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初六是陕北的小年，按照习俗，我们一家要在我的父母家里过，因为先生的工作原因，我们就在自己家里过了。吃过午饭之后，女儿嚷嚷着要去万达宝贝王玩儿，想着明天先生就正式开工了，就一家人步行着去万达，外面阳光正好，春天的气息已经展露头脚，女儿兴奋地蹦来蹦去。也是，我们一家人这样悠哉悠哉地出来溜达也是有点儿奢侈的事情了。到了宝贝王之后，女儿一门心思地直冲淘气堡。因为过节，淘气堡里的孩子比平时多，孩儿们玩到刺激便大呼小叫，可谓人声鼎沸，我却在这样的喧嚣里有些呼吸不畅的眩晕，真不如回家睡一觉去。再看女儿，玩儿得不亦乐乎，大汗淋漓。小时候我也喜欢挤到人山人海的大操场去看秧歌，看到看不到无所谓，单是被琴琴姐姐往人群里推的过程就很兴奋了。不得不承认，过年于我而言，已经成了任务和责任，于女儿而言，是欢愉和期待。不止是过年的方式在变化，更是人的心境在发生改变。

那些年的过年，曾经也是抹不去的红火热闹，也是满心的翘首期盼……

盛宴和烟花

年夜饭，是母亲一进腊月就开始精心准备的年茶饭的盛宴。父母经历过饥饿和匮乏的童年，所以对于日益丰富的物质和好过的日子充满了感恩。蒸炸卤煮的繁复细致的各个环节里，穿梭着母亲忙碌而欣慰的身影，大卤锅里卤牛肉、猪头、猪肚，油锅里炸丸子和酥鸡，蒸锅里的豆瓣肉，……那时候的蔬菜比现在少得多，过年也无非多点蒜苗、蒜苔，几根黄瓜是留着年夜饭中配凉菜的。所以炕头儿上裹个被子的豆芽坛子就显得尤为重要，生的豆芽不仅是过年的菜，还是来年时运的预兆，母亲每天晚上像照顾一个小婴儿似的，精心照料坛子里的豆芽，若是豆芽长得光溜笔直，母亲便像领了神的旨意似的，越发觉得来年的生活有奔头。伯母家的炕头上还裹着一个黄酒坛子，伯母做黄酒的手艺真不是盖的，这么多年，貌似没有喝过比伯母做的好喝的黄酒。除夕下午，整个家属院里此起彼伏地响起开饭炮噼里啪啦的声响，人们开始享用隆重的年度盛宴。没等我家的年夜饭吃完，琴琴姐姐就吃过跑到我家数菜来了，就是来数我们家的餐桌上一共有几道菜，然后很自豪地告诉我她们家比我家多几道菜，也让唇齿留香的我有几分偃旗息鼓的落寞，好像年夜饭的餐桌上少了的这几道菜是我家永远赶不上她们家生活步调的象征。

不过，这个小落寞在饭后的烟花烂漫中即刻便会烟消云散。晚上放烟花的时刻也是我最为得意的时刻，因为我们家的烟花比别人家的充裕，院子里的娃娃们把各自的烟花放完之后，就都围在我家石床跟前来看我放烟花。我和弟弟一入腊月的期待就是听见院子外面有司机喊横山稍的东西了。横山的叔叔是父亲的大学同学，每到腊月就给我们捎来横山的花炮和大米。我们对大米的关心远远不比对花炮的关注和期待，满满两大盒的礼盒花炮，是我们整个春节里潇洒张扬的资本。我们赶紧打开礼盒，翻出一挂鞭炮，把鞭炮拆成一个一个，衣兜里装上一把，点上一根香，跑到院子里去放炮，手中一点赶紧往远处一扔，砰地一声，过年的欢愉在鞭炮的爆破声中拉开了序幕。 这样的欢愉，我的孩子没有体验，她只是在绘本和视频中见到过烟花炮竹的节日气氛，禁燃的时代，孩子们似乎也少了一种跟随着烟花炮竹的爆破声表达欢愉和自然宣泄的方式吧。

拜年、看秧歌

大年初一一早，洗簌完毕，穿上一身新衣服，放上一挂开门炮，我们一家人就出发去给奶奶拜年。给奶奶拜年，不仅要问“强健”，还要磕头，其他长辈只问“强健”就行。奶奶给的压岁钱总是最少的，但是给奶奶拜年的激情并不因为压岁钱少而减少，因为这一天是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光明正大在一起相聚玩乐的一天。过年的缘故，大人对我们少了平日的管教和约束。大人们在一起忙着包饺子，我们一起嬉闹玩乐。不知是哪一年的初一，我问琴琴姐姐为啥不让咱正月理发，姐姐也说不上来，干脆亲自率领我试验一把，我们两个悄悄跑到另一孔窑里，一人剪了一撮儿头发，坐等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不知是担心大人们知道我们剪了头发会收拾我们，还是好奇会发生什么奇迹，我们像最可靠的同盟军一样，在一起等待着未知。直到晚上回家睡觉，也没有什么光怪陆离的未知发生。直到长大以后正月里想烫个头、造个型的时候，我们总是心安理得的无所谓，因为没人知道那年大年初一我们就亲自验证了没有什么未知的发生。

在奶奶家吃过饺子，下午照例我和琴琴姐姐被派去给住在城渠的大奶奶拜年。大人们说大奶奶一个老太太也不挣钱，就只一家打发一个娃娃去，怕都去了费她的钱，所以弟弟和文文妹妹只得眼巴巴地看着我们开心地去履行职责。从华严寺湾下来，途径草场、十字街、东街，再上城渠，一路上小心翼翼地拎着给大奶奶的礼物，回来的时候不用拎东西了，可以用奶奶给的压岁钱卖个气球之类的小玩意儿就开心得不得了。虽然两个奶奶给的压岁钱只是个小零碎意思意思，这点零钱，父母过了十五收压岁钱的时候可以忽略不计，我们也可以享受一下“一个气球的自由”。后来，琴琴姐姐又开辟了一条从华严寺湾直接通往城渠的近道，就是得穿过一条长长的山洞，黑漆漆的，一到山洞口她就恐吓我说附近有贩卖娃娃的，一定要跟紧她，我们一只手拎着两瓶酒，一只手里拎着一盒饼干，没办法拉手，我只能毛骨悚然地紧紧跟在她后头，还听她的看秧歌安排，万一过两天父母不让我出来，她来食品公司家属院巷口接我，串一阵儿赶紧回去。

事实上每次说的串一阵儿赶紧回去的计划从来都是超额完成了。会面之后，琴琴姐姐就带我尾随着秧歌队伍走街串巷一整天，至于一阵儿的计划早淹没在锣鼓喧天的热闹之中，直到秧歌散场，才记起担心回家怎么交代。每到这时候，姐姐把我送到巷口之后会煞有介事地给我算命，她一阵掐算之后，一般会告诉我：“今儿没事，放心回去。”后来的很多年，我一直笃信这个姐姐无所不能，我也从她的资深跟班儿发展成她和姐夫的资深灯泡儿。有一年正月，听见锣鼓声响就心端差的弟弟要扭秧歌，伯父把他送去凤凰岭秧歌队跟着过瘾，他这隐过得累不累不说，我们姐妹三个跟在后面护卫的可是累坏了，伯父安排我们三个拿着他的大衣跟着，每到秧歌队伍歇下来，我们就得赶紧把大衣给他裹上，以防他感冒。这样的差事，远没有我和琴琴姐姐两个人走街串巷轻松。这也是我们两老大不想带着他们两老二的原因。后来某次在奶奶家聚餐，弟弟偷偷地把伯父的建设80小摩托骑出来，文文看见说要回去告诉大人，弟弟说你不要告，我带你出去溜。于是，偷偷骑出去的小摩托载着两个老二出发了，开启了两个老二翅膀张开的梦想之旅。

转九曲、了百病

正月十五的秧歌汇演和转九曲将过年的氛围推至高潮。午饭一过，各路秧歌队伍就汇集大操场参加汇演，一决高下。操场上早已是人山人海，鼓乐震天，大喇叭上响着米脂普通话的解说，人们层层包围，后面的好多人站在板凳上探头向前张望。即使被层层的人流包围得水泄不通，我们也有办法挤出一条看秧歌的通道——琴琴姐姐在我后面，把我左一推又一摇，见缝隙就钻，一直能推到包围圈的最前面。看一会儿没有兴致了，我们又起身挤出一条冲出重围的通道，回去早早吃了饭还要去九曲滩凑热闹呢。正月十四、十五、十六三天的九曲，我们一般一天也不落。按照风俗，如果十四开始转九曲，就得三天都转下来，单十五转只转一天就行。大人们忙着，一般就十五转一天，我们是哪儿有红火串哪儿去，一天不落。一个干电池灯笼，一把滴滴灯烟花，走一路放一路，跟着人流涌向黄土飞扬的九曲滩。不记得是哪一年的十五，琴琴姐姐和我玩乐从一个石台子上摔下来，脸上挂了彩，我妈给她涂上一种叫红汞水的药水，一面脸蛋儿上红彤彤的，比秧歌队的彩妆还要鲜艳，那也没有影响我们转九曲的兴致，吃过饭照例赶紧走了。

正月十六的晚上，每家每户都要点上一把火，大人娃娃从火上跳过去，俗尘“了百病”。我小时候小毛病多，实在难养。这样“了百病”的机遇当然是不敢错过的，记忆里芳艳姐姐把我抱起在火堆上转上几圈，还要把我的被子枕头和衣服都在火堆上“了百病”……

十六一过，父母也要收我们的压岁钱了，说“妈给你存起”。这个陕北娃娃都懂得吧。我们飞扬的心情也随着要赶紧完成作业的节奏平静了下来，曾经我也是那个在开学前一天赶制了十几篇“今天……”的日记的娃娃。

如今，每到正月初六，我都会想起这天是伯母的生日，伯父会把一个蛋糕分开吃过剩下的一块留给我，悄悄给我说：“那儿还留一疙瘩黄儿着，你赶紧吃了。”伯父说生日蛋糕就是摊黄儿上抹了些奶油，么吃法。而对于那时候的我们，奶油蛋糕还是很稀罕的美食。

我们不舍忘却的，大概不是那些年的过年，而是我们被无限宠溺的童年吧。

我们回首岁月的，大概不是那些岁月里的过往，而是那些过往给予我们抵御风雨的温暖吧。

所幸，父母在，亲人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