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

貌似从小就不喜欢过年，越大越烦过年，以至于每到腊月就开始烦闷，对“过年”二字已经产生了深深的怨念。

      都说“小孩子盼过年”，而我小时候，过年得压岁钱和穿新衣服的快乐远没有吃饭不能上桌、要发火赌气才能分到一个鸡腿的忧伤记忆深刻。 新衣服并非每年都有，要几年才能高兴一次，再加上我妈那富有远见的预测，一件新衣服做得又大又长，能穿好几年，记忆中儿时就没有穿合身新衣的时候，也就少了几分盼望。压岁钱到时年年都有，凭借我比姐姐嘴巴讨喜的优势在压岁钱以一元起步的年代也能收到几十甚至上百的巨款。但豪富并没有给我带来多少欣喜，相反每天还战战兢兢，倒不是要防火防盗，也不担心老妈收缴，而是怕自己藏的地方忘记了找不到记得。有一年外婆帮忙把钱缝在棉衣的夹层里，过完年交学费时没找到，急哭几回，饭都歇了几顿。交完一学期的学费后已剩无几，但我对当时仅有的几种零食：1分一块的水果糖粒子、5分一包的红姜丝、7分一筒的山楂片以及后来一毛钱一根的果丹皮的没啥兴趣，聚沙成塔的结果就是姐姐的钱花完要借的时候，我还能腰缠十几块至几十块的巨资。看着储钱罐里零钱慢慢累积换成一张十元面额的大钞和当债主的自豪感可以说是我儿时对过年最美好的回忆了。

      然而那些难得积攒起来的美好比起过年的每天至少要经历两次的忧伤已不值一提。大人们所谓的年味就是要热闹，把平时舍不得买的肉食买回来，平时不见到频繁走动的亲戚朋友凑一起大吃几天，礼仪之邦尊老是必须的，爱幼还暂时没有提上日程，于是我和姐姐只能在端菜摆桌后乖乖地拿个碗装点饭菜眼巴巴地站在外围等大人们吃喝空闲再赏一筷子菜。只有偶尔以客人的身份去亲戚家拜年才可以上桌正儿八经吃顿饭。又两年后堂弟表弟什么的都出来了，爱幼美德教育开始推出，我不止一次想过“敬老爱幼”就是专门为我们这代人造的词。美德教育推进力度不小，但还是无法避免抢鸡腿大战。其实说大战有点夸张了，这是一轮没有硝烟的持久战，在后来长达四五年的时间里，我为了寻求自己认为的公平以“强势、不好惹”的舆论形象为代价去争取每次过年在爷爷、外婆家聚餐的一个自己并不爱吃的鸡腿。而姐姐则以欣然接受大人们夹的“小鸡腿”（鸡翅膀）的举动从小就树立了宽宏、好说话的良好形象至今。

      中学时期对过年的情绪已经上升至讨厌的程度。除了因为来往客人多上桌吃饭机会还是很少而压岁钱的涨幅永远赶不上物价的上涨速度外，更难以忍受的是从腊月24开始就被勒令大扫除，连续几天不能睡懒觉的忙碌并未换来整洁如新的家，以老妈勤俭节约的美德和念旧的情结，家中的杂物只增不减，要说劳动效果就是少了点灰尘吧。自大年初一起就开始了学习成绩汇报的无限循环播放模式，当脸部肌肉完全僵硬瘫痪，发现亲戚长辈的关怀热情仍未能降温。

      大学时代的过年更是一场噩梦。每到寒假为了怎么买火车票，买到票怎么上火车，上了火车怎么下车而伤透脑筋。有过被姐姐找两个身强力壮的朋友从车窗塞进火车，坐6个小时不敢喝水怕上厕所的经历后，我宁愿排3小时的队买票，再呕吐4个小时坐汽车往返，也再不敢挤火车了。

     成家后的过年就变成了责任和孝心检验，早早地就得跟老公进行关于今年回谁家的几轮谈判，虽说两家离得并不远，但就三十晚上在哪家睡已经成了户主权力的争论焦点。但不论最后去了谁家守岁，我的“四陪（陪吃、陪喝、陪笑、陪聊”地位已经无可撼动。结婚初还只是需要完成四陪工作，再后来就有了孩子。哪怕平时有保姆阿姨帮忙，到过年的时候就只有全靠自己了。这时的待遇略有提高，每顿饭时已由站姿晋升为坐姿，但怀抱孩子把她喂饱后再赶在菜凝固前扒几口填饱肚皮也是个与时间赛跑的体力活。等孩子睡熟后，向各路认识与不认识的长辈亲戚作单位、职务、薪资等隐私汇报的总结反省才刚开始。

      孩子独立饮食后的过年突然发现双方父母已经变老，于是除了四陪这样的常规工作内容外还自觉自发挖掘贤惠潜能，从洗洗涮涮打下手到掌勺迅速实现无缝对接。在大家吃饱喝足后的赞美声中我满怀幸福感地端起饭碗，谦虚感激地边回复边就菜碗底部剩余的汤水在脑海中重组主料、配料的原型快速塞满那已无食欲的胃，脑神经还得迅速切换到下顿的菜谱。

      感觉自己快变成那个将红裤衩外穿的家伙时却惊喜地发现春节长假已圆满结束，一个年就这样终于过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