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幢红砖楼，三层，上露台，再登铁梯，可以更上一层。最顶层中间直直的竖一杆风向标，这是气象站的标志。
七十年代，这样的楼独立在田野合围的大杂院里，在满目低矮平房面前，显得孤傲。
夏日炎炎，闷热的屋子里呆不住人，临近傍晚，屋檐刚刚遮住太阳的余晖，各家就纷纷在门口支起小饭桌，稀饭咸小菜，孩子加半个咸鸭蛋。吃不是享受，仅仅是个程序，没有谁在饭桌上流连的，勤快的主妇们又架起竹椅竹凉匾，三个一群五个一党，一边纳鞋底织毛衣，一边东扯西扯。老人们也凑在一起，他们有自己专用的躺椅或藤椅，还有满满一瓷缸茶叶茶。住在井台边的卢司娘还要吸一阵水烟，咕噜噜作响，只有打过仗的陆爹喜欢守着一包油滋滋的花生米，慢慢地喝他的二两五，用伤残的手指划火柴点烟的姿势很特别，被调皮的孩子们嬉笑模仿。三三两两的男人打着赤膊，摇着芭蕉扇，登楼纳凉，孩子们便也跟着一窝蜂地涌上去。
天还没黑，楼顶的水泥地面还没从白天毒辣的炙烤中缓过神，有点烫屁股，不管他，先铺张席子，或摆个小凉匾占地方。几个大人干脆一屁股骑坐在栏杆拐角上，稳稳当当，父亲就是其中最勇敢的人。
最悠闲畅快的纳凉时间就这样开幕了。
一俟天黑，满天星斗，四面的风涌了上来，身下的热气便渐渐散去，蛙声一片，萤火点点。虽处田野，这高处却少有蚊虫，大人小孩各自扎堆，神侃胡聊起来。
我们喜欢躺着望星空，每一次有流星闪过，都会有人惊呼，引得众人寻声而望，又看见繁密的星星中有一颗星在游动，又大叫，大人们便说是人造卫星，然后就谈起国际新闻国家大事，还有杂七杂八的道听途说。
有四五个丫头小子是我的铁杆儿，白天一起抓鱼摸虾，逮蜻蜓掏蜜蜂，捉蚂蚱喂鸡，套知了火烤，晚上，兴致上来时我会讲故事，讲三国故事，讲水浒人物，讲鬼灵精怪，讲奇闻轶事，这些都是我从收音机里贩来的，有袁阔成的《三国演义》、刘兰芳的《岳飞传》，刘宝瑞的单口相声，有白天在画儿书摊上刚刚看的情节，还有听大人们讲的毛骨悚然的鬼故事。高楼夜沉，凉风乍起，我绘声绘色，手舞足蹈，有时添油加酱，特别是讲鬼故事，还要硬着头皮模拟逼真可怕的音效，弄得自己都寒毛竖竖的，吓得两个小女生惊叫连连，下楼时，又惹得大伙儿在幽暗的楼道里大呼小叫一番。
也有宁静的时刻，倚栏而望，远方点点灯火处该是怎样的一番景象，街上或村口，夏夜的人们是否也如我们一样，围坐在一起，扇着芭蕉扇，谈天说地。孩子们或追逐打闹，或躺在凉匾里数星星，或在母亲摇动的蒲扇下酣然入梦。
童年没有烦恼，即便有，也会在高高的楼顶上消散了。那是一段遥远的记忆，留存着我太多的梦样的无忧无虑。
后来，我在高楼下隔壁的一间屋里度过一段难忘的青春岁月，其间，再也没有登楼纳凉。同样的夏夜，门外没有喧闹，躺在床上，伴着电风扇嗡嗡作响。
二十多年后的一天，我偶尔路过那个叫气象站的地方，无意间一瞥，在密密匝匝的高楼洋房中，那幢红砖楼竟然还夹在其中，孤零零的。破旧的楼没有了生机，虽然依旧是红砖，底层却洇出青苔，脏兮兮的，楼顶的栏杆斑驳，风向标不见了，直愣愣一根钢管，露台上乱糟糟堆放着杂物。想必早已无人居住，破门半掩，窗户洞开，墙缝里竟生出草来，我见了，忍不住生出酸楚。
在这个酷热难耐的夏夜，躲在凉风习习的空调房里，我竟留念起儿时热闹的纳凉场景。可惜，再也回不到逝去的时光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