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中庸》
成语“素位而行”乃出自此处。意思是说君子只安于其位，尽其本分，不愿在此以外而有所为之。明白了这个道理，则无论处于富贵、贫贱、夷狄、患难，都能安然自得。“素位”，平素之状，本来之态。君子能安于原来的状态，安分守己，无入而不自得。“无入”即无处。
之前对儒家的中庸之道有一定的误解，认为儒家过于默守陈规，囿于“絜矩之道”，乃至于“存天理，灭人欲”更有灭绝人性之嫌，甚至于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当做孔子愚民的主张。如今认真研读《大学》《中庸》，发现是自己不学无术的缘故。
任何一种思想、一个哲学体系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这也不符合道。孔子亦然。孔子其实是在构建一个理想国，在理想国的框架下，君王富有德行，爱民如子，所作所为合乎天道。君王是遵照天命来管理臣民的，所以臣民自当安于本分，自得其乐，尊重君王就是顺应天命，那么天下即可大治。所以，儒家提倡的“絜矩之道”、“素位而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不难理解了。
孔子的理想国，说白了其实很简单，就是按照周朝贤王的标准执行即可。“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所以孔子述而不作，尽信古人，这里的古人自然就是尧舜和文武。
然而尧舜年代久远，无法考究，甚至没有可供参考的文字依据。而三代之中的夏朝和商朝，尽管距离周朝最近，也有贤明的天子和“克配上帝”之道，但孔子说：“吾说夏礼，杞不足徵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也就是说，尽管夏礼在杞地、商礼在宋国依然有所保存，但因为硕果仅存，不足以验证其推行的儒道的正确性，所以至今仍沿用的周礼成为不二之选，“今用之，吾从之。”
而周朝的贤王之中，孔子推崇备至的当属文王、武王和周公。《诗经》和四书中的君子形象也多以文王为标准：“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说的就是文王；“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说的也是文王。对文王，孔子既赞美又羡慕：“无忧者，其惟文王乎！”因为文王“以王季为父，以武王为子；父作之，子述之。”还有周公这样的贤臣辅佐武王，“成文武之德”、“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简直是十全十美，人生的大赢家！
所以，孔子推行的儒家之道几乎是照搬文武二王作为标准版本。一来以当朝的先王为偶像，不会犯下政治错误；二来文武之道向来为人称颂，值得后人推崇。
文武之道得见于《尚书》。尚书即上古之书，是周朝以前君王执政治世的公文集。《大学》引用的《康诰》、《大甲》、《帝典》均是《尚书》中的内容。其中《康诰》乃周公所述，康叔记之，并以周成王的口吻向天下百姓颁布。成王乃武王之子，其颁行的《康诰》强调以德服众，以德治民，可见其继承和发扬了文武之风，顺乎民意，顺应天命。故有“克明俊德”、“天之明命”之说。
《诗》云：“维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骏惠我文王，曾孙笃之。”说的就是文王上应天命，品德纯美；文王德业泽被后代，后代当遵其遗教，发扬光大。对此，《中庸》也发表了感慨：“盖曰文王之所以为文王也，纯亦不已。”文王之所以是文王，完全是因为他具有永无止境的纯美品德啊！
同时，按照周朝贤王的标准，既是对今后君王的要求，也是对欲成为君子之民众的要求，而成不了君子的百姓，那就只好“由之而不可知之”了，照着做就行了，不需要知道为什么。从这一点来看，孔子的思想还是比较公平合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