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日记26:画法

2017年6月29日 星期四 加格达奇 热

昨天晚上的梦做得很累,早晨又被火车的轰鸣声吵醒,不得不起床。

走路去早市。

早市还在原来的那几条街上,商铺更多了,招牌更多了,临时摊床和帐篷也更多了,还多了几条没人领着的狗,以及几堆没人收拾的狗屎。

餐饮一条街

狗儿们不认字,如果它们能看懂招牌上写的是什么,就不会到处转悠了。

竟然如此明目张胆地卖狗肉,也不挂个羊头掩饰一下。

我买了一个烧饼和一个油炸糕。交钱的时候,我没说几句话,可是老板却说他知道我是外地来的,我觉得很奇怪。我想告诉他说,三十年前我就是大兴安岭人了,但是我没有底气说出来,因为我知道自己是个逃兵。

我还去了当年这里没有过的KFC,看见有卖油条的,买了一根,还买了一杯豆浆。

在新西兰的KFC是绝对买不到这两种美食的

收银员好像是个新手,顾客们不懂得排队,全挤在柜台前,她记不清先来后到,谁挤在她的眼皮底下就接待谁。

快餐店不是饭店,要每位用餐者自觉清理自己的垃圾才能快起来。

吃完早饭后,我沿着大街蹓跶,想看看我能否认出哪个建筑是以前就有的。昨天晚上室友领我转了几条街,告诉我大兴安岭市政有个“穿衣戴帽”的政策,就是要给所有建筑贴上欧式复古装饰的廊柱、花边和帽头,打造异国风情。

找到了老电影院和老八一宾馆。感觉距离没有记忆中的那么远。

穿了新衣的老电影院

八十年代,第五代导演们拍了很多好看的电影,我在这个电影院里看的是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拍的《邻居》。

带了新帽子的老八一宾馆。既然还叫做八一宾馆,为什么不戴一顶红五星军帽,而带了一顶外国帽子?

老八一宾馆。我们在加格达奇办公时,经常住在这个宾馆里。四个人一间房,每层楼一个卫生间,没有洗澡间。

回宾馆的路上,去火车站售票处取票。托人买到的车票信息存在我的手机里,我把手机从售票窗口递进去给售票员看。还是那位年轻漂亮的女售票员。她说,“你把手机拿回去,把订票号码给我念一下就可以了”。我说,“你拿着手机自己看嘛,我眼花看不清”。她说,“那不行,我们有规定,不能碰旅客的手机”。终于见识了什么叫铁路军事化管理,不仅不能自己玩手机,连看别人的手机也不行。

回程票比来的时候便宜一元钱

回到宾馆,进房间拉开窗帘,发现楼下就是火车站的货场,是我当年托运行李的地方。为了能把室友妻子送给我的超大木箱(参见《画家》)运到哈尔滨,我在这个货场里周旋了好久。

我当年托运行李的地方

这家宾馆是栋老建筑,卫生间的玻璃窗与房间的玻璃窗一样大。我站在淋喷头下,打开一扇窗,探出上身对着货场拍照。这是我见过的阳光最充足的卫生间,因为对面没有其它高层建筑,窗玻璃是全透明的,还没有窗纱。

中午退房后,背着背包去了老新华书店。早晨经过它时,还没到开门时间。书店的一楼已经改成了蛋糕店。上楼的楼梯隐藏在蛋糕橱窗的后面。沿楼梯往上走,闻到的不是书香,全是蛋糕香。

楼上一半的空间布置成了阅览室,有大桌子与条凳,允许顾客坐下看书。正是中午休息时间,只有两个穿着校服的初中生在看一套大开本的模拟考试卷子。我在书架间看了看,大多是各种考试的模拟题,有很多考美术学院用的应试样本。人们现在都上网阅读了,只有需要对付考试时才买真书。

最里面的一个书架上,标着“大兴安岭作家作品专柜”。没想到大兴安岭有这么多的作家,题材种类还很多。我把背包放下,看了很长时间。饿了到楼下买了面包和水,吃完后上来接着看。看了几个小时。

我一白天都没有事,本来计划是看好友们。但是他们全天都要听讲话辅导,不许溜号。我的好友们全都在同一个行署办公楼,我别无选择,只能等。

书看够了,我决定到他们的办公室去等,主要也是想看看现在的大兴安岭最高权利机关的办公楼是什么样了。

以前的老行署办公楼离火车站不远,我问出租车司机去新行署要多少钱?他说,“不远,十来块钱吧。但是,大楼正门不能停出租车,我只能把你拉到后院边上,你自己走进去”。我说那更好。我心想,我没有身份证,走正门不一定能进得去。

我下车后,穿过后院,进到一层巨大的车库里,按电梯上楼,来到大堂,一路畅通无阻,出租车司机确实有经验。

大堂里面的鼎盛千秋大鼎,纯铜制造,造价不菲,是这个和谐社会的象征。

上楼找到好友们,他们说,还要分组讨论讲话心得,不能下班。我说没关系,你们忙,我再蹓跶蹓跶。

我回到大堂,出了正门,看见武警在和颜悦色地劝一对老夫妇离开。那对老夫妇拿着写在纸板上的状子,要见专员。他们背着行李,一副要安营扎寨的样子。

从正门看广场

大楼正门庄重、气派,上方悬着360度摄像头。

从广场看正门

我选了个最佳位置,拍出比较对称的画面。

广场上不许出租车和私家车驶入。

大楼门前的大道

宽阔平直的公路上没有几辆车。

广场上的巨大浮雕墙,记录了大兴安岭从古到今的历史。

在广场上碰见两位散步的老者,我上前搭话,问他们是否听说过十八站造纸厂。他们说,当然听说过,当年林业要自办造纸厂,正经轰动一时呢(参见《人生》)。再次证实了我的青春不是梦。

回到大楼,经正门走进大堂,武警没有管我,他们还在忙着劝说那对老夫妇。老夫妇已经把席子和被褥铺好了,盘腿坐在上面,默默地举着手中的牌子,对武警们不理不睬。

我再去找好友们,他们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开始写心得,要写到五点整才能下班。我对这套规章制度很熟悉,当初的说法叫做“六分之一”, 就是全体党员每星期要拿出两个半天的时间,一般是星期三和星期六的下午,开民主生活会,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九五年我国申请加入世贸时,突然实行了双休日,党小组学习时间只剩下了星期五的下午,我们学习小组的组长还曾抱怨过:“这下只剩十分之一了“。现在,好友们已经学了一整天,至少有五分之一了吧。

他们的办公室都是两人合用的,最近刚刚合的,人均面积都不超标,凡是超标的办公室都已经空出来了。我坐在桌旁,看他们在一个16开大的《学讲话专用笔记本》上写心得。笔记本的每页纸上都印有日期栏,题目栏,写心得人签名栏和互审人签名栏。我自认为是党内人士,不自觉地翻看了一下,几乎是每天都在学。笔记本封面上还有一个党徽。

好友们的胸前也都戴着党徽。我以前只戴过团徽,从没见过党徽,因为那时强调党员要和群众打成一片。一位好友对我说,你上大学时就入党了,算是老党员了,你也应该戴上党徽。正巧,他的办公桌上还有一枚,“...来来来,戴上,戴上....”。

终于有了护身法宝

我太需要这个了,我一路苦于没有身份证,被当作另类,住不上旅店,这下可好了,我要一路戴回去,“戴党徽、亮身份、践承诺”。

好友们一定要坚持到五点整才可以走,走廊里有摄像头在监视着。

我有点儿着急,因为我的火车票是七点的。好友们说要去饭店吃晚饭,大家都带着家属,好好聚聚。我觉得时间来不及了。

好友们特意为我挑了加格达奇最好的饭店,不在政府大楼附近,也不在车站附近。好在大家都有车。

他们点了很多菜,都是硬菜,费工费时,上菜极慢。大家热烈地叙旧,边吃边等,我心急如焚。

六点时,我提出要去赶火车了,你们慢慢吃。大家说急什么急,保证准时把你给送上车。我说,万一路上堵车,我就回不去了,票太难买,可耽误不起了。

大家笑了,这里哪有堵车呀!又不是你们外国。

我说现在是晚高峰时期,肯定会堵的,便抓住一位好友求他送我走。我说你们接着吃,菜还没上完,别浪费了。

好友开车送我去车站,一路畅通无阻,确实没有堵车,路上根本就没有几辆车。

看时间还早,我请好友把我撂在候车室就行,那样他还来得及赶回饭店接着吃。他说,“吃啥了,你看,他们都过来了”。

果然,大家都开着车跟在后面,我心里一阵痛,菜都白点了,谁也没吃好。都是室友花的钱哪。

最后大家把车停在站前广场上(不收费!),进到候车室里陪我。

候车室里,我是唯一这么早来候车的。突然,从站台里面走出了刚才一起吃饭的三位好友,吓了我一跳。他们问我们怎么这么慢。原来,这三位好友抄近道开快车比我们先到的,以为我已经进到站台里面去了,他们仨就直接上了站台。我问,你们没有火车票,怎么进站台的?他们说,车站里里外外的人,他们都认识。

有认识人真好办事啊。我这一路全靠的是朋友们帮忙才如此顺利。

与来时的那趟临时加车一样,这趟车还是绿皮火车(参见《绿皮火车》),还是慢车,还是电扇狂吹,还是有人在车厢连接处抽烟,还是有人泡快餐面、随地吐痰和乱丢垃圾。

好在还是有烧水炉,开水随便灌。

更好的是,这次是夜行车,没有太阳晒,车厢内温度不高。

我的票是中铺,比上铺的空间大一些,离风扇距离正好。

我躺在毛毯上,也不敢想毛毯的外罩是否干净,只是接着做昨天晚上被火车汽笛打断的梦(参见《画家》)。


有一天,画家突然消失了。除了他自己的画具,什么都没拿,画完的画、没画完的画、剩下的画布与画框都留在了会议室里。很显然,不需要我为萍侦查他是否是真大学生、以及是否有对象了。

第二天,有一个女孩找到招待所来,自称是画家的对象,名叫莲。听说画家在造纸厂找到了工作,过来看看他。

所长让莲住在萍的宿舍里,让我和萍做好莲的接待工作,劝她尽早离开。所长说,本来他想把画家调进来,造纸厂将来需要一个专业美术人员主抓宣传广告工作,可是发现画家给他的简历和文凭有造假的嫌疑,而且画家领酬金时用的名字和在画上的题款是不相符的,尽管画家说那是他的别号。造纸厂的筹建评审正处于关键时期,我们可不能因为用人问题而节外生枝。

也许是画家感到了自己的身份正在遭到质疑,或许是他知道莲要来找他,提前一天走了。

莲没吵没闹,也没什么要求,只是默默地等,等了一个星期。终于,她听明白了我转达的意思,即使画家回来了,所长也不可能留他,便也走了。她说,感谢所长不收她食宿费。

送莲走的那顿饭,萍说库房里有新到的一箱可口可乐,我征得了所长的同意,让萍拿出了一罐,分倒在三个酒杯里,我们举杯和莲告别。我们都是一次喝这种像中药汤一样的美国饮料(1987年,可口可乐还属于高档洋货),感觉又苦又甜,气泡在嘴里有些沙口,咽下去还有点儿噎得慌。

与莲相处一个星期,萍说我喜欢上莲了。我满口否认,我有自知之明,我的相貌与画家相比差出十万八千里。但说实话,莲确实很漂亮,她说画家请她做过水粉肖像画的模特。

莲走了没几天,领导派我去长春给排水设计院取水文勘测报告书。我回来后发现萍也走了,离开了十八站,听说是找到了一份更好的工作。

不久后,我也离开十八站去哈尔滨报到了。

一年后,造纸厂筹建工作被叫停了(参见《人生》)。


跟画家在一起的日子里,我学会了使用美工刀。那时的美工刀都是进口的,质量非常好。画家说,新刀片锋利得可以用来剃胡子。画家还教我钉画框,绷画布。

画家的画法很不一般,他使用水粉颜料,在细纹白布上画国画。国画本应该是用国画颜料在宣纸上渲染,但是作品完成后需要装裱,费工费时,画幅也不宜大。而画家自己做木框,想做多大做多大,白布幅面宽,无限长,所以画幅可以完全配合客户墙面的尺寸。水粉颜料比国画颜料从远处看更鲜艳一些,有覆盖性,可以后加高光,不必像国画那样画坏了就得换一张纸。画家能够保证每张大画都是一次成,绝不会浪费材料,所以客户才非常满意。画家曾对我说,他对自己发明的画法充满自信,总有一天,他会成名的。

后来,我在饭店吃饭或住宾馆时,总是特别留意墙上的国画,仔细看看是否是用水粉颜料画在细纹白布上的,如果是的话,不论题款用的是什么别号,都有可能是他画的,我也许就能找到他。

可是,我再也没见到过那样的画法,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曾在网上搜来搜去,发现过一幅画和他的画法比较像,但那只是个小样,看不清细节。卖画的是个年轻人,不是我要找的画家。

国画《富山贵水》(照片来自易从字画网)

吕文新
2017年10月整理于新西兰奥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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