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头孙的医疗与卫生
丁海峰 /2020.09.03
健康保障，医疗与卫生，事关生老病死，事关每个人，是每个家庭的大事。
医生，这个古老的职业一只伴随着人类社会而存在。树头孙的村医历史有多久，没有明确记录。树头孙的村医，从来都不是一个专门职业，他们既是种地的农民，也是给人医病的医生，行走于村间地头和各家各户，为村民提供服务。
本篇从当代树头孙庄人的记忆中，汲取时代变迁中的村医服务脉络，辅以与医疗卫生有关的各方面信息，力求完整的记录和呈现人们对健康生活的追求。
一、村医脉络
孙培元，生卒年份不详，按族谱字辈推理，应该出于五大门孙家，与孙如林、孙如森、孙如彬近门。青年孙培元，家境良好，自小习文，考中进士，再进翰林院，是光绪年间在戊戌变法中被维新派选拔的青年才俊，戊戌变法失败被捕，经南皮张之洞营救回乡。之后从事中医，为村民医病，直至终老（此段与“树头孙的人”篇同文）。这是笔者所能搜寻到的久远的村医记录。戊戌变法发生在1898年，按当时孙培元25岁计算，其在村里从医时应该是30岁左右，大约是1905年前后，按其享年65岁计，从医服务大约30年左右。在晚清时代，西医虽有进入中国，但还不至于普及到树头孙庄这么基层的一个小村庄，中医依然占绝对的主流。以当时孙培元的才学，自学或者拜师学习中医，并行医开药应该不是难事。按逻辑推理，其后的近门孙丙南、孙家瑞从医开药房应该或多或少受其影响，甚至是直接培养。
孙丙南，（约1880？-1950？），孙喜明叔父，传统中医，擅长伤寒病医疗，在本地周边村镇行医较有名气。解放初期，因家境较富，受到批斗。
孙家瑞，（约1890?-1950?），孙耀武祖父，在于集镇开药房看病卖药。
孙家训（1920.4-1989.7.10），好读书，年少时给其二哥孙家瑞帮忙抓药卖药受到医药启蒙。1955-1956年，受人民政府聘用，参加卫生所工作，先后在边西村、焦庄、候庄从医，最后退休单位是于集镇卫生院，退休后在村里开药房看病。（本段信息由孙家训之孙孙双成提供）
孙玉山（1925?-2000?），1966年前后，政府通过“半农半医”方式培养农村卫生人才，孙玉山报名参加，接受战地救护等基本的医疗技术培训，逐步学习成长为村医。
孙占林（1952-2004），孙占林师承其父孙家训，并不断自我学习，改革开放之后从医，中西医并用，药房开在自家后房，配有听诊器等简单的医疗设备，出诊时背一个小药箱。笔者少时容易感冒，有较多就医经历。
孙群星（1979-），第一学历冀联医科专修学院中专，临床医学专业；第二学历河北医科大学大专，临床医学专业，1999年开始在树头孙庄从业行医至今（2020）。
贾立国（1958-），沟店铺后郭村人，中专学历，沧州卫生学校临床医学专业毕业，原于集镇卫生院医生，2014年加入孙庄村卫生室。
二、医疗服务
孙群星之前的村医，孙玉山、孙占林，都是在自己家中的房间里布置药房，条件相对简陋。孙家训以中医为主，善于“望闻问切”，但笔者未与其有就医经历，只是从小知道他是孙庄的老医生。1980年代，孙玉山从医执业，中西医并用，会针灸、号脉、打点滴。笔者在七八岁之前就医较多。我每次去都称呼他为“三（山）爷爷”小孩子怕打针，他就诱导我先笑，然后突然扎针到屁股上，感觉到疼，快要哭出来的时候，注射也就结束了。
大约1987-2003年间，笔者和家人接受就医服务较多的是孙占林。遇到感冒发热在家，孙占林就会背着小药箱上门服务，在家里完成诊断、配药、扎针打点滴等工作。生病的人是着急的，发热头疼的时候浑身难受，每当听到医生进门的声音，心里就踏实了好多。
1999年开始，孙群星借用村委会两间房作为卫生室，开始在村里开展诊疗工作。2014上级资助在村委会对面建设新的卫生室用房，面积约40平米，诊室、治疗室、药房分开，村卫生室的条件有了很大改善。
村民在村里看病找医生，主要图个方便及时，小病不出村，大大便利的村民，更好的维护了村民健康。村卫生室除了就近方便，村医还能够对病情做出预诊预判，对村民的健康养护和到大医院就医给予指导性建议。村医跟广大村民是熟人圈子，熟悉病人个体的健康情况和病情发展，对于疾病预防、慢性病养护治疗有着天然的优势，所谓“村民有个头疼脑热，离不了医生”。
村医还是距离村民最近的“120”，一旦健康出现紧急情况，往往村医是由最早最快接触病人，这样很多急病的预前处理就会给挽救生命和健康创造条件。
以树头孙村医的技术特点来划分，孙家训及其以前的医生以传统中医为主，孙玉山、孙占林中西医并用，孙群星则进入西医主导的时代。
三、医学人才
除了本村土生土长的村医外，树头孙庄还通过国民教育成长出了医学专业技术人才，分别在市县医院或企事业单位工作。
孙汝林，1956？-，沧州市卫生学校毕业，原县人民医院医师。
孙荣华，1960？-，孙玉山长女，沧州市卫生学校毕业，县人民医院医师。
孙丽华，1962？-，孙玉山次女，沧州市卫生学校毕业，原桑园蛋厂医生。
丁海霞，1969-，女，本科，毕业于承德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沧州市妇幼保健院主任医师。
丁则昊，1997-，女，本科，毕业于辽宁中医药大学，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2020年入职吴桥县第二人民医院。
四、防疫
父母同辈人的胳膊上往往有个圆形的疫苗注射印迹，据父亲丁书栋回忆那是大约1964年前后打疫苗留下的，当时叫种牛痘，是预防天花病的疫苗。他们还打过预防脑膜炎的疫苗。父亲的本村小学同学孙中举（孙中选兄）因脑膜炎早逝。
1980年代，笔者小时候，到了打疫苗的季节，村里大喇叭会广播，于集镇卫生院的医生会到村里来给孩子们注射疫苗。上小学之后，就会集中到学校开展疫苗注射。
笔者记忆中，村里发生过的传染病有1980、1990年代的“红眼病（急性结膜炎，传染性强，是通过手或水接触传染）”、少年儿童“长咋撒”（流行性腮腺炎，由腮腺炎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最常影响5~15岁的儿童）和“生疹子（也叫生水痘，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引起，具有高度传染性，是儿童期出疹性疾病，经过飞沫或接触传染）”。村委会组织开展过防控措施的有2003年的非典、2020的新冠肺炎。2000年之后，人们对于流感的预防更加主动，少数体弱的老年人采取了注射疫苗的防护措施。儿童防疫，则根据县卫生防疫部门的统一部署到镇卫生院开展。
五、卫生健康意识
随着时代的变迁，村民的卫生健康意识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和受教育水平的提升而不断提高，人们对于生命生活质量的预期也不断提高。医学常识更加普及，村民对于各类疾病认识更加深入和科学，人们对于疾病的预防控制更加主动。比如饮食更加注意健康；生病养护遵从医嘱；注重健身运动；注重个人卫生习惯等。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进步，村民的公共卫生意识也在逐步提升。比如在村两委的组织带领下，改水改厕、人居环境、垃圾处理等。
六、农村合作医疗
据笔者父亲丁书栋和本村孙连德回忆，大约1968年前后，政府组织农村合作医疗，那时候每年每户交5分钱，就可以报销，村民谢云兰（丁惠普、丁惠清母）第一个享受落实合作医疗费用报销，也是最后一个。此后农村合作医疗实践陷入困境，不了了之。
一直到2003年，大约30年间，农民没有任何医疗保障，生病就医完全自费。
2003年起，河北省开始实施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至今(2020)发挥着基本医疗保障作用。
以下两段材料引自360百科，用作本文的辅助背景信息。
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是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它既是中国医疗保障制度中有特色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它为农民提供全方位的医疗服务。不仅为农村社会成员提供一般的门诊和住院服务，而且承担着儿童计划免疫、妇女孕产期保健、计划生育、地方病疫情监测等任务，并按照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开展各种疾病预防工作和饮食及饮水卫生、爱国卫生工作等，对保障广大农民健康发挥着多方面的积极作用。（本段文字引自360百科）
我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经历了萌芽、初建、发展、辉煌、衰落、探索重建、新合作推广七个主要阶段，相应地出现了战时管制型合作医疗、队社福利型合作医疗、新福利型合作医疗、风险型合作医疗、福利风险型合作医疗、医改型合作医疗等六种主要农村合作医疗模式。建立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是切实解决“三农”问题、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助推器”和农民致富奔小康的“加速器”。 （本段文字引自360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