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9年底，我去河南一个村庄做调查，调查什么内容，我早就忘了。我的记性现在特别差，才相隔几年几间，就全忘记了，这是不是跟那次调查中被车撞了一下有关，我不能确定，大概有着关系吧，因为我以前的记忆一直很好。
但在那次调查中，在回来的路上被车撞了一下，我记得比较清楚。
那是一辆大卡车，当时我们坐在一辆桑特纳里，那辆长车像一头失控的怪兽朝我们撞来，那可真是恐怖的一撞呀，“咣”的一声，沉闷的像地球撞上了火星，然后，我什么都不知道了。事后，等我从医院里醒过来时，我不敢确定我是死了还是活着。那时我的家人已经赶到了医院，他们温暖而熟悉的声音使我知道我还活着。在病床上我才得知，和我一起去河南的二位同事都“光荣”了，只有我和司机老陆活着，但老陆的腿撞断了，而我除了腰部有点疼以外，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真是奇了怪了。那次事故后，所有的人都说我运气好，死了二个人，断了一条腿，而我却安然无恙。
一个星期后，我才知道，四个人当中，算我最倒霉了，我发现我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了。你让一个人突然从光明跌入黑暗之中，那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和滋味，正常人又怎么能理解和体会？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我也不怕丢人，当时，我真的想尽了种种方法自杀，但最终没有如愿，因为我第一次想自杀的时候，就被我三哥发现了，他把刀子从我手腕上夺下之后，狠狠地扇了我两个耳光，还骂我没出息，说不就是看不见东西吗，这个世界上看不见东西的又不是你一个人。我三哥是军人出身，从部队转业到地方的，是个粗人，他打我骂我，我并没有抱怨他，我知道他也是为我好。从那之后，虽然我也产生过自杀念头，但实际上我没有了机会，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妻子日夜陪着我，其实一半是起监视作用。后来，我好像想通了，我不能太自私，我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从河南回来后，我人虽然算单位人，但我已经不上班了，一个瞎子去律师事务所能干什么呢。我的工资照拿，另外加上车祸的赔偿和补贴，我生活上没有问题。一晃几年过去了，我在寂寞中度过了一天又一天，我已经被培养成了一种习惯，我习惯了盲人生活，我甚至开始学习盲文，我才三十出头，我还有几十年要活，我不想过着只有物质而没有精神的生活，我学盲文的目的就是想从书本上找到一些慰藉，给自己的灵魂找个去处。在妻子的帮助下，我开始学习盲文。然而，盲文还没入门，我的生活又发生了改变。
这次改变应该说不是向着坏处，而是向着好处。
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妻子高兴的无法用言词来形容，他在晚上和我做爱的时候，一边做一边痛哭着。她亲着我抱着我搂着我，不知道怎么样对我才好，她说我这个人心地善良，才会这样有好的结果。车祸的时候，四个人死了三个，就我活着。顺便交待一下，那个司机老陆，接了假肢后，他的漂亮女友跟他分手了，他没想开，服了一大瓶安眠药自杀了。
好消息是我们单位领导打电话告诉我妻子的。我们的领导姓杜，叫杜威，名字很有力量。杜威打电话告诉我的妻子说，他们最近在办理一件案子时，遇到了一个人，那个人得了绝症，他的家人同意把病人的眼角膜移植给别人，只是要点费用。杜威跟我妻子说，让我去医院查查看，看看移植能不能有效果。如果行，单位出钱替我移植。这样的消息，对别人可能没什么，但对我、我妻子以及我的家人，是怎样的一个利好消息呀。这个消息，就是我妻子晚上做爱的时候变得疯狂的原因，最起码是一个主要原因。就我回忆，从我出车祸后，她从来没有那么疯狂过。
电话是晚上打过来的，第二天一早，我和妻子就到了那个病人所在的医院。杜威也去了，他和那个病人家属谈具体价钱和过程，妻子拉着我去眼科查看我的眼睛，看看能不能移植。一切都很顺利，给我诊断的是一个眼科专家，他说只要有眼角膜，移植成功率基本可以达到98%。我知道专家也不能保证100%成功，他也不能把话说得一点余地也没有。等我查了一圈出来后，杜威那边谈好了，并且和病人家属签定了合同。我们本身就是搞法律的，深知合同的重要性，购买眼角膜这么大的事不可能不签合同。
手术是在一个星期后做的，事后，我从给我做移植手术的医生嘴里才知道，他从那个病人眼里取下眼角膜时，那个病人其实还没有真正死亡，嘴里还在蠕动着，好像要说什么，只是从他脸上一点看不出害怕和死亡的表情，好象死亡对他来说是一件幸福快乐的事。我听得有点毛骨悚然，一个人还活着却把他的眼角膜硬是切割了下来，再移植到我的眼睛上，我不光恐怖而且产生一种负罪感。从医生嘴里，我还了解到，那个病人，那个可怜的病人，不是一般的病人，而是个艺术家。当时，我一听艺术家几个字就被吓呆了，我甚至有点激动，艺术家的眼角膜将移植到的眼睛里。我从小就对艺术感兴趣，我学过钢琴，学过绘画，还练过书法，那些都是传统的艺术。但我没有高兴上几分钟，医生好像存心跟我作对，要把我的高兴劲儿消灭掉，他又笑着对我说，但也有人说他是疯子。医生嘴里的他是指那个病人。我听得有点犯糊涂，我就进一步问了关于那个艺术家或者疯子的具体情况。医生跟我说，他也不是知道的太多，他只知道那个病人原是先锋派画家，后改行搞行为艺术，他的什么裸体@，小便面条汤以及牛奶浴等等，都遭到了狠狠地批评，因为这些，有些人说他脑袋不正常。
那个把眼角膜移植给我的人，究竟是个艺术家，还是一个疯子，我当时根本就不能确定，但之后从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些事情来看，我确定他是个艺术家，而不是人们嘴上所说的疯子，或许把他定性为一个疯子艺术家比较贴切。
手术期间，我的妻子一直陪着我，杜威也不时来看我，杜威还拍拍我的肩膀说：“等你的眼睛能看到了，跟我们一样，你就继续上班，还是负责你那一块。”他还开玩笑地说，那次车祸损兵折将，差一点让律师事务所关门。事情过去了几年，杜威开出这样的玩笑，我也能接受。我也明白，他为什么愿意花几万块钱替我移植眼角膜，他需要我这样的专业人员。事后上班的时候，一个同事跟我说，我不在的那几年里，许多人打电话找我，让我替他们打官司。我是北大法律系毕业的，不光我的专业水平过得硬，我的敬业精神也给我迎来了很好的口碑，我打的许多官司在业界甚至媒体上很有影响，说得不谦虚一点，我也是小有名气的律师。只是我自己不这么认为，我只是敬业罢了。
二
一个星期后，准备揭开裹在我眼睛上纱布的那天，杜威和几位同事都过来了，我的妻子，我的父母，我的三哥以及妹妹也都过来了。他们虽然很激动，都在盼望着这个时刻的来临，但跟我内心的激动和盼望比起来，还是没法比的。我真的感觉到我的眼泪在眼眶里要流下来了，要不是那些纱布裹着，我估计我的泪水一定会华啦啦流下来。但医院事先交待我，千万别太激动，最好控制住泪水，否则对眼睛复明不好。有了医生的吩咐，我硬是克制住内心的激动。然而，当纱布揭开来后，当我看到我面前的一切时，我还是把医生的吩咐扔到了一边，我的眼泪还是无法控制的流了下来。
“看到了吗？”先是一个人问我，这个人不知道是谁，好像是我妈，又好像是医生，但又好像是我的三哥。甚至是男的声音，还是女的声音我也分不出来。我感觉很奇怪，但我知道，我可能是由于太激动的缘故。
几年了，我一直生活在黑暗中，我一直与黑暗打交道，我什么也看不到，现在突然看到了一切，你让我怎么不惊叫。我惊叫着，并抱住身边的妻子狂吻起来。我忘记了我的父亲在场，忘记了我的三哥，忘记了周围的所有人。现在想想，当时在场的人，一定非常吃惊。因为我是个性格内向的人，很少做出那样的举动来。
后来，我的母亲也抱住我痛哭，我的三哥用拳头在我的胸脯上轻轻地捶了我一下，我看到他的眼泪也汪在了眼里，他捶完之后还对我说：“幸亏当初没自杀吧。”他揭起了我的老底。
如果不是我三哥的那一拳，我还没有发现问题哩。其实，我应该早就发现问题，从纱布一揭开就应该发现问题了，可是，我为什么没有发现问题，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想可能我是太激动了，我看到了东西，看到了面前的一切，使我忘记了其它。
我的三哥拳头伸向我时，我看到的不是他的拳头，却是他的一只脚。我吃了一惊，三哥不可能把脚抬起来捶我胸脯吧，虽然他在部队练过几天毛功夫，他抬脚能够到我的胸脯，但在那么多人面前也不会这样呀。等我发现了这个现象后，再来看其他人，我发现了问题：他们全都头朝下。我在吃惊的情况下，我把眼睛伸向窗外，我看着窗外的那棵大树，我看着路上的行人，全都一样，全都头朝下走路，尤其是那些正在行驶中的车辆，它们不是向前，而是向后退。也就是说，我眼前的一切都颠倒了。上和下，前和后，全掉了个个儿。我更加吃惊了，我怀疑医生是不是把眼角膜的上下位置搞颠倒了，我记得在高中的物理课上就学过成像原理，书上说，事实上所有的像在眼睛里都是倒过来的，只是人感觉是站着罢了。难道那个已死的艺术家视角就是这样？他看到的东西才是真实的东西？一切本来就是颠倒着的？
我吃惊的表情，医生大概看出来了。他说：“怎么啦。是不是哪儿不对劲，或者不舒服？”
我说：“医生，你们会不会把眼角膜方向搞错了？”
医生说：“你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看不到眼前的一切？”
“不是。看是能看到了，但觉得不对劲。你带我去复查一遍好吗？”我没有把一切颠倒过来的事告诉医生，他们正处在喜悦和高兴之中，我不想扫他们的兴。
医生带我去查了一遍，在仪器室里，我跟医生说：“我看到的东西都颠倒了过来。”
医生脸上露出怀疑表情，然后认真仔细地给我查了又查，最后对我说：“不可能的，移植绝对没问题。”
我说：“哪我看东西怎么会这样，全是颠倒过来的？”
医生说：“是不是其它问题，或者是你的感觉出了问题。你先调养几天再观察观察。但我们保证手术绝对没错。”
从仪器室出来后，我让医生不要把这些告诉我的亲朋好友以及杜威他们，他们正沉浸在喜悦之中，我怎么能破坏他们的喜悦心情。
后来，医生又对我进行了复查，并且进行专家集体会诊。但他们的结论是移植绝对没错，他们还问我是不是在说谎，说按道理不应该出现这种现象。
我从医院出来时，那个病人家属特意过来看看我。一共是二个人，一个是母亲，一个是姐姐，据说姐姐还是从美国旧金山赶来的呢，她虽然没有赶上弟弟的葬礼，但她想看看我，而我知道，她不是真的来看我，而是来看她弟弟的眼睛。他们母女二人看着我流泪水了，她母亲的手还在我的眼睛上抚摸了两下，我能理解，这双眼睛毕竟有着她儿子的重要组成部分植在里面。临走的时候，那个我没有见过的艺术家母亲问我，看东西有没有什么差错，是不是跟正常人的眼睛一样？我没有如实跟她说，我说一切都很好，并表示深深地感谢。我不能把实情告诉他的母亲，说我看东西都是颠倒的，那样他的母亲一定很伤心。没想到的是，他的母亲告诉我说，她儿子活着的时候，老是说疯话，说他看到的一切都是颠倒的。我听了在心里暗暗地吃了一惊。难道他的儿子天生这副看一切都是颠倒过来的眼睛？这个世界没有不可能的事，这个可能我觉得应该极有可能。搞不好，那个艺术家，从小开始，看一切就是颠倒的，也可能，他有着这副眼睛才成就了他的艺术家。当然这是我的内心想法。
回到家后的半个月，那个替我做手术的医生，还打电话问我眼睛是不是看东西还是颠倒着。我没有告诉医生实情，我欺骗了医生，我说一切都正常了。事实上，我是怕麻烦，我知道我要是说还是老样儿，医生说不定要让我去复查或者把我作为个案进行研究，我可不想像稀有动物一样被他们研究来研究去。再说，我的视力很正常，我能看到一切，虽然他们颠倒着，但并不影响我的生活。而且，在之后的一小段时间。我发现视力又出现许多好现象，一些东西在我眼前颠倒了，但有些东西却没有颠倒。我经常被眼前的事物搞糊涂了，我不知道哪些是站着的，哪些东西是颠倒过来的。从这个现象，我知道眼角膜肯定没有植颠倒，不然怎么解释一些事物颠倒一些事物没有颠倒？
三
一个月过后，也就是去年的春天。我记得那天好像是星期天，杜威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可以上班了？我想到是他给了我光明，如果我再不去上班，实在是说不过去了。我答应星期一就上班。
虽然我几年没上班，但杜威对我还是不错，安排了一个职位。
第二天，杜威带着二位同事去浙江奉化，去调查一宗半年前的案子，临走的时候，他召集大家开了一个小会，在会上还让我近一段时间负责南京的工作，他可能为奉化的案子要在浙江呆上一个月左右甚至更长。
就在杜威走后的当天下午，我们律师事务所接到一个案子。这个案子是个很小的案子，但弄到最后却变成了一个大案。也就从这个案子身上，我才发现，我不只是看具体的物有些出入，我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也和别人不一样。怎么说呢，当我坚持我的观念时，我的同事都拿眼光死死地看着我，好像我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我了，好像我已经换了一个人。因为我把一个案子的性质以及整个过程都颠倒了过来。
案子是一个小偷闯进了一幢别墅，偷了别墅主人的三百块钱和两瓶好酒，那酒小偷当时就打开喝了三分之二，如果小偷不是喝了三分之二的酒，也就不会被抓住了。小偷喝完酒后，就在住宅区的草坪上睡着了，等主人发现家里被偷报案时，小偷还躺在草坪上呼呼大睡呢。小偷当然没费事就被抓住了。那个别墅主人就狠狠地打了小偷一顿，当然把钱和酒收回了，只是其中的一瓶酒还剩三分之一。就是这么个小案子，那个别墅主人把小偷告到了法院，要求将小偷绳之以法。法庭上，小偷是被告，别墅的主人是原告。为了叙述方便，我们暂时把小偷比喻成白，把别墅主人比喻成黑（或者相反也一样）。白方成了被告，黑方成了原告。后来在法庭上，辩论的时候，黑白双方不知哪儿对哪儿，也不知道白方有理还是黑方有理。小偷在法庭上有点咆哮公堂的味道，他一个劲地喊，我不是小偷，我如果是小偷，那他就是大偷。小偷说“他”字的时候，还用手指了指那个别墅主人。别墅主人显然不能接受大偷的说法，于是便让小偷陈述理由和证据。就在小偷结结巴巴陈述不出来理由时，我突然站了起来。我站起来之后，所有人的眼光都朝着我。因为，我是被别墅主人请来的，也就是说我是他请的律师，他让我一定把小偷送“进去”。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别墅主人也太狠心了，不就是三百块钱两瓶酒事情，干嘛要把小偷送进去呢。按理说，无论怎么样，我是为黑方服务的，应该站在黑方这边才对。但那天不知是出了什么鬼。我的头脑好像一阵发麻，接着是一阵头痛。那个时候，我没想到我的头痛和发麻跟我的眼睛移植都有着关系。
还是从我站起来说吧。我站起来之后，我说，我可以帮小偷陈述理由吗？大家都惊呆了。我怎么可以替小偷说话呢，我是黑方的律师呀，我怎么把自己的身份搞颠倒了。但审判长最后还是同意我的请求。我看着别墅主人说。在说之前，请允许我把别墅主人的大概模样介绍一下，使得大家对这个人物有个直觉印象。这个别墅主人大约1米65，是一个属于横向发展的人，高度差不多是粗度的二倍，眼睛泡有点肿，头发在他一低头的时候，不是温柔，而是无法避免地露出中间的空白地带，也就是许多小说家笔下所说的“溜冰场”。他的指头粗得有点离奇，这点他去我们律师事务所跟我握手时我感觉的实实在在，当时我凭感觉还以为他是黑社会出身的，手指被齐斩斩地去掉一部分呢。他的嘴唇非常之厚，他的鼻子红红的，百分九十九肯定是酒漕鼻子，不知道跟他喝的酒多少有无关系。需要说明的是，当时有一个奇怪现象，我看小偷时，小偷的人像并没有颠倒过来，而那个别墅主人却颠倒了过来，法庭上的那几位陪审员也都颠倒了过来。好了，先介绍这么多吧，我站起来之后，大家惊呆了之后，法庭同意我替小偷陈述理由之后，我却没有陈述。因为我也没有什么好陈述的，也拿不出什么证据，我拿什么证明那个别墅主人就是大偷呢。我是学法律的，法律讲的就是证据，有时候明明知道一切都是真的发生了，就是那样儿，可就是抓不住证据，而没有证据你却拿他没办法。我没有陈述理由，并不代表我没有发言，我有发言权，我对着那个别墅主人说：“你现在是干什么的？”他说：“主审官，我必须要回答吗？”主审官没说话，只是冲他点了点头。只见那个胖子有点骄傲地说：“我是处长。”我接着问：“你每个月的工资是多少？”他还是很骄傲地说：“三千八百。”我说（后面全省去双引号，烦死了），你工作了几年。他说，六年。我心想,六年搞个处长还真够快的。我说，你的别墅什么时候买的？他说，二年前。我说，你贷了款？他骄傲地说：“我一分钱也没贷款。”（这个呆B，他竟然不知道我把他一步步逼入死角）。我说，那幢别墅多少钱？他又骄傲地说：“八十九万九千七百。”我真吃惊于他的记忆力，他能记得如此精确。答案已经明摆着了。我问到这里的时候，我说我问完了，这就是我想陈述的理由，一切都在一问一答中。我问话的时候，小偷一直在掰着手指头数着什么。等我问完后，他向审判长举手说，我有话要说。审判长点头让他说。小偷看着那个别墅主人说，他才是小偷，真正的小偷，而且是大小偷。审判长说，你有什么证据？法庭上重视的是证据。小偷说，他的房子是二年前买的，那时他才工作四年，就算他不吃不喝吧，一年才四万多块钱，算五万吧，四年才二十万，八十多万减去二十万，还有六十多万是从哪儿来的，不是偷来的是从哪儿来的。“你告诉大家，你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小偷指着那个别墅主人大声问道。“我只不过是小偷，他是大偷。你们应该抓的是他而不是我。”小偷指责完黑方之后，又冲着审判长喊。
后来，法庭上炒得像一锅粥，审判长不得不宣布休庭。休庭后，那个胖子溜了。原告一溜，还开什么庭呢。这个案子也就这样结束了，或者说不了了之。小偷当场放了，小偷高兴的在我脸上吻了一口。弄得我有点不好意思，因为那个小偷是个女孩子。
四
那天回家后，妻子哭着说，你今天怎么了，你怎么能帮着那个小偷说话呢，是不是那个小偷是个女孩子，你还有一点正义感吗？我惊讶妻子知道的这么快。我说，法庭上的事，你全知道了？妻子说，你个傻瓜，你怎么能这样，你答罪了人你知道不？我说，我答罪了谁？妻子说，刚才有一个人打电话来，把你在法庭上颠倒过来为小偷说话的事告诉了我，他还在电话里说，一定要修理你一顿呢。你就别出去吧。我知道妻子是为我好，为我的安全作想。可是，我是学法律的，我怎么能这样软弱。这不是明摆着威胁吗。我抚摸着妻子的头说，你放心吧，我不会有事的。
哪知第二天，我就有事了。当时我从事务所出来，大概走了几分钟的路途，就有几个家伙上来，他们也不问青红皂白，上来就打，一边打还一边说，你这个吃里扒外的家伙，我们处长请你打官司，你却反过来帮着对方打他官司。我是躺在地上差不多半个小时才爬起来的，我招了一辆出租车，直奔医院，还好，都是一些皮外伤，没有伤筋动骨。这个处长真他妈的目无王法了，竟然顾人修理我，而且那么直截了当。我怎么能咽下这口气。我回家之后，就准备材料，我准备把他告到法庭，让他知道这是个法制社会，是个文明社会。可是，最终法庭根本不受理我的案子。我是一个替人办案的人，却连自己的案子无法办理，真的奇了怪了。
就在我为我被打的事东跑西跑时，另一件事情发生了。这另一件事情的发生，引起了我足够的思考。我在想，事情怎么会发展到这一地步，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在黑暗中的那几年，过得那么顺顺畅畅，没想到眼睛复明之后，接连发生一连串的烂事。先是我被打，接着就是我回家看到的事。
那天，我去了一趟法院，我把起诉那个处长的材料第三次交到法院，我不相信在这个法制社会就治不了那个小小处长，他妈的算什么嘛，不就是小小处长吗，打人的时候，竟然回避都不回避，直接说就是他打的，真他妈太嚣张了。如果是省长如果是部长，像他这样还了得，那要是不高兴，那要是谁答罪了他，他还不动用军队直接把一家人拉到大街上处决掉？我从法院出来后，一看时间，已经快到下班时间了，我就没有再回到律师事务所，而是直接打的回家。我一到家，准备拿出钥匙开门，轻轻地一推，门自动开了。我心里一惊，因为每次的防盗门都是锁着的。我们那个小区的治安状况不是太好，我让妻子平时一定要把门锁上。而门却开着。我的第一感觉是不好，我这样感觉出来的时候，我跑进了妻子的房间。我一推开卧室的门，我一下就傻眼了，我看到我的妻子蜷缩在床上，像一只寒风中的纱巾轻轻抖动。妻子看到我之后，她把衣服拿起来捂住胸部。我再一看，妻子的头发乱得像一堆稻草，全身赤裸着，嘴角还流着血？天啦，怎么会这样？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我不知道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这是谁干的？谁强暴了我的妻子？我愤怒了，我走到妻子面前，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我没有问妻子，我知道一切都是那个处长干的，但我又没有办法取证。
妻子抱着我说，怎么会这样呢。他们说是来收水费的，一打开门才看到他们有三个人。那三个人进来什么也不说，就一个劲地把我往床上拖，然后一个个上来折磨我。怎么回事呀，怎么一下子会变成这样呀。我的妻子怎么会想到发生这种事，怎么想到这种事全是我引起的呢。
我把妻子搂着，我的眼泪也掉了下来。我知道妻子抵抗了，从她嘴里流出的血就能判断，但她没法抵抗住，她一个女人怎么抵抗得住三个男人。我用床单把妻子嘴角的血擦掉，然后拉着她到洗澡间洗了澡。等把妻子安排在床上睡下时，客厅里的电话响了起来。我没有心情去接，但电话老是响个不停。我拍了拍妻子，示意她我先接电话，然后过来陪她。我不接电话也就算了，我一接电话，差一点没把我气死。
“喂，你到家了。看到了一切。是不是觉得很爽呀。你那美丽温柔的妻子被我手下的三个兵强暴的感觉如何，你没有问问她吗，你应该问问她的。你这个小子，吃错了药是不是，你违反了生活规则你知道吗。从一开始你就违反了你知道吗。你怎么能替穷人打富人的官司呢，你头脑有毛病呀是不是。你是疯了还是怎么了。你不是天天整材料想告我吗。你去告呀，你他妈的去告呀。你听着，你这个不知好歹的小律师，你以为律师就可以打胜这场官司吗？你以为正义就能打胜这场官司吗？你真他妈的小儿科，你真年轻呀，你对这个社会真是一点也不了解。法律是对付谁的，你真的不清楚吗？法律是用来对付穷人的你不知道，是防止他们乱偷乱抢的你不知道，法律怎么可能对付我们。我们是法律的制定者，我们怎么可能用自己制定的东西来对付我们自己？我第一次找人修理你，只是想警告你，我没让他们把你怎么样，只是给你搞点皮外伤。哪知道你小子不识时务，得寸进尺，天天往法院跑，你以为你是北大法律系毕业的高材生，就能打胜这场官司吗，你以为凭你的力量就能把我送进去吗？你想得太天真了。你没去想想我几年时间做上了处长位置是怎么来的吗，你知道我是靠谁的关系才这么快吗。我不想跟你说，我怕说了吓着了你。不要说是你，就是法院院长，他又能把我怎么样，他见我还得让我三分呢。我想不说那么多你也明白。好了，小子，收住吧。我也不想把事情做绝。但我警告你，如果你再不好好反思一下，再送什么材料，可不要怪我不客气。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要了你的小命，要了你妻子的小命，都是小菜一碟的事。再说，根本也不用我去动手，我怕我的手动脏。”
我听着，我始终听着，我一直听着，我一句话也没说，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知道我不能把他怎么样，我又能把他怎么样呢？不要说我一个小小律师，就是他说的法院院长又能把他怎么样呢？我知道他不是拿什么大话来吓我，这个胖子一定有着不一般的背景，不然怎么可能这么大胆而嚣张，在电话里这样跟我说话，跟一个律师说话。我放下电话，走到妻子身边，我伏在床上，把她轻轻地抱住，这是我唯一能做到的事。
我开始反思了，他说的对，我应该反思。我怎么可能会为穷人辩护呢，我怎么会突然站在那个小偷一边呢。如果不是那天的突然改变，这接下来的事也不会发生呀。
五
自从眼睛复明后，我不但视角看东西颠倒了，我的脑袋看东西也颠倒了。人们认为对的东西，在我看来，却是错的。而人们认为错的东西，我却总认为是对的。我把这个世界颠倒了。是这个世界本身颠倒了，还是我把他们颠倒了？我真的说不清。我知道问题肯定出现在那个眼角膜上。是那个眼角膜改变了我的视角，也改变了我的判断力。我把黑说成了白，而又把白说成了黑。我常常颠倒黑白，难道黑白颠倒才是这个世界的本质和真相？
经历了这二件事之后，我不再对艺术家向往了，也不再为自己移植了一个艺术家的眼角膜而激动和骄傲了。都是艺术家的视角给我带来了这一切不幸，甚至可以称得上灾难。我知道，那个艺术家活着的时候，看东西一定跟我现在一样，全颠倒过来了。
我真的好后悔，如果我还在黑暗中，还是个盲人，我也不会再看到这个黑白颠倒的世界，也不会发生这么多不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从另一个黑暗走进了这个黑暗。我现在好苦恼，如果继续生活下去，无疑我是生活在一个颠倒的世界里，这个颠倒世界怎么让人习惯呢，如果再回到盲人状态，我又回到了黑暗中。我去哪儿也不是，我应该怎么办？是继续活在这个颠倒的世界，还是应该回到黑暗中去？我要是想回到黑暗中去还是有办法的，我只要装着眼睛突然看不见就行了，然后我就可以不去上班，不再接那些案子。
我是否要这么做，我还不能确定。我想，等到妻子心灵上的创伤抚平之后，再做决定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