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佛祖在一号线》

对于伊凡·伊里奇的生活,作者托尔斯泰评价说,它是“最简单、最平常的,又是最可怕的”。这是典型的宗教信仰者的观点。后世的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对此故作不以为然,他说,既得利益者的生活“就我所知,最简单、最平常,按美国标准却最了不起”。他的意思是,伊里奇式的成功和富有在普通美国人来看是难得的好事儿,如果有谁认为在成功富有之外还得感受灵魂的质地,那就叫有毛病。他其实嘲讽的是美国,支持的是托尔斯泰。

有些人有着聪明的头脑、贪婪果敢、敏于行动,另些人则有着不合时宜的个性,胸有丘壑、心事重重,他们是完全不同的杰出者。我们在蝇营狗荀的生活之中学到的是贪婪,而失去的正是个性。当我们在朝阳区或者浦东的昂贵写字楼里寻觅各种机会的时候,并不曾反省自己的日子是多么槽糕,用戈尔·维达的话说:“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人性的因素。

关于当下的中国人的生活。学者们有个说法叫“成功动机过剩”,我深以为然。我们都是同一列火车的乘客,这火车的司炉工拼命加煤,因为我们想开到月亮上去。老想着成功干吗呀?就好像我们的智力不足以应付不追求成功的生活似的。

高中时我看莎士比亚的剧本《暴风雨》,记住了里面的一个著名的怪物,名叫“凯利班”。如今,每当我看到什么宏大的、庄严的、愚蠢的和可笑的事物,都会想起它来。他又丑陋又有力量,像牲畜一般冷酷残忍,在西方语境中又被认为“象征着被压抑的被扭曲的东方世界的文化起因”。

我觉得,非政治意义上的自由的真谛不在于叛逆,而在于“不在乎”。假如一个人既付出了一些努力,又不对任何实惠的回报抱有企图,那么他就会相对自由一些。

我想,在中国,高尚的标志是在理想上与小时候别无二致,聪明的标志却在认识世界的方式上与那时有天壤之别。

一个社会的常识越多,妄言就会越少。妄言少了,妄为才会少。妄言只令人心烦,妄为才令人忧虑。

比方说,我觉得各种过分的民族主义言论就是妄言,而狭隘民族主义者们想干的事就是妄为。世界上最恐怖的事情,就是在一个缺乏常识的环境下一些缺乏常识的人既对自己的能力自信满满,又对自己的价值体系坚信不疑,还对自己的道德激情深感自豪。倚若这些人大权在握,就会导致广泛的悲剧,比如两次世界大战。倚若这些人是普通民众,那么祸乱会小一些,只会导致智慧湮灭一智慧这东西我们肯定有的是,要不我们怎么会总是随手就毁灭那么些呢?

更可怕的状况则是上述两者结合在了一起,这样的悲剧在中国历史上可不止发生过一两回。

我并不认为这个世界上有“独立思考”这回事,除非这种“独立”指的只是立场,而不包括思维方式。我们总是使用一些从别人那里学来的见识来琢磨事儿—一但是每个人学到的想问题的方法却有好有坏。

比如说有的人是从亚当·斯密那里学到的见识,有的人则是从他二大爷那里学到的,我并不厚此薄彼,一定认为前者看待问题就比后者更为可靠。但是我想,要是有人既学亚当·斯密,又学他二大爷,并把两者作个比较,他就一定会变成相对聪明的人。要是他固执地相信他二大爷,却不愿意亲近人类千百年来积累下来的智慧,或者一生中极少有机会听说相悖的观点,却有着强烈的行动欲望,那么就他的人生来说,我列举不出还有什么比这更为危险。

杜牧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全部的中国政治史。中国历史没能解决统治权与民权的矛盾,就像一场恶搞,统治者总是掉进同一条沟里。

这种意识,这种思绪,可称之为“历史的愁容”。它的核心思想是兴亡乃人间常态,美好却永难实现。世界各地都有历史的愁容,前面的引文就是体现,可是在我看来,唯有中国才称得上是一个愁容挥之不去的国家。在往复循环的历史中,进步并不存在,老百姓便心灰意冷。这就像一只天真的羊,这只狼吃它,那只狼也吃它,羊就虚无了:我他妈的是你们的干粮啊!

这样的羊,一定会失去羊的天真,要么萌生做狼的野望,要么对一切漠不关心。这样的老百姓,一定公共意识欠缺,自私的心理发达。这样的知识精英呢,则多会寄情山水,风流自诩。如此一来人们就会在面对公共事务时愁容满面。马尔库塞讲“单向度的人”就是对社会失去批判精神,一味认同现实的人。单就这层意思本身而言,要我说,这种人如果有十个,九个在中国。

那么怎么办呢?我只能说,我们不能再重蹈历史的覆辙。这话语焉不详,那么姑且如此吧。这类话说了也没用,但是并非毫无必要。

汉娜·阿伦特说过残忍是与什么联系在一起的。她举了纳粹战犯艾克曼的例子,说在某些世界里更广泛地存在着一种“平庸无奇的恶”,有些作恶者之所以作恶,并不是因为他们本性邪恶或者有施虐癖,或者他们有什么特殊之处,恰恰相反,他们之所以作出令人发指的恶行正是因为他们平庸无奇,脑袋空空如也。

可是二十多年后,我却常常想起这个电视剧主题歌里的一句歌词:未怕罡风吹散了热爱。我偶尔会想:真的好像是有一阵莫名所以的晚风,已经悄悄地吹散了我们莫名所以的热爱。我也不记得消散的是什么,但是我记起有什么东西消散了。

那时我曾感觉到空虚,却无法形诸言语,现在我已经足够成熟,明了那空虚从何而来:我是一个少年,有很多梦想,可是在日复一日的光阴中却无所依托。我们匮乏一种令人心安的事物,有时人们叫它信念,有时则称之为人类之爱。

一位朋友对我说,你别再做矿难报道了,那都是垃圾新闻了。你知道这句话最令人吃惊之处在哪里?在于它一点儿没错。公众的同情心是有阈值的,很容易厌烦,久而久之,再严肃的悲剧也会无人理会。

当人们的周遭不乏正义的说教,却缺少秋水漫溢般浸透生活的实体正义,一个社会就绝不会有什么教养可言。正义不能昭彰,恶行就会得到鼓励,一个国家就必然指鹿为马,正邪混淆,人民也就必然一边抱怨一边堕落。亚当·斯密的著作《道德情操论》中有言,正义和道德是两回事,正义是支撑一座大厦的柱子,道德则是这座大厦的装饰。连道德都无处附丽,教养就更是痴人说梦了。

一个可以问“凭什么”的社会就是正义的,一个不能问的社会就是不正义的;正义就是是谁的归谁,而各种不正义都是杀死知更鸟和偷去杀死它们的历史的变种。

夏天的时候,没什么契机,突然间“叮”的一声,我就清清楚楚地看到自己的生活是不对的。这就像一条鱼跳出鱼缸看到了自己。我发现我的生命已经闷住了。我不很开心,也没有不开心,我既不快乐也不痛苦。很多年里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游动并且感到自如,只是因为我很知道玻璃墙壁在哪里罢了。我想这就是被体制化的烦闷就是“你有一份工作,有一个家庭,如是而已”的那种体制化,阻止了你去想自己真正渴望的是什么。

我渴望的是什么呢?正是那些会被嘲弄为文绉绉的、却仅仅是因为人们感到遥不可及才加以嘲弄的东西:激情、生命的激荡感,或者任何令人超脱于闷住的生活的事物。或者说,某种类似柠檬的东西。

摄影家卡蒂埃·布列松有个“决定性瞬间”的说法,指的是最佳照片可以敏捷地抓住恰好出现的瞬息光影,无论是轮胎还是水洼,或者一个跳跃的人,在此时都各得其所,显露出非比寻常的意义和美。我想这验证了万事皆有灵光,或者说可以显露出本来面目。

这些奇怪的瞬间,有时是辉煌的,有时是清凉的,唯一的共同点则是某种与众不同的安宁。你突然远离了繁华人间,进入了某种彻底的孤绝之中,恰似飘然抵达了世界的尽头又回望着此地。

小时候,我可未曾想到此生有好文章可读,有人与事可经历,其时天真淳朴,全然不知文明已被经营了千万年,忽然迎迓我之来到,这是意外之喜。相较生活的诸般细节,这才是大的命数。周围的这一切并非理所当然,而是奇迹。我并不知晓生命是什么与为什么,可是我觉得,我居住在一个罕有的星球上,微生物在这里改变了空气的结构,而昆虫们忙忙碌碌地把生命连缀在一起,这里有季候、洋流,有一个精妙绝伦、生机勃勃的系统,这运气很是不错。按概率来说,我算中了头奖了。我相信无是常态,有是奇迹,冷寂是常态,生命是奇迹。

年轻时我想活得灿烂,墓志铭上最好写着“他的光辉照亮了个黑暗的角落”之类。到了30岁,我想身后评价可以雅静一点,“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便好。如今我再不想这些了。这并非志向消沉之故,而是领悟了人生至为紧要之事以及志向实现的前提。人生苦短,欢愉有时,我想真正重要的是活得令自己尊重。我把“香草美人”当作精神尺度,慢慢学做谦谦君子。这是道德律令,可是说到本质又不尽然,其实嘉言懿行来自内心,更多的是一种审美体验。

当理科生质问“文科生有什么用”的时候你可能很难回答,但是在夜阑人静、手不释卷之时你却会发现,世界上各种接近真知的努力都有唯一之核,就是对存在的真实的追问,最杰出的文学作品与最杰出的天文学或物理学研究其实是一回事,它们的浩瀚之美让我们的灵魂恐惧却安宁。

孔子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我觉得这不对。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那些最小的小民的幸福感。有什么事情,国家不必瞒着他们,国家对于幸福的想象也该与他们分享。

有人身为纳税人,得到了很烂的公共服务,却会说“什么什么也不容易,应该理解嘛”云云。理解并不是问题,可是在“什么什么”的光辉照耀之下,你那个小小的自我站在哪里呢?倘若利益常受损害,却习惯于站在侵害者的角度考虑问题,那么单论个体,我只能说,性格太过黏黏糊糊了,论整体,我就要惊叹这配合度已经高过了云雀的翅膀。

有句关于中国教育的机灵话是这么说的:成人教育儿童化,儿童教育成人化。我们的成年人被教育不要随地吐痰呀,不要穿睡衣呀什么的,小孩子则被教育要有远大理想呀,要为祖国奉献一切呀五六的。

关于这种无法达到的念想与惆怅,弗罗斯特有一首名诗说得很清楚:林中有两条路,你永远只能走一条,怀念着另一条。

这让我想起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说到,当他向年轻人进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往事时发现:“有多少事对我来说还是不言而喻的现实,而对他们来说却已成为历史或者不可思议。但隐藏在我内心的一种本能使我觉得他们的发问是有道理的,因为在我们的今天和我们的昨天与前天之间的一切桥梁都已拆毁。

著名导演英格玛·伯格曼讲述的故事就要朴素多了。他说他的梦想就是古代的一个传说,大教堂倒塌了,工匠、工程师、磨房主、骑士、小贩,三教九流都不约而同地聚集过来,花很久的时间重建了更为辉煌的教堂,建完他们就走了,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伯格曼说,他的梦想就是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共建人类文明的大教堂。

在价值观和市场上,我们都是顺流而下,顺水推舟,宁为附骨之蛆,不做自由之蝶。任何一个行业里做出的不公正的、不善良的、丑陋的和没有品质的事情中都有我们的劳绩。我们这一代人得到了社会中坚的位置,也许也获得了社会中坚的利益,但是并没有承担起社会中坚的责任。我们油滑地绕过了历史责任的尖角,矢志奔向狭隘的中产之家。这不是谴责,恰恰相反,我只是遗憾地理解了个人人得见的事实并且陈述了它。我们在利的面前太过自轻自贱,在义的面前又太过傲慢无礼,历史在拍照,我们则看到自己的姿势难看透了。

罗素有一句名言:“参差多态,才是幸福之本源。”下一句话则很少有人知道:“可是这在乌托邦里却丝毫不见。”一个好的社会自有宽容度,一个不够好的社会则只有单一的评判。我愿意去灾难现场,但不喜欢任何一元价值观,不喜欢巨大的“善”压迫了渺小的“自我”的世界。

一个国家的常识不该是无可奈何的“无非如此”,而该是我们愿意用内心去深深认同的“理当如此”。

胡适:“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

自由是普世价值,人类的一切努力都该以此为目标。所有美好之事都是自由的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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