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碗口大的茄子---老籽（子）黄皮（陂）！”

每当有人问他哪里人，他便回此歇后语，然后得意地咧着大嘴，哈哈大笑，露出满嘴烟熏黄牙。

东风农场是一个狭长地带，两边是湖，南北各有一山，唤做南练山和北练山。原是一个劳改农场，63年留下一批劳改刑满释放人员后撤走了，城里又下来一批知青和右派，成了黄石市的国营农场。

邓师傅便是这劳改农场的“遗老”，解放前是干青红帮的，被划为“坏分子”。虽已刑满释放，但这“劳改释放犯”的称谓将终生相伴，相当于被判无期，就像我爸“摘帽右派”---这无形的帽子像猴哥头上的圈圈，是摘不掉的。

高中毕业，凭着“扎根农场、接受再教育”的一腔热血，我提前两个月报到，入党申请书一交，立马投入“双抢”。到了九月正式安排工作，被分到基建队搞测量，整天抱着标杆、测量仪，跟人屁股后面，在山里瞎转悠，几乎不干正事，闲得蛋疼。后来得知，是父母开了后门才为我谋得此肥缺。这活与我的雄心壮志相去甚远，便给队长打报告，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自己！

队长乜斜着眼睛看着我，像看一个怪物，半天不说话。突然笑容满面，拍着我的肩说，好样的！这样，你去开山队。然后说了些令我莫名其妙的话，如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对待坏分子，要警惕，多监督，勤报告，临走还给我一个闹钟，叮嘱我上班一定随身携带。

第二天，我踌躇满志，跟着大家，板车装上撬杠、箢箕和三角钉耙，丁玲哐啷、浩浩荡荡进山了。开山，就是在南练山背开采石头，为了修一条长渠以解杨家洲缺水之急。采石场不远，绿色的山包下，盈盈的湖汊边，白赭色的山塘凹进山体，像是包子被人咬了一口。

我被分配跟着邓师傅。 他50来岁，矮个，壮实，穿一件黑色开花破棉袄，蹲在山塘里就像一坨黑石头。

今天的任务是把炸松的石头撬出来，滚下去，装车运走。撬杠是根一米五左右的六角铁棍，一头鸭嘴一头尖。操撬杠是个力气活，更是个技术活: 一块巨石，要想肢解它，一定要读懂纹理，选准攻击点，且又准又狠、步步为营。

与石头对话，非师傅莫属。吾辈小工，只能拿个三角钉耙打下手，把师傅啄出的石渣刨开，好让师傅乘胜追击，直到“咔嚓”一声，石头裂开。我的活看似轻松，实则不然。要紧盯撬点，杠起快扒，杠落快抽，才能合上师傅的撬杠一上一下的节奏，时间长了，呼哧直喘气。

邓师傅待我不薄。看我初来乍到、细皮嫩肉，便教我如何拿扒，如何使巧劲，并有意放慢了下杠的节奏。不一会，我还是虎口生疼，汗流浃背，师傅一声“歇口气”，大家便都放下家伙，找个阴凉地四仰八叉躺下，摆个“太”字。

我感激地笑笑，在一块石头上坐下，顺手从挂包里掏毛巾擦汗，哪知带出一圆圆的东西---那只该死的闹钟，咕噜咕噜地滚了出来。

大家的目光“刷”一下全转了过来，整个山塘刹那间鸦雀无声，只听见闹钟的“嘀嗒、嘀嗒”……。我不解地抬头望望师傅，只见他一脸猪肝色，浑浊的眼珠透着一股冷气。嘴角一歪，突然爆笑起来，声音在山塘回荡，很是瘆人。

不等我把气喘匀了，师傅一声怒吼，“干活！” 便头也不回爬到山腰干起来。

这时的师傅完全变成另一个人。只见他怒目圆睁，铁手执杠，上下翻飞，杠上开花，节奏大变。我可就惨了：一扒接着一扒紧跟，根本赶不上他的速度。有时耙子还没抽开，撬杠就下来了，慌得我手忙脚乱，应接不暇，气喘如牛，大汗淋漓。本想告饶，又爱面子，头一天就被整得趴下，岂不贻笑大方？直到他见我面色卡白、神情恍惚，就要晕厥过去的样子才住手，没有招呼我便转身下去喝水。

后来才知道，那个闹钟，是队长经常用来监督他们的“警具”。队长不能亲临督战，又怕他们偷懒久歇，就让我携此尚方宝剑镇邪。我哪知道邓师傅他们是如此特殊的“工人阶级”？他把我当知青娃娃照顾，而我呢，竟是上头派来的监工！这才明白队长让我要斗争、勤报告的深意！

太阳落山时我们回到队部。队长一脸期待把我叫到一旁。我说没事，一切正常。跌跌撞撞回到宿舍，死狗一般倒头便睡，直到第二天出工前，队长叫醒我，然后大声吆喝：“邓德贵，你给老子滚进来！”邓师傅提着胆子点头哈腰进来。队长指着他说：“个老东西，瞧你把孩子累成啥样？他可是上面吩咐的重点培养对象，累出毛病来，你我都吃不了兜着走！”师傅忙点头称是。缓了缓，队长让他去领雷管炸药，注意安全，然后背着手去场部开会去了。

到了工地，我一声不吭，拿起钉耙还要跟他上。他不理不睬，拿上铁锤和钢钎，独自向悬崖走去。这是要去打眼放炮的节奏！回头见我还呆在原地，他说“不敢来呀？”

我怕谁？钉耙一丢，走到他跟前要接过铁锤钢钎。他一把攥住我的手，解下我缠手的渗血手绢，涂上一种黄色膏药，再包上，然后细心地帮我系好安全绳，一起爬到半山腰一个打炮眼的平台。

他打锤，我掌钎。掌钎的手位、松紧度很重要，每锤要转动一下。他教我学，很快就上手了。现在想起有点后怕---他要实施"阶级报复"，一锤子下来，我就开瓢了！

休息时他问了我家里的情况和我的打算。听到我说这辈子可能就在这山里打石头了，他望着远山雾霭，猛吸一口烟，徐徐吐出。

“小肖啊，你今后北京、上海都能去！”

这太不靠谱了，无异于痴人说梦，我当时想都不敢想！可就是这句话，支撑我与命运搏斗，走南闯北，后来担任全国某学术组织秘书长，每月一次进京到国家教委办事，还多次出国留学任教......。一个山沟里的“坏分子”，不经意的一句预言竟然产生如此作用，也是他始料不及的吧？

休息片刻后，我们接着干。我已娴熟掌钎，敢抬头看他了。只见他头顶蓝天，像个蜘蛛吊在半空，双足登定、双手抡圆，艳阳下那弓起的竹把像一轮弯月，铁锤高高甩起，准确无误地落下，发出铿锵悦耳的叮铛乐音。他不时地将黄陂小调唱成号子，在最后一个字上重音落锤，伴着竹柄发出的“咿呀”赞叹声。钢钎在一点点掘进，钎头上钎花翻卷。他勇猛高大，真是帅呆酷毙了。

我坚持要学打锤，师傅只好亲自掌钎，口传身教、耳提面命。先学打抱锤，就是双手握柄，上上下下，像鸡啄米，力量不大，但好定位。但就是这简单的打法，也不时地砸冒了，落在他掌钎的手上，皮开肉绽，鲜血立马就涌了出来。他拿毛巾一包，拿起钎子，故作轻松地说：“没事，打吧！”

在他指导下，渐渐地，我由轻变重、由抱锤到甩锤（一只手握定，另一只手滑动，双臂抡圆了打），叮叮当当，打得豪情万丈！时不时还学他喊几句黄号子。

到了点炮的时候，他总是一把拖住我，坚持自己去，理由很充分：我无儿无女无牵挂，死了就地一埋，了撇！

什么排哑炮、受伤、牺牲......也太俗套啦! 反正我考上大学离开时，他还在。只是那张老脸被晒得流油，真像紫黑发亮的茄子。

这么多年了，好像还能听见他“老籽黄皮”的浪笑声在山塘里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