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页中那个承受着苦难的国家不是我所认识的中国；
那些傲慢着的，强横着的外国人不是我所见过的外国人；
那些或是拉着黄包车，或是挑着扁担的苦力们走过的路不是我所知道的任何一条中国的路。
那是一个不算遥远的年代，我们中间只隔了短短100来年的时间。
那个时候的，在中国的这片土地上，充斥着被生活压迫着的国人，大家叫他们为“苦力”，顾名思义，这是一群辛苦出卖自己劳力的人。
他们通常穿着蓝色的衣服，上面密密麻麻的布满各种颜色的补丁，整个人看起来就像滑稽的喜剧演员。
他们日复一日的走在搬运的道路上，从朝阳未升，到夕阳已落，从春风乍起到寒风凛冽，他们总是这样走着，肩负着足以压弯腰的重担。
有时候他们是搬运货物，你知道的，那个时候的中国可没有现在的大马路和各类货车，搬运这种事情总是要靠人的。
有时候他们会搬运人，拉着黄包车，或是抬着轿子，将“洋大人们”带去他们的目的地。
苦力们通过自己的付出，来获取些许报酬，应该是值得尊重的，但是他们却得不到属于自己的尊重。中国上层社会的人训斥他们为低劣粗俗者，外国来的传教士、官员、商人们将他们视为低等动物。
在那个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漫长岁月里，外国殖民者是高贵的存在，他们被所有人认为应该享有更高的权利，相反，中国人的存在就是丑恶的，令人不齿的，甚至对于大多数“高贵的外国人”来说，他们根本不配为人。
《在中国屏风上》中有一段这样的文字：
我们正在去一家俱乐部，亨德森突然想起他要买波特兰.罗素的一本新书，这本书刚到上海。他叫车夫停下，要他们往回拉。
“我们不可以午饭后再去买书吗？”我说，“这两个家伙汗出得像水里捞起来似的。”
“这对他们有好处，”他答道，“你不必去关心中国人。你明白，我们在这儿是因为他们害怕我们。我们是统治的民族。”
我没说什么。我甚至没有笑。
“中国人总得要有主人，而他们也总是愿意如此。”
一辆汽车从我们中间开过，他再次靠过来时就不提刚才的事情了。
……
我想亨德森要进一步发挥了，这时黄包车车夫错过了要拐弯的地方。
“在街口拐弯，你这个该死的蠢家伙，”亨德森叫起来，同时为使他的话更有分量，往车夫的屁股上狠狠的踢了一脚。
在那个时候，他们的地位是如此地下，他们的人格被狠狠的踩在洋人的脚下，可是他们却必须让自己习惯，活着总是比虚无的尊严要重要得多。
在长期的外界环境以及自我催眠的影响之下，他们也渐渐忘了尊严这么一回事儿了，内心变得如枯井一般，没有一丝波澜，重复着卖苦力——赚钱吃饭——积攒力气——卖苦力，让肉体活下去，让精神死去。
也许他们中是有那么一些人想逃离的，或是希望活得有尊严一点，或是希望能够找到曾经天朝上国的荣耀，可是中国这么大，却没有他们的容身之所，哪里都是战乱，哪里都是荒芜。
他们呐喊过，他们哭泣过，最后却只能默默擦干眼泪，肩负上重重的货物，在那条长长的，仿佛永远没有尽头的泥泞路上走着，越来越远，最后隐没在远方的树影丛丛之中。
远方渐渐又恢复了平静，好像从来没有人出现过一般。
近代史是永远都没有办法心平气和去阅读的一段历史，那么短短的一百年时间，将中国千百年来积累的骄傲全部踩进了尘埃里。初时有多荣耀，跌下神坛时就有多痛苦。
她的子民被洋人的大炮火枪吓破了胆子。
她的子民割地赔款换取虚假的宁静。
她的子民被洋人当成畜生一般奴役。
她的身体变得千疮百孔。
这样的她对我来说陌生极了。
我熟悉的中国是一个和平而有尊严的国家。
出卖劳力的民工可以有尊严的劳动，并且能拿到很高的报酬。
外国人们在中国地盘上也收起了该死的傲慢。
我们不用担心炮火与战争，比起这个我们更苦恼明天中午到底吃什么好。
宁为太平犬 ，莫作乱离人。
彼时的中国屏风上是一副卑躬屈膝的战乱图，此时，俨然一副平静的安居乐业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