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晚明史”系列不太好读，五本书加起来二百多万字。当然，长不是问题。同样写明史，《明朝那些事儿》也不短，好读得很。
作者樊树志老先生治学严谨，大量引用史料原文。不但如此，作者做结论也很谨慎，经常把不同观点史料放在那儿，读者自己琢磨吧。这倒也是，几百年前的事，谁能说得清楚到底咋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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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例子，看过《碧血剑》的都知道，李自成手下有个大将李岩，人称“李公子”。这人在农民军中是个独特存在，文武全才、人品还好。大顺军进北京，全腐化了，只有他保持清醒。别人都变了，就你不变，格格不入可不行，于是就被闯王赐死了。
金老这么写，是拿李岩-李自成这对关系对应袁崇焕-崇祯的君臣关系。
顾诚先生在《明末农民战争史》里认为李岩这个人属子虚乌有，所谓“李公子”云云就是民间称呼李自成的。
樊老先生则认为，顾先生太武断了，明明很多史书上都记录了李岩，怎么能说没这个人呢？
就这么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事，成了悬案。到底有没有呢，大家自己判断吧。我倾向于顾先生的观点，没有。
为啥呢？这个人太像小说里的人物了，集中了所有优点，还是冤死的，特别符合传统文学里的忠臣形象，结合生平经历看，像是硬生生被嵌进大顺军集团的。
清朝为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对明朝而言极力宣传袁崇焕被冤杀，对大顺而言极力宣传李岩被冤杀，证明崇祯和李自成都是亡国之君。这个逻辑倒和金老一样。
这样的问题其实很多，比如农民军到底开过荥阳四十八家大会没有，有没有车厢峡这个地方，大顺军进北京拷赃得了多少钱，甚至大顺军到底腐化了没有，张献忠屠川了没有？
这么多问题搞不清楚，历史的意义是什么？
樊先生写这套书就是要解答写历史的意义。他在后记里提到：宏大叙事是历史研究的一种手段……宏大叙事与碎片化研究，都有存在的理由。但是……不能用碎片化取代宏大叙事……我想用《重写晚明史》，向宏大叙事的历史研究致敬。
谈宏观，对业余爱好者来说足够了。就像看高手过招，我们怎么能像王语嫣一样喊出来萧峰的每一招，只要看到萧峰拎着慕容复脖领子把他扔出去、知道武功谁高谁低就行了。
2
那么，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历史到底是不是群众写的？
也是，也不是。
一个政权，人心丧尽，自然要翻车。明末，农民起义蜂起，岂独一个李自成，岂独一个张献忠？
朝廷面对的是死局，且不说与满洲和农民军两线作战，就说剿农民军一事。要剿就要派兵、征兵，派兵、征兵就要筹款，筹款就要加税，所以就有练饷、剿饷（加上辽饷就是“三饷”），加饷自然就有更多人造反。于是，死循环。
但得天下的也不一定得民心。
李自成进京，算是得了天下，得了天下民心吗？满清入关，肯定是得了天下，得了什么民心？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得什么民心？
所以，历史是胜利者写的、是胜利者中的英雄人物写的。
胜利者和英雄人物是1，群众是0。只有1没啥用，但没有1、再多0也没用。有了1，0可以变成倍增器、放大器。
历史可以创造英雄，群众也可以创造历史，但没有英雄的群众创造不了历史。
3
接下来的问题是，人和制度哪个重要？
少年时，我当然认为人重要。受小说、评书、戏文、故事影响，觉得那些叱咤风云的英雄们是历史变化的主因。
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觉得制度更重要。好制度可以不让人办坏事，坏制度却会让好人变坏。
再后来，又觉得还是人重要。制度是人制订出来的，有了制度，人不遵守有啥用？执行制度的人是弱鸡有啥用？同样的人，在不同制度下表现不同；同样的制度，由不同的人来干也会不同。
比如说内阁，制度还是那个制度，皇帝不同、首辅不同，结果大不同。
明太祖是强人，啥事都可以自己干，也都想自己干，不需要宰相。胡惟庸、李善长，通通干掉。
明成祖也是强人，但没老子那么强，就搞了个内阁，找几个人当秘书顾问。
再往后，仁宗、宣宗就不算强了，所以更倚重内阁。内阁大学士其实才五品，放今天就是正厅级干部，但慢慢变成决策者了。
到明中叶后，内阁首辅权重，就成了实际上的宰相。严嵩、张居正都是一时权相。
从制度上说，这种变化合理，后世儿孙有几个像朱元璋那样亲历亲为、事事明白，不靠内阁靠谁？但同样明中叶后，大量内阁首辅也没什么作为。
所以，也不全是制度的问题，个人在制度之下的作用极其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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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作用巨大，那明末之局，如果换个人，能不能解决？
历史不能假设，但我看多半换人也不行，虽然人比制度强，但制度约束人，形势比人和制度都强。
明末，满洲和农民军同时兴起，内忧外患一起爆发，换成朱元璋、朱棣来，也未必解决得了。再加上天启当政七年完全乱七八糟，任由魏忠贤、客氏乱政，没在祸初起时认真应对，等崇祯上台，已经不好收拾了。
从后见之明的角度看，当时有两个办法：一是迁都，到南京去，避开北方的锋芒；二是和满洲议和，集中精力对付农民军。
但以正治正确的角度看，两个办法都不行。迁都，祖宗陵寝怎么办？议和，怎么能向夷狄低头？
不要说不能干，连这个想法都不能提，一提就会被骂死，连崇祯都不敢说自己有这个主意。他授意兵部尚书陈新甲派人和满洲议和，事情泄露，赶紧处死陈新甲。
议和、迁都，是面子问题；亡国、丧身，是里子问题。
面子和里子哪个重要？在生死攸关时，当然里子重要。但有时面子就是里子，丢了面子，就没了合法性，等于里子也丢了。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两件大事，打仗是里子，祭祀是面子，但面子排在里子前面。
关键在于什么时候面子更重，什么时候里子更重。
人在局中，难说。只是，过于重面子，会让一帮动嘴皮子的人偷机得利。都知道动嘴容易、动手难，都愿意动嘴，而且动嘴能站在道义制高点上，让你一点辙没有。
动嘴的只管反对就行了。让他们去打满人、打农民军，没戏。但他们不去啊，就在后面摇鹅毛扇。洪承畴、杨嗣昌、卢象升，都被瞎指挥害死。
所以，还是多在面子上下功夫好，既轻松、又得利；那些重里子的，又得到前线打仗，又不得好死。谁干这样的傻事啊？
5
当然，傻事还是有人干。
严嵩当权，杨继盛弹劾严嵩二十四条大罪，被整死了；魏忠贤当权，杨涟、左光斗等人弹劾魏忠贤，被整死了。马士英看史可法不顺眼，排挤他去江北督师，让清兵整死他。还好，海瑞死得早。要不然，按他的脾气，也得被整死。
李自成进京，路上望风皆降，代州总兵周遇吉不降，被吊起来乱箭射死。清兵南下，江南各城望风皆降，江阴县不降，被满城屠灭。改朝换代，满朝文武望风而降，十几岁的夏完淳不降，还吐洪承畴一脸唾沫（吐唾沫这个不是樊先生写的）。
一根筋的人不多，但总还是有。
有多么傻的君子，就有多么精的小人。
魏忠贤以前，明朝有权的宦官不少。王振、刘瑾、冯保，地位和权力都很不得了。但那时，读书人还知道廉耻，政治家兼学者文震孟说得好：“（王）振、（刘）谨之时，小人附之者，犹视为旁门曲径，唯恐人知……逆贤之时，小人附之者视为康庄大道，共知共见。凡为正人者，为小人所恶，即为逆贤所仇，不必其积怨逢怒于己也，夫一人之仇有限，以众小人之仇仇天下，而君子始涤地无类矣”。
就是说，过去走歪门邪道，还知道害臊，都得偷偷干；到了魏忠贤时，就连脸都不要了，小人道涨、君子道消，反而成了异类。
比如，顾秉谦为了爬上内阁首辅的高位，带着儿子去拜见魏忠贤，献媚道：我本来想认您为父亲，怕您不喜欢我这个白胡子儿子，所以带了儿子来拜您，请认他为孙子吧。
嗯，还有个降清后主动剃发易服的明臣孙之獬（这个是网上看来的，不是书里写的哈）。
杨涟在绝笔书中写：若个个讨乖趋势，只恋功名长久，不顾朝廷安利，圣贤书中，忠义心上，终不敢许。
跟这些人说什么圣贤、忠义，真是对牛弹琴。他们心里只有功名长久。
同样是人，差别怎么这么大？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6
既然君子难做，小人易为，海瑞、杨涟们是凤毛麟角，大家也知道书中的道理和社会现实差别很大，为什么要一遍遍给大家讲书中的道理？讲得好像世上全是君子、根本就没有小人似的。
其实很简单，正因为书中道理是对的，但又不容易做，才要一遍遍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
大家明知道世上的道理该怎么样，但还是做不到，那是人性的问题；但如果连道理都不说、混淆了是非，岂不是连人性都没了？
郭靖跟杨过讲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讲襄阳守得住、守不住，最后不过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八个字，杨过听进去了吗？未必。但如果郭靖不跟杨过讲，杨过日后从哪儿能想起这些话呢？
电视剧“走向共和”里，李鸿章对幕僚说，我讲十分，他们（北洋水师将领等人）能够听五分，实行一分，我就知足了。
书上的道理，就是十分；如果书上不讲，现实中连一分都没有。
“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给读书人提的，但大多数读书人做不到。做不到没关系，本来也不指望大多数人能做到。
就像少林七十二绝技，能练成三项以上的有几人？有多少绝技好多年也没人会练？没关系，这些高大上的东西都在藏经阁供着，后世总有人练成，隔几百年总会出一两个绝世高手去练。
书里的道理，就是藏经阁里的七十二绝技。
少林寺这么多和尚，绝大多数都不指望能练成一项半项，但谁也不敢说，七十二绝技没有、没用。
7
人活着，就是一口气；读史书，也是读这一口气。
（《晚明大变局》《新政与盛世》《朝廷与党争》《内忧与外患》《王朝的末路》，樊树志著，中华书局，2015年8月-2019年7月第1版。）
（公号：行云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