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徐亨福）
由韩红带头为武汉捐款而引发的明星捐款数额及是否捐款，经媒体放大和粉丝及网友张口就来的“申讨”，使得武汉冠状病毒导致的明星捐款道德绑架事件越闹越大。
明星挣钱容易挣钱多并不假，但是是否要捐款其实并没有必然联系，捐款及捐款多少都属于自愿，道德绑架其实就是道德婊的一贯作风。
其实更应该关注的是越来越多的捐款究竟是如何使用的？用到哪些地方了？用了多少，剩了多少？剩余的部分今后如何使用？
而不是病毒过去后，剩余的数亿捐款成为某些慈善机构某些内部人员购买玛莎拉蒂等奢侈品的福利。
而关于武汉新型冠状病毒从露头到爆发期间媒体的监督权利一再被压制，也成为当下造成人心惶惶不安的推手。
而这种推手的上层建筑导致的信息传播迅速但是信息不对称的矛盾其实一直存在。
很多关于讨论最初自媒体报道新型冠状病毒的自媒体人被约谈的新闻及后续关注被一一删除，则彰显了国内处理危机事件时的一贯态度，先压制，压制不了再少报，少报无效导致大面积爆发后再以数字游戏想要平息恐慌，可是恐慌已经达到了顶峰，信息大爆炸时代，媒体报道的只是他们想让民众看到的信息，而背后的细思极恐却并不为很多人所知，于是就形成了开篇的道德绑架及道德婊的乱喷。
有报道说，华盛顿大学的两位教授通过真实案例建构的一个数据模型显示，当媒体的报道量增加10倍，SARS和“新冠肺炎”这一类严重危害公共健康的传染病的感染数将会减少33.5%。
很显然，白岩松对于钟南山的公开采访就提及了此观点。
确切地说，追忆2003年非典，我们并没有“战胜”疫情，但是却塑造了众多英雄。其实这些“英雄”本来无意以生命的代价换得“英雄”的虚名，可是一旦上升到国家利益，他们是无从选择的。
我们应该申讨那些为了一己私欲乱吃野生动物的人，但是这场战役却并不是战绩的试验田。
2003年的非典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街上的人，仿佛一天之内，全都无影无踪。
它带来的伤害，也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得多。
很多人因为严重的后遗症，失去了工作能力。虽然各地派发了一定的补助，但是他们的生活条件依然很差。重度抑郁症、狂躁症、自闭、敏感、焦虑，渐渐成为非典后遗症患者生活的常态。
数亿的捐款不能仅仅用于病情时期的救治与救助，更应该用于后续人员长期的帮扶和心理救治。
正如网友所说，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天使有危险的时候，能护佑我们的天使。
天使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还有匍匐前行的底层人士。
武汉加油，不应该停留在一句口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