的奏章,都需传抄邸报,发于诸大臣知道,而这些小报告则可以留中不发。打小报告的机会就给了进言的大臣以极大的发言权,使其能够言他人所不能言,极大拉近了皇帝与密疏进言者的关系,看把这些人给嘚瑟成那样。因此密疏进言是一种极大的特权,也屡遭诟病。

(4)会议决策与会审之职(开常务委员会)

这是内阁权力由内廷转向外廷的一种体现。内阁会议由内阁、六部、六科、九卿等共同参与,定期商讨日常重大事务的决策,相当于本朝的常务委员会。

(5)经筵进讲之职(皇帝的内训师)

即为皇帝讲解治国、施政、立身、正心之道。每月三次。另有日讲。(比如张居正)

从这些总裁顾问的职责可以明显的看到,即使是废除了宰相一直,从内阁票拟之权,这就使它对皇帝权力的限制,超过了过去的宰相。如《明史》记载:


“帝欲易太子,内畏诸阁臣,先期赐循及高谷白金百两,江渊、王一宁、肖镃半之。比下诏议,循等遂不敢诤(而遵旨票拟)”。


——《明史》卷一六八《陈循传》


连皇帝都要贿赂内阁大臣,不就是害怕阁臣不同意,拒绝拟旨。

虽然通过贿赂内阁大臣达到了目的,但那是由于阁臣腐化怯懦,未尽到职责,属于另一问题;而行贿本身,却正足以说明内阁和票拟确是对君主的独断专行,胡作非为,起着很大限制作用的制度。

故有批驳:

“夫中外之责,孰大于票拟”

因为职权的空前放大,这些内阁大臣们逐渐派系林立,各成一体。同时对于诏书的实施也得经过内阁,职责第二条就讲过内阁大臣不奉召,封还的权力,致使内阁和各部僚的联合对皇权起到了有一定限制作用。皇权虽为高度集中,又在另一方面被层层限制。

随着皇帝对于将士、文官群臣的不信任,那么捡到大便宜的就是当时的宦官。宦官权力的卷土重来,对于内阁的另一股力量的钳制也随即发生。

制度放在朱元璋和朱棣这种“老黄牛”身上也很难出纰漏了,可是后期长在深宫中的皇帝们由于贪于逸乐,如明神宗甚至二十年未上朝。严格按照制度办的时候很少,皇帝逐渐对内阁票拟也懒于审批,而让身旁宦官“批红”,致使有时大权旁落。

这是明代的一个秕政。明代内阁等制度在皇帝完全怠政时受宦官影响很大,“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

在某种意义上说,通过明朝几代皇帝的努力,明朝曾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内阁政务体系,它在权力平衡方面堪称完善。

即使是到了明朝中后期的皇帝尤其是万历皇帝和嘉靖皇帝被历史学家称之为怠政慵懒的皇帝。

但是正是因为有了内阁制这一有效的体制使得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得以以一种较为安定的模式运行下去,让明朝延迟了两百多年之久。

仍然还是像钱穆说的:制度本身还是得靠人去运作,再好的制度用在坏人手里,也可以加速这个朝代的灭亡。

内阁制度的设立,如果皇帝怠政,首辅几乎掌握了国家的大权,他们是怎么在这新一轮的位高权重中叱咤风云,请看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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