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仨(二) 杨绛2017-03-13 一起读本书

(三)古驿道上相失

这天很冷。我饭后又特地上楼去,戴上阿圆为我织的巴掌手套。下楼忽见阿圆靠柜台站着。她叫的一声“娘”,比往常更温软亲热。她前两天刚来过,不知为什么又来了。她说:“娘,我请长假了,医生说我旧病复发。”她动动自己的右手食指——她小时候得过指骨节结核,休养了将近一年。“这回在腰椎,我得住院。”她一点点挨近我,靠在我身上说:“我想去看爸爸,可是我腰痛得不能弯,不能走动,只可以站着。现在老伟(我的女婿)送我住院去。医院在西山脚下,那里空气特好。医生说,休养半年到一年,就会完全好,我特地来告诉一声,叫爸爸放心。老伟在后门口等着我呢,他也想见见妈妈。”她又提醒我说:“妈妈,你不要走出后门。我们的车就在外面等着。”店家为我们拉开后门。我扶着她慢慢地走。门外我女婿和我说了几句话,他叫我放心。我站在后门口看他护着圆圆的腰,上了一辆等在路边的汽车。圆圆摇下汽车窗上的玻璃,脱掉手套,伸出一只小小的白手,只顾挥手。我目送她的车去远了,退回客栈,后门随即关上。我惘惘然一个人从前门走上驿道。

   驿道上铺满落叶,看不清路面,得小心着走。我想,是否该告诉钟书,还是瞒着他。瞒是瞒不住的,我得告诉,圆圆特地来叫我告诉爸爸的。

   钟书已经在等我,也许有点生气,故意闭上眼睛不理我。我照常盘腿坐在他床前,慢慢地说:“刚才是阿圆来叫我给爸爸传几句话。”他立即张大了眼睛。我就把阿圆的话,委婉地向他传达,强调医生说的休养半年到一年就能完全养好。我说:从前是没药可治的,现在有药了,休息半年到一年,就完全好了。阿圆叫爸爸放心。

   钟书听了好久不说话。然后,他很出我意外地说:“坏事变好事,她可以好好地休息一下了。等好了,也可以卸下担子。”

   这话也给我很大的安慰。因为阿圆胖乎乎的,脸上红扑扑的,谁也不会让她休息;现在有了病,她自己也不能再鞭策自己。趁早休息,该是好事。

   我们静静地回忆旧事:阿圆小时候一次两次的病,过去的劳累,过去的忧虑,过去的希望……我握着钟书的手,他也握握我的手,好像是叫我别愁。

   回客栈的路上,我心事重重。阿圆住到了医院去,我到哪里去找她呢?我得找到她。我得做一个很劳累的梦。我没吃几口饭就上床睡了。我变成了一个很沉重的梦。

   我的梦跑到客栈的后门外,那只小小的白手好像还在招我。恍恍忽忽,总能看见她那只小小的白手在我眼前。西山是黑地里也望得见的。我一路找去。清华园、圆明园,那一带我都熟悉,我念着阿圆阿圆,那只小小的白手直在我前面挥着。我终于找到了她的医院,在苍松翠柏间。

   进院门,灯光下看见一座牌坊,原来我走进了一座墓院。不好,我梦魇了。可是一拐弯我看见一所小小的平房,阿圆的小白手在招我。我透过门,透过窗,进了阿圆的病房。只见她平躺在一只铺着白单子的床上,盖着很厚的被子,没有枕头。床看来很硬。屋里有两张床。另一只空床略小,不像病床,大约是陪住的人睡的。有大夫和护士在她旁边忙着,我的女婿已经走了。屋里有两瓶花,还有一束没有解开的花,大夫和护士轻声交谈,然后一同走出病房,走进一间办公室。我想跟进去,听听他们怎么说,可是我走不进。我回到阿圆的病房里,阿圆闭着眼乖乖地睡呢。我偎着她,我拍着她,她都不知觉。

   我不嫌劳累,又赶到西石槽,听到我女婿和他妈妈在谈话,说幸亏带了那床厚被,他说要为阿圆床头安个电话,还要了一只冰箱。生活护理今晚托清洁工兼顾,已经约定了一个姓刘的大妈。我又回到阿圆那里,她已经睡熟,我劳累得不想动了,停在她床头边消失了。

   我睁眼身在客栈的床上。我真的能变成一个梦,随着阿圆招我的手,找到了医院里的阿圆吗?有这种事吗?我想阿圆只是我梦里的人。她负痛小步挨向妈妈,靠在妈妈身上,我能感受到她腰间的痛;我也能感觉到她舍不得离开妈妈去住医院,舍不得撇下我一人在古驿道上来来往往。但是我只抱着她的腰,缓步走到后门,把她交给了女婿。她上车弯腰坐下,一定都很痛很痛,可是她还是摇下汽车窗上的玻璃,脱下手套,伸出一个手向妈妈挥挥,她是依恋不舍。我的阿圆,我唯一的女儿,永远叫我牵心挂肚的,睡里梦里也甩不掉,所以我就创造了一个梦境,看见了阿圆。该是我做梦吧?我实在拿不定我的梦是虚是实。我不信真能找到她的医院。

   我照常到了钟书的船上,他在等我。我握着他的手,手心是烫的。摸摸他的脑门子,也是热烘烘的。钟书是在发烧,阿圆也是在发烧,我确实知道的就这一点。

   我以前每天总把阿圆在家的情况告诉他。这回我就把梦中所见的阿圆病房,形容给他听,还说女婿准备为她床头接电话,为她要一只冰箱等等。钟书从来没问过我怎么会知道这些事。他只在古驿道的一只船里,驿道以外,那边家里的事,我当然知道。我好比是在家里,他却已离开了家。我和他讲的,都是那边家里的事。他很关心地听着。

   他嘴里不说,心上和哦一样惦着阿圆。我每天和他谈梦里所见的阿圆。他尽管发烧,精神很萎弱,但总关切地听。

   我每晚做梦,每晚都在阿圆的病房里。电话已经安上了,就在床边。她房里的花越来越多。睡在小床上的事刘阿姨,管阿圆叫钱教授,阿圆不准她称教授,她就称钱老师。刘阿姨和钱老师相处得很好。医生护士对钱瑗都很好。她们称她钱瑗。

   医院的规格不高,不能和钟书动手术的医院相比。但是小医院里,管理不严,比较乱,也可说很自由。我因为每到阿圆的医院总在晚间,我的女婿已不在那里,我变成的梦,不怕劳累,总来回来回跑,看了这边的圆圆,又到那边去听女婿的谈话。阿圆的情况我知道得还周全。我尽管拿不稳自己是否真的能变成一个梦,是否看到真的阿圆,也许我自己只在梦中,看到的只是我梦中的阿圆。但是我切记着驿站的警告。我不敢向钟书提出任何问题,我只可以向他讲讲他记挂的事,我就把我梦里所看到的,一一讲给钟书听。

   我告诉他,阿圆房里有一只大冰箱,因为没有小的了。邻居要借用冰箱,阿圆都让人借用,由此结识了几个朋友。她隔壁住着一个“大款”,是某饭店的经理,入院前刷新了房间,还配备了微波炉和电炉;他的夫人叫小马,天天带来新鲜菜蔬,并为丈夫做晚饭。小马大约是山西人,圆圆常和她讲山西四清时期的事,两人很相投。小马常借用阿圆的大冰箱,也常把自己包的饺子送阿圆吃。医院管饭的师傅待阿圆极好,一次特地为她做了一尾鲜鱼,亲自托着送进病房。阿圆吃了半条,剩半条让刘阿姨帮她吃完。阿圆的婆婆叫儿子送来她拿手的“妈咪鸡”,阿圆请小马吃,但他们夫妇只欣赏饺子。小马包的饺子很大,阿圆只能吃两只。医院里能专为她炖鸡汤,每天都给阿圆炖西洋参汤。我女婿为她买了一只很小的电炉,能热一杯牛奶……

   我谈到各种吃的东西,注意钟书是否有想吃的意思。他都毫无兴趣。

   我又告诉他,阿圆住院后还曾为学校审定过什么教学计划。阿圆天天看半本侦探小说,家里所有的侦探小说都搜罗了送进医院,连她朋友的侦探小说也送到医院去了。但阿圆不知是否精力减退,又改读菜谱了。我怕她是精力减退了,但是我没有说。也许只是我在担心。我觉得她脸色渐变苍白。

   我又告诉钟书,阿圆的朋友真不少,每天病房里都是献花。学校的同事、学生不断去看望。亲戚朋友都去,许多中学的老同学都去看她。我认为她太劳神了,应该少见客人。但是我听西石槽那边说,圆圆觉得人家远道来访不易,她不肯让他们白跑。

   我谈到亲戚朋友,注意钟书是否关切。但钟书漠无表情。以前,每当阿圆到船上看望,他总强打精神。自从阿圆住院,他干脆都放松了。他很倦怠,话也懒说,只听我讲,张开眼又闭上。我虽然天天见到他,只觉得他离我很遥远。

   阿圆呢?是我的梦找到了她,还是她只在我的梦里?我不知道。她脱了手套向我挥手,让我看到她的手而不是手套。可是我如今只有她为我织的手套与我相亲了。

   快过了半年,我听见她和我女婿通电话,她很高兴地说:医院特地为她赶制了一个护腰,是量着身体做的;她试过了,很服帖;医生说,等明天做完CT,让她换睡软床,她穿上护腰,可以在床上打滚。

   但是阿圆很瘦弱,屋里的大冰箱里塞满了她吃不下而剩下的东西。她正在脱落大把大把的头发。西石槽那边,我只听说她要一只帽子。我都没敢告诉钟书。他刚发过一次烧,正渐渐退烧,很倦怠。我静静地陪着他,能不说的话,都不说了。我的种种忧虑,自个儿担着,不叫他分担了。

   第二晚我又到医院。阿圆戴着个帽子,还睡在硬床上,张着眼睛,不知在想什么。刘阿姨接了电话,说是学校里打来的让她听。阿圆接了话筒说:“是的,嗯……我好着。今天护士、大夫,把我扛出去照CT,完了,说还不行呢。老伟过来了。硬床已经拆了,都换上软床了。可是照完CT,他们又把软床换去,搭上硬床。”她强打欢笑说:“穿了护腰一点儿不舒服,我宁愿不穿护腰,斯斯文文地平躺在硬床上;我不想打滚。”

   大夫来问她是否再做一个疗程。阿圆很坚强地说:“做了见好,再做。我受得了。头发掉了会再长出来。”

   我听到隔壁那位“大款”和小马的谈话。

   男的问:“她知道自己什么病吗?”

   女的说:“她自己说,她得的是一种很特殊的结核病,潜伏了几十年又再发,就很厉害,得用重药。她很坚强。真坚强。只是她一直在惦着她的爹妈,说到妈妈就流眼泪。”

   我觉得我的心上给捅了一下,绽出一个血泡,像一只饱含着热泪的眼睛。

   我不敢做梦了。可是我不敢不做梦。我握着锺书的手,一再对自己说,梦是反的。

   我想到她梦中醒来,看到自己孤零零躺在医院病房里,连梦里的妈妈都没有了。而我的梦是十足无能的,只像个影子。我依偎着她,抚摸着她,她一点不觉得。

   我知道梦是富有想像力的。想念得太狠了,就做噩梦。我连夜做噩梦。阿圆渐渐不进饮食。她头顶上吊着一袋紫红色的血,一袋白色的什么蛋白,大夫在她身上打通了什么管子,输送到她身上。刘阿姨不停地用小勺舀着杯里的水,一勺一勺润她的嘴。我心上连连地绽出一只又一只饱含热泪的眼睛。有一晚,我女婿没回家,他也用小勺,一勺一勺地舀着杯子里的清水,润她的嘴。她直闭着眼睛睡。

    

   我不敢做梦了。可是我不敢不做梦。我疲劳得都走不动了。我坐在钟书床前,握着他的手,把脸枕在他的床边。我一再对自己说:“梦是反的,梦是反的。”阿圆住院已超过一年,我太担心了。

   我抬头忽见阿圆从斜坡上走来,很轻健。她稳步走过跳板,走入船舱。她温软亲热地叫了一声“娘”,然后挨着我坐下,叫一声“爸爸”。

   钟书睁开眼,睁大了眼睛,看着她,看着她,然后对我说:“叫阿圆回去。”

   阿圆笑眯眯地说:“我已经好了,我的病完全好了,爸爸……” 

   钟书仍对我说:“叫阿圆回去,回家去。”

   我一手搂着阿圆,一面笑说:“我叫她回三里河去看家。”我心想梦是反的,阿圆回来了,可以陪我来来往往看望爸爸了。

   钟书说:“回到她自己家里去。”

   “嗯,回西石槽去,和他们热闹热闹。”

   “西石槽究竟也不是她的家。叫她回到她自己家里去。”

   阿圆清澈的眼睛里,泛出了鲜花一样的微笑。她说:“是的,爸爸,我就回去了。”

   太阳已照进船头,我站起身,阿圆也站起身。我说:“该走了,明天见!”

   阿圆说:“爸爸,好好休息。”

   她先过跳板,我随后也走上斜坡。我仿佛从梦魇中醒来。阿圆病好了!阿圆回来了!

   她拉我走上驿道,陪我往回走了几步。她扶着我说:“娘,你曾经有一个女儿,现在她要回去了。爸爸叫我回自己家里去。娘……娘……” 

 

   她鲜花般的笑容还在我眼前,她温软亲热的一声声“娘”还在我耳边,但是,就在光天化日之下,一晃眼她没有了。就在这一瞬间,我也完全省悟了。

   我防止跌倒,一手扶住旁边的柳树,四下里观看,一面低声说:“圆圆,阿圆,你走好,带着爸爸***祝福回去。”我心上盖满了一只一只饱含热泪的眼睛,这时一齐流下泪来。

   我的手撑在树上,我的头枕在手上,胸中的热泪直往上涌,直涌到喉头。我使劲咽住,但是我使的劲儿太大,满腔热泪把胸口挣裂了。只听得噼嗒一声,地下石片上掉落下一堆血肉模糊的东西。迎面的寒风,直往我胸口的窟窿里灌。我痛不可忍,忙蹲下把那血肉模糊的东西揉成一团往胸口里塞;幸亏血很多,把滓杂污物都洗干净了。我一手抓紧裂口,另一手压在上面护着,觉得恶心头晕,生怕倒在驿道上,踉踉跄跄,奔回客栈,跨进门,店家正要上闩。

   我站在灯光下,发现自己手上并没有血污,身上并没有裂口。谁也没看见我有任何异乎寻常的地方。我的晚饭,照常在楼梯下的小桌上等着我。

   我上楼倒在床上,抱着满腔满腹的痛变了一个痛梦,赶向西山脚下的医院。

   阿圆屋里灯亮着,两只床都没有了,清洁工在扫地,正把一堆垃圾扫出门去。我认得一只鞋是阿圆的,她穿着进医院的。

   我听到邻室的小马夫妇的话:“走了,睡着去的,这种病都是睡着去的。”

   我的梦赶到西石槽。刘阿姨在我女婿家饭间尽头的长柜上坐着淌眼抹泪。我的女婿在自己屋里呆呆地坐着。他妈妈正和一个亲戚细谈阿圆的病,又谈她是怎么去的。她说:钱瑗的病,她本人不知道,驿道上的爹妈当然也不知道。现在,他们也无从通知我们。

   我的梦不愿留在那边,虽然精疲力竭,却一意要停到自己的老窝里去,安安静静地歇歇。我的梦又回到三里河寓所,停在我自己的床头上消失了。

   我睁眼身在客栈。我的心已结成一个疙疙瘩瘩的硬块,居然还能按规律匀匀地跳动。每跳一跳,就牵扯着肚肠一起痛。阿圆已经不在了,我变了梦也无从找到她;我也疲劳得无力变梦了。

   驿道上又飘拂着嫩绿的长条,去年的落叶已经给北风扫净。我赶到钟书的船上,他正在等我。他高烧退尽之后,往往又能稍稍恢复一些。

   他问我:“阿圆呢?”

   我在他床前盘腿坐下,扶着床说:“她回去了!”

   “她什么??”

   “你叫她回自己家里去,她回到她自己家里去了。”

   钟书很诧异地看着我,他说:“你也看见她了?”

   我说:“你也看见了。你叫我对她说,叫她回去。”

   钟书着重说:“我看见的不是阿圆,不是实实在在的阿圆,不过我知道她是阿圆。我叫你去对阿圆说,叫她回去吧。”

   “你叫阿圆回自己家里去,她笑眯眯地放心了。她眼睛里泛出笑来,满面鲜花一般的笑,我从没看见她笑得这么美。爸爸叫她回去,她可以回去了,她可以放心了。”

   钟书凄然看着我说:“我知道她是不放心。她记挂着爸爸,放不下妈妈。我看她就是不放心,她直在抱歉。”

   古驿道上夫妻相失老人的眼睛是干枯的,只会心上流泪。女儿没有了,钟书眼里是灼热的痛和苦,他黯然看着我,我知道他心上也在流泪。

   我的手是冰冷的。我摸摸他的手,手心很烫,他的脉搏跳得很急促。钟书又发烧了。

   我急忙告诉他,阿圆是在沉睡中去的。我把她的病情细细告诉他。她腰痛住院,已经是病的末期,幸亏病转入腰椎,只那一节小骨头痛,以后就上下神经断连,她没有痛感了。她只是希望赶紧病好,陪妈妈看望爸爸,忍受了几次治疗。现在她什么病都不怕了,什么都不用着急了,也不用起早贪黑忙个没完没了了。我说,自从生了阿圆,永远牵心挂肚肠,以后就不用牵挂了。

   我说是这么说,心上却牵扯得痛。钟书点头,却闭着眼睛。我知道他心上不仅痛惜圆圆,也在可怜我。

   我初住客栈,能轻快地变成一个梦。到这时,我的梦已经像沾了泥的杨花,飞不起来。我当初还想三个人同回三里河的家。自从失去阿圆,我内脏受伤,四肢也乏力,每天一脚一脚在驿道上走,总能走到船上,与钟书相会。他已骨瘦如柴,我也老态龙钟。他没有力量说话,还强睁着眼睛招待我。我忽然想到第一次船上相会时,他问我还做梦不做。我这时明白了。我曾做过一个小梦,怪他一声不响地忽然走了。他现在故意慢慢儿走,让我一程一程送,尽量多聚聚,把一个小梦拉成一个万里长梦。

   这我愿意。送一程,说一声再见,又能见到一面。离别拉得长,是增加痛苦还是减少痛苦呢?我算不清。但是我陪他走得愈远,愈怕从此不见。

   杨柳又变成嫩绿的长条,又渐渐黄落,驿道上又满地落叶。

   那天我走出客栈,忽见门后有个石礅,和钟书船上的一模一样。我心里一惊。谁上船偷了船上的东西?我摸摸衣袖上的别针,没敢问。

   我走着走着,看见迎面来了一男一女。我从没有在驿道上遇见什么过客。女的夹着一条跳板,男的拿着一枝长竹篙,分明是钟书船上的。我拦住他们说:“你们是什么人?这是船上的东西!”

   男女两个理都不理,大踏步往客栈走去。他们大约就是我从未见过的艄公艄婆。

   我一想不好,违犯警告了。一迟疑间,那两人已走远。

   我往前走去,却找不到惯见的斜坡。一路找去,没有斜坡,也没有船。前面没有路了。我走上一个山坡,拦在面前的是一座乱山。太阳落到山后去了。

   我急着往上爬,想寻找河里的船。昏暗中,能看到河的对岸也是山,河里飘荡着一只小船,一会儿给山石挡住,又看不见了。

   我眼前一片昏黑,耳里好像能听到哗哗的水声。一个人在昏黑的乱山里攀登,时间是漫长的。我是否在山石坳处坐过,是否靠着大树背后歇过,我都模糊了。我只记得前一晚下船时,钟书强睁着眼睛招待我。我说:“你倦了,闭上眼,睡吧。”

   他说:“绛,好好里(即‘好生过’)。”我有没有说“明天见”呢?晨光熹微,背后远处太阳又出来了。我站在乱山顶上,前面是烟雾蒙蒙的一片云海。隔岸的山,比我这边还要高。被两山锁住的一道河流,从两山之间泻出,像瀑布,发出哗哗水声。我眼看着一叶小舟随着瀑布冲泻出来,一道光似的冲入茫茫云海,变成了一个小点;看着看着,那小点也不见了。

   我但愿我能变成一块石头,屹立山头,守望着那个小点。我自己问自己:山上的石头,是不是一个个女人变成的“望夫石”?我实在不想动了,但愿变成一块石头,守望着我已经看不见的小船。

   但是我只变成了一片黄叶,风一吹,就从乱石间飘落下去。我好劳累地爬上山头,却给风一下子扫落到古驿道上,一路上拍打着驿道往回扫去。我抚摸着一步步走过的驿道,一路上都是离情。

   还没到客栈,一阵旋风把我卷入半空。我在空中打转,晕眩得闭上眼睛。我睁开眼睛,我正落在往常变了梦歇宿的三里河卧房的床头。不过三里河的家,已经不复是家,只是我的客栈了。

第三部 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三里河寓所,曾是我的家,因为有我们仨。我们仨失散了,家就没有了。剩下我一个人,又是老人,就好比日暮途穷的羁旅倦客;顾望徘徊,能不感叹“人生如梦”“如梦幻泡影”?

  但是,尽管这么说,我却觉得我这一生并不空虚;我活得很充实,也很有意思,因为有我们仨。也可说:我们仨都没有虚度此生,因为是我们仨。

  “我们仨”其实是最平凡不过的。谁家没有夫妻子女呢?至少有夫妻二人,添上子女,就成了我们三个或四个五个不等。只不过各家各个样儿罢了。

  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碰到困难,钟书总和我一同承当,困难就不复困难;还有个阿瑗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所以我们仨是不寻常的遇合。

  现在我们三个失散了。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的岁月,重温一遍,和他们再聚聚。

     

   (一)

   一九三五年七月,钟书不足二十五岁,我二十四岁略欠几天,我们结了婚同到英国牛津求学。我们离家远出,不复在父母庇荫之下,都有点战战兢兢;但有两人作伴,可相依为命。

  钟书常自叹“拙手笨脚”。我只知道他不会打蝴蝶结,分不清左脚右脚,拿筷子只会像小孩儿那样一把抓。我并不知道其他方面他是怎样的笨,怎样的拙。

  他初到牛津,就吻了牛津的地,磕掉大半个门牙。他是一人出门的,下公共汽车未及站稳,车就开了。他脸朝地摔一大跤。那时我们在老金家做房客。同寓除了我们夫妇,还有住单身房的两位房客,一姓林,一姓曾,都是到牛津访问的医学专家。钟书摔了跤,自己又走回来,用大手绢捂着嘴。手绢上全是鲜血,抖开手绢,落下半枚断牙,满口鲜血。我急得不知怎样能把断牙续上。幸同寓都是医生。他们教我陪钟书赶快找牙医,拔去断牙,然后再镶假牙。

  牛津大学的秋季始业在十月前后。当时还未开学。我们下船后曾在伦敦观光小住,不等学期开始就到牛津了。钟书已由官方为他安排停当,入埃克塞特学院,攻读文学学士学位。我正在接洽入学事。我打算进不供住宿的女子学院,但那里攻读文学的学额已满,要入学,只能修历史。我不愿意。

  我曾毫不犹豫地放弃了美国韦斯利女子学院的奖学金,因为奖学金只供学费。我的母校校长以为我傻,不敢向父亲争求。其实我爸爸早已答应我了。我只是心疼爸爸负担重,他已年老,我不愿增加他的背累。我指望考入清华研究院,可以公费出国。我居然考上了。可是我们当时的系主任偏重戏剧。外文系研究生没一个专攻戏剧。他说清华外文系研究生都没出息,外文系不设出国深造的公费学额。其实,比我高一级的赵萝蕤和我都是获得奖学金的优秀生;而清华派送出国的公费生中,有两人曾和我在东吴同学,我的学业成绩至少不输他们,我是获得东吴金钥匙奖的。偏我没出息?我暗想:假如我上清华外文系本科,假如我选修了戏剧课,说不定我也能写出一个小剧本来,说不定系主任会把我做培养对象呢。但是我的兴趣不在戏剧而在小说。那时候我年纪小,不懂得造化弄人,只觉得很不服气。既然我无缘公费出国,我就和钟书一同出国。借他的光,可省些生活费。

  可是牛津的学费已较一般学校昂贵,还要另交导师费,房租伙食的费用也较高。假如我到别处上学,两人分居,就得两处开销,再加上来往旅费,并不合算。钟书磕掉门牙是意外事;但这类意外,也该放在预算之中。这样一算,他的公费就没多少能让我借光的了。万一我也有意外之需,我怎么办?我爸爸已经得了高血压症。那时候没有降压的药。我离开爸爸妈妈,心上已万分抱愧,我怎能忍心再向他们要钱?我不得已而求其次,只好安于做一个旁听生,听几门课,到大学图书馆自习。

  老金家供一日四餐———早餐、午餐、午后茶和晚餐。我们住一间双人卧房兼起居室,窗临花园,每日由老金的妻女收拾。我既不是正式学生,就没有功课,全部时间都可自己支配。我从没享受过这等自由。我在苏州上大学时,课余常在图书馆里寻寻觅觅,想走入文学领域而不得其门。考入清华后,又深感自己欠修许多文学课程,来不及补习。这回,在牛津大学图书馆里,满室满架都是文学经典,我正可以从容自在地好好补习。

  图书馆临窗有一行单人书桌,我可以占据一个桌子。架上的书,我可以自己取。读不完的书可以留在桌上。在那里读书的学生寥寥无几,环境非常清静。我为自己定下课程表,一本一本书从头到尾细读。能这样读书,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学期开始后,钟书领得一件黑布背心,背上有两条黑布飘带。他是我国的庚款公费生,在牛津却是自费生,自费的男女学生,都穿这种黑布背心。男学生有一只硬的方顶帽子,但谁都不戴。领奖学金的学生穿长袍。女学生都戴软的方顶帽子。我看到满街都是穿学生装的人,大有失学儿童的自卑感,直羡慕人家有而我无份的那件黑布背心。

  牛津大学的大课,课堂在大学楼;钟书所属学院的课,课堂借用学院的饭厅,都有好些旁听生。我上的课,钟书都不上。他有他的必修课。他最吃重的是导师和他一对一的课。我一个人穿着旗袍去上课,经常和两三位修女一起坐在课堂侧面的旁听座上,心上充满了自卑感。

  钟书说我得福不知。他叫我看看他必修的课程。我看了,自幸不在学校管辖之下。他也叫我看看前两届的论文题目。这也使我自幸不必费这番工夫。不过,严格的训练,是我欠缺的。他呢,如果他也有我这么多自由阅读的时间,准会有更大的收获。反正我们两个都不怎么称心,而他的失望更大。

  牛津有一位富翁名史博定。据说他将为牛津大学设立一个汉学教授的职位。他弟弟K.J.Spalding是汉学家,专研中国老庄哲学。K.J.是牛津某学院的驻院研究员。富翁请我们夫妇到他家吃茶,劝钟书放弃中国的奖学金,改行读哲学,做他弟弟的助手。他口气里,中国的奖学金区区不足道。钟书立即拒绝了他的建议。以后,我们和他仍有来往,他弟弟更是经常请我们到他那学院寓所去吃茶,借此请教许多问题。钟书对于攻读文学学士虽然不甚乐意,但放弃自己国家的奖学金而投靠外国富翁是决计不干的。

  牛津大学的学生,多半是刚从贵族中学毕业的阔人家子弟,开学期间住在各个学院里,一到放假便四散旅游去了。牛津学制每年共三个学期,每学期八周,然后放假六周。每三个学期之后是长达三个多月的暑假。考试不在学期末而在毕业之前,也就是在入学二至四年之后。年轻学生多半临时抱佛脚,平时对学业不当一回事。他们晚间爱聚在酒店里喝酒,酒醉后淘气胡闹,犯校规是经常的事。所以钟书所属的学院里,每个学生有两位导师:一是学业导师,一是品行导师。如学生淘气出格被拘,由品行导师保释。钟书的品行导师不过经常请我们夫妇吃茶而已。

  牛津还有一项必须遵守的规矩。学生每周得在所属学院的食堂里吃四五次晚饭。吃饭,无非证明这学生住校。吃饭比上课更重要。据钟书说,获得优等文科学士学位之后,再吃两年饭(即住校二年,不含假期)就是硕士;再吃四年饭,就成博士。

  当时在牛津的中国留学生,大多是获得奖学金或领取政府津贴的。他们假期中也离开牛津,别处走走。惟独钟书直到三个学期之后的暑假才离开。

  这在钟书并不稀奇。他不爱活动。我在清华借读半年间,游遍了北京名胜。他在清华待了四年,连玉泉山、八大处都没去过。清华校庆日,全校游颐和园。钟书也游过颐和园,他也游过一次香山,别处都没去过。直到一九三四年春,我在清华上学,他北来看我,才由我带着遍游北京名胜。他作过一组《北游诗》,有“今年破例作春游”句,如今删得只剩一首《玉泉山同绛》了。

  牛津的假期相当多。钟书把假期的全部时间投入读书。大学图书馆的经典以十八世纪为界,馆内所藏经典作品,限于十八世纪和十八世纪以前。十九、二十世纪的经典和通俗书籍,只可到市图书馆借阅。那里藏书丰富,借阅限两星期内归还。我们往往不到两星期就要跑一趟市图书馆。我们还有家里带出来的中国经典以及诗、词、诗话等书,也有朋友间借阅或寄赠的书,书店也容许站在书架前任意阅读,反正不愁无书。

  我们每天都出门走走,我们爱说“探险”去。早饭后,我们得出门散散步,让老金妻女收拾房间。晚饭前,我们的散步是养心散步,走得慢,玩得多。两种散步都带“探险”性质,因为我们总挑不认识的地方走,随处有所发现。

  牛津是个安静的小地方,我们在大街、小巷、一个个学院门前以及公园、郊区、教堂、闹市,一处处走,也光顾店铺。我们看到各区不同类型的房子,能猜想住着什么样的人家;看着闹市人流中的各等人,能猜测各人的身份,并配合书上读到的人物。

  牛津人情味重。邮差半路上碰到我们,就把我们的家信交给我们。小孩子就在旁等着,很客气地向我们讨中国邮票。高大的警察,带着白手套,傍晚慢吞吞地一路走,一路把一家家的大门推推,看是否关好;确有人家没关好门的,警察会客气地警告。我们回到老金家寓所,就拉上窗帘,相对读书。

  开学期间,我们稍多些社交活动。同学间最普通的来往是请吃午后茶。师长总在他们家里请吃午后茶,同学在学院的宿舍里请。他们教钟书和我怎么做茶。先把茶壶温过,每人用满满一茶匙茶叶:你一匙,我一匙,他一匙,也给茶壶一满匙。四人喝茶用五匙茶叶,三人用四匙。开水可一次次加,茶总够浓。

  钟书在牛津上学期间,只穿过一次礼服。因为要到圣乔治大饭店赴宴。主人是C.D.LeGrosClark。他一九三五年曾出版《苏东坡赋》一小册,请钟书写了序文。他得知钱钟书在牛津,特偕夫人从巴黎赶到牛津来相会,请我们夫妇吃晚饭。

  我在楼上窗口下望,看见饭店门口停下一辆大黑汽车。有人拉开车门,车上出来一个小小个儿的东方女子。LeGrosClark夫人告诉我说:她就是万金油大王胡文虎之女。LeGrosClark曾任婆罗洲总督府高层官员,所以认得。这位胡小姐也在牛津上学。我们只风闻她钻石失窃事。这番有缘望见了一瞥。当时中国同学有俞大缜、俞大姊妹,向达、杨人等。我们家的常客是向达。他在伦敦抄敦煌卷子,又来牛津大学图书馆编中文书目。他因牛津生活费用昂贵,所以寄居休士(E.Hughes)牧师家。同学中还有杨宪益,他年岁小,大家称小杨。

  钟书也爱玩,不是游山玩水,而是文字游戏。满嘴胡说打趣,还随口胡诌歪诗。他曾有一首赠向达的打油长诗。头两句形容向达“外貌死的路(still),内心生的门(sentimental)”———全诗都是胡说八道,他俩都笑得捧腹。向达说钟书:“人家口蜜腹剑,你却是口剑腹蜜。”能和钟书对等玩的人不多,不相投的就会嫌钟书刻薄了。我们和不相投的人保持距离,又好像是骄傲了。我们年轻不谙世故,但是最谙世故、最会做人的同样也遭非议。钟书和我就以此自解。

作者:杨绛,本名杨季康,祖籍江苏无锡,生于北京。作家、评论家、翻译家、学者。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1935-1938年留学英法,回国后曾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清华大学任教。1949年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主要作品有剧本《称心如意》《弄假成真》,长篇小说《洗澡》,散文《干校六记》,随笔集《将饮茶》,译作《堂吉诃德》《吉尔·布拉斯》《小癞子》《斐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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