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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念中文系大一，有门功课叫现代文选与习作。大家都说不如叫高四语文与作文，不像对古代文学，文学概论那么重视。
讲课的老师，也让人重视不起来。叫曲之，年纪不会超过三十，高挑瘦弱，脑袋却很大，一头长发加大鬓角，倒有几分潇洒。可上课紧锁眉头，像思考什么重大命题，总找不到答案。
一次，写所谓的习作，我没写。讲评时，我逃了课。曲之向辅导员（班主任）告了我的状，我被狠狠敲打一通，由此我视曲之为死敌。以后我准时去听课了，可跟没听一样，讲义下面我藏了一本普希金诗集。
那时候，有本省文联主办的文艺月刊，我闲翻着，一组以雪为主题的诗，吸住了眼球。心血来潮，动笔写了篇千字文读后感。不久，意外地变成铅字发表了。虽然放在“读者来稿”栏目里，而且占的地方真像豆腐块那么大，可一致认为我才念大一，在全年级年纪最小，就有“作品”问世，无论怎么说，也得算作中文系的一大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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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下晚自习，回宿舍路上，遇见了“死敌”。他眉头松开了，对我说，“我看见了你的读后。”
我以为是嘲笑，他接着却说，“谢谢你。那组诗是我写的，用的笔名。”真是冤家路窄，我心想，早知道，才不会写呢。
随后，他告诉我他宿舍的房号，邀请我去玩，说他是光棍汉，尚未婚配。又说他有些书，图书馆找不到，让我开开眼界。
有一天，带着好奇，我去了。两间房，一间堆着不少书。他老家在内蒙，我老家在黑龙江，近邻，算半个老乡。地域让我找到了它乡遇故知的亲切。客厅茶几上，摆着一果盘松子，散出浓浓的香味。
此后，我成了那两间房的常客，死敌化为师友，手里总会有从他那里拿的书，衣服上飘着一股不散的松子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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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下学期，我们班来了个插班生。女的，比全班同学的年纪都大，叫吴秋雨。没几天大家知道了，她是个什么局的局长夫人，曾经上过一年大学，因为结婚，休了学。或许有这样的经历，俊秀媚气的面庞上，总流露出羞怯，说话也细声低气的，透出温柔，丝毫看不出官太太的架子，同学们就叫她吴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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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周末，吴大姐破例没进城回家，见我笨手笨脚洗被子，走过来，挽起袖子要替我洗。我说不用不用，她说你是全班最小的，是我的小老弟，帮你洗，应该的。一边洗，一边说话，原来她也是黑龙江人，出生在呼兰河畔，是萧红老乡。
晾上被子，她从包里拿出几张稿纸，红起脸说，“我练习写的，你帮我交给曲老师，请他批改批改。”我扫一眼标题，“呼兰河之歌”，是首长诗。说，“不愧与萧红同乡，也是才女。”她脸越发红了。
我建议一道去曲老师宿舍，让大姐亲手把诗作当面交给他，显得郑重。她连连摆手，“我不去，你去，一个人去，别忘了代表我谢谢曲老师。”
当晚，在图书馆阅览室曲老师找到我，脸上浮着兴奋，说他看完了，让我转告吴秋雨，明天下了自习去他宿舍，听听他的意见。
吴大姐拉住我，坚持和我一起去。没办法，我只好陪她去了，但我躲在堆书那间屋子里，随便翻着书，听见曲老师在那边侃侃而谈，极有激情，不时响起开心的大笑。不知道哪根神经提醒我，应该走人，于是悄悄地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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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二，上学期开学不久，吴大姐有个周末回家，周一返校的时候，脸上出现几处红肿，她用手遮挡着，说不小心碰的，没事。
我们没有曲老师的课了，但他晚上总会去阅览室，前前后后地转悠一会儿。他发现吴大姐的伤，走到我座位旁，命令似地说，“跟我去宿舍。”
他找出一个玻璃瓶子，里面装的是深棕色像牙膏那样的东西，他用小勺挖出一块，用纸包好，说他外祖父是蒙医，知道他皮肤有个容易划破的毛病，专门配了药给他，很灵，抹上就好。让我把这些带给吴秋雨。
果然，没两天，吴大姐脸上恢复了原来细皮嫩肉的样子。她说谢谢我。我这才告诉她，药是曲老师给她的。她啊了一声，连忙捂住脸，深深低下头。后来她悄悄告诉我，她和老公吵架，给推到墙面上，刮伤了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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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晚上，我要去曲老师那儿找一本林徽因的诗集。走进去，见吴大姐坐在客厅里，在织补一件男人毛衣的袖口。给我开门的曲老师，手里拿着一本《呼兰河传》，屋子里飘着松子的清香。那情景像是以上海阁楼为背景的小资情调电影，很温馨。我不敢打扰，忘了来干什么，转身走了。
同学们都发现，吴大姐周末回家的间隔，越来越长，一个月只回去一次或两次。凡是回家再返校，神情总要怪怪的一两天，像是在恢复什么伤痛，笑容却如从寒冷中回暖那样在增多。
可我惊讶的是，曲老师眉头又紧紧皱在一起，鬓角如荒草，在耳旁蔓延。我偶尔去他那里，和我说不了几句，指指茶几上的松子，就把我扔在一边，站在窗旁，向外边张望。我想起望穿秋水那个成语，此时，应该改成望穿秋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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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了一个周末，吴大姐仍然没回家。晚上，那个局长老公坐着一辆吉普车，从天而降似的，突然来到学校查岗。是个半大老头子，一身笔挺，由辅导员陪着，直奔吴大姐宿舍，不见人，去阅览室，也不见人。
局长脸色铁青，喘着粗气，坐上吉普车往回走。没想到，刚离开校门一段路，车灯射向树丛的亮影中，他看到自己的老婆正和一个痩弱的男子，肩并肩，靠得很近，边说边笑地慢慢走着。
局长对司机大喝一声停车，他跳下去，拉住吴大姐上了吉普车，没忘了朝曲老师骂一句，“混蛋，我操你妈。”
吴大姐挨了两个大嘴巴之后，抹着嘴角的血，向局长把一切都坦白交代了。局长拍着沙发背，大吼，“离婚，离婚。”吴大姐跪在沙发前，说，“不要不要，我错了，马上断绝和他的关系。”局长说，“好，写个保证书。”
以上情形，是后来吴大姐一面哭，一面揉搓着手指，向我转述的。她说，之所以表示妥协，是害怕事情声张出去，把曲老师推到绝境中，整个人就都毁了，所以悬崖勒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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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吴大姐一早往学校赶，第一节课还是没赶上。她没想到，那张保证书，已经摆在系主任桌上。下午开了中文系教师大会，主任宣布曲之停课反省，等待查处。当晚我偷偷跑到他宿舍，怎么敲门，他就是不开。
三天后，曲老师被从大学教师队伍开除，下放到距离市区十几里地的工业区文化馆。等同学们知道消息，曲老师已经在那边上班了。
事后，一个老师和我说，“在大学，老师和学生发生恋情，算不了什么。对曲之这么狠，因为女生是有夫之妇，不论夫妻关系如何，他破坏了一个家庭，又是个老干部家庭。这个老干部提出警告，要不严加处理，他会向教育局投诉校方领导玩忽职守。曲之撞在枪口上了，必须罪加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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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老师离校后，吴大姐一下子憔悴得像祥林嫂，在图书馆大楼后面，眼睛直直地对我说，“我有罪，害了曲之。他年纪还不大，诗写得那么有才气，那么有前途，一颗星就这么消失了，悲剧。我已经接近徐娘半老，却像个怀春少女，说什么也控制不住自己，没出息。”
我安慰她，“这就叫爱情。”她噗哧一声笑了，“你还未成年呢，敢说爱情，黑色幽默。”随后换了语气说，“告诉你，这叫孽缘。”然后用一根手指点着我脑门，语气更重地说，“记住，以后你得防备它点。”我说嗯嗯。她又说了大家意料中的事，决定退学。最后说，“小弟，不要忘了我，我会给你写信。”说完伸出胳膊抱住我，哭了，像一个受了欺侮的小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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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果然不断给我写信，我领受了大姐送给小弟弟的温暖。但在给我的信里，总夹着信中信。很厚，浆糊粘住封口，信皮也没有收信人名字，可我知道给谁。在第一时间就装进另一个信封，写上曲之收，投进绿色邮筒。曲老师也这样。我成了他们的地下交通联络员。为安全起见，我参加了班级干部竞选，成功地把信箱箱长的钥匙抢在手里。
大二期末，在省文联那个刊物上，突然见到吴秋雨的名字和她那首长诗，题目改成“呼兰河，女儿对你说”，又惊又喜。我想，他们给我的信中信，总是那么厚，除了倾诉思绪离愁，一定也在反复对这首诗进行推敲切磋。他们没能成为夫妻，但却用共同的心血，孕育出一个艺术生命。所以印出来的铅字，应该是他们相亲相爱的成果，我感到这本刊物的沉重。第二天去报刊门市部，买了一本，身边立刻出现了两个人的身影，又遥远得像在天涯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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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不知道从哪里传来一个消息，说吴大姐检查出乳腺癌，她执意不做手术。在一个深夜，她单独睡在客房里，服了一瓶什么药，永远地睡了过去。她穿戴整齐，画了淡妆，嘴角留下一抹微笑，胸前戴着大学校徽，手里握着那本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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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曲老师写信，一连写了三封，一封也不回。一放假，我一早就搭上去郊区的头班大巴，下车走了二十分钟，才找到那个文化馆。我说我找曲之，收发室的大妈说，“五天了，在屁大的小院子里，始终找不到他的人影，领导已经去派出所报了案，又过了五天，仍然没个消息。”
我站在空旷的荒野，任风声呼啸，沙尘漫天，大声喊叫着曲老师曲老师。四周沉寂得让我脊背发凉。我突然对自己发出质问，假如当初我不把吴大姐的诗，送给曲老师，以后的情形是不是就不会发生了？吴大姐说的孽缘，是不是我惹的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