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普天同庆始终在受到威胁，因为欢乐的人群一无所知的事，他却明镜在心：据医书所载，鼠疫杆菌永远不会死绝，也不会消失，它们能在家具、衣被中存活几十年，在房间、地窖、旅行箱、手帕和废纸里耐心等待。也许有一天，鼠疫会再度唤醒它的鼠群，让它们葬身于某座幸福的城市，使人们再罹祸患，重新吸取教训。”在这部将诺贝尔文学奖荣膺加身的《鼠疫》的结尾，作者加缪以冷静而睿智的远见卓识向惯于遗忘的世人敲响了回荡不息的钟声。事隔七十余年后新冠疫情的熊熊烈火在全球的扩张蔓延，再度应验了这一不朽箴言。
《鼠疫》无疑是今年疫情爆发以来最抢手的书籍之一，身处与鼠疫发生地法国阿赫兰城居民相似境遇的人们，使得《鼠疫》在京东等各售书平台上数次告罄。但这愈发点燃了广大读者排队预约购书，去一探究竟的好奇与热情，人们试图从加缪的评述中找寻到解锁新冠疫情困局的心灵密码，让曙光能透过禁闭的门窗罅隙抹亮仰望的额头，驱赶走眼中连日密布的阴云。
《鼠疫》里很多似曾相识的情节令深陷疫情侵扰的我们感同身受。比如，鼠疫流行病的种种症状已经显露无遗，但阿赫兰政府的很多官员依然麻木迟钝，推诿卸责，无视吹哨人里厄等医生的疾呼；城市关闭后有些市民千方百计想通过疏通打点关系，企图越过设置的关卡，逃离阿赫兰这座孤岛；瘟疫给民众造成了巨大的焦虑和恐慌，薄荷含片和葡萄酒可以抑制杀灭细菌的传言一时甚嚣尘上，造成众多百姓竞相哄抢；肆虐的鼠疫终于撤退，封锁的城门敞开怀抱，全城人倾巢而出，潮水般流泻街头欢庆雀跃……书中那些语句像一列列时光火车，载着我们霎时回到初春那段寒意料峭的昼夜。
然而如果将《鼠疫》仅仅视做，一部反映以里厄和塔鲁为代表的阿赫兰人民与鼠疫搏击过程的小说，就未免失于片面和肤浅了。在卷首语里，加缪已经援引丹尼尔•笛福的哲言明示我们，“用别样的监禁生活再现某种监禁生活，与用不存在的事表现真事同等合理。”就像书中数鹰嘴豆的哮喘老人所说，“鼠疫就是生活 。”加缪借鼠疫之名暗喻与人类形影相随的生存困境和苦难，他倡导人们在遭遇灾难之石强悍挤压时，即使像神话里的西西弗承受无休无止的失败，也必须选择在夹缝中奋起反抗。在这条布满荆棘的道途上不同类型的人物秉持着不同的信念之烛，有的烛焰被残酷现实的疾风骤雨吹熄，有的顶风冒雨倔强地跳跃不息，还有人重新浇筑了信仰的熔炉，加缪通过记叙其演化过程印证了他宣扬的思想主张。
一、里厄：抗疫只是做了二加二等于四的命题
里厄医生是全书的灵魂人物，凝聚着作者加缪的思想精髓。与其说里厄是一位挽救鼠疫病人于濒危边缘的医者，不如说他更像一名带头冲在阵地最前沿与瘟神殊死抗争的勇敢斗士。假如阿赫兰疫情结束要颁发特别贡献奖，里厄大夫将无愧于这枚闪亮的勋章，撇开他枕戈待旦地守卫在救死扶伤的战场，光是鼠疫“吹哨人”的功勋已足以使他留芳于世。当瘟疫的洪水刚席卷而来，是他挺身而出第一个给市灭鼠处联系要求及早收集焚烧死老鼠，并力排众议促成了省政府官方对鼠疫病的正式认定和全面防治。
这样的医生不啻为阿赫兰城人民心目中的英雄，但里厄自己对此持有迥异不同的观点，他对医生职业有相当理性而清醒的认知，“献身于卫生防疫事业的人们也不一定功勋卓著，他那样做只是因为知道那是唯一需要做的事情，而在那样的时刻，不下次决心才真叫不可思议。……既然已发生疫病，为了同它斗争，就应当做需要做的事。”里厄认为这就像“谁也不会祝贺小学教员教学生二加二等于四。”
里厄甚至十分排斥人们大肆渲染英雄主义。他洞察社会时弊和人性弱点鞭辟入里，像手术刀一样犀利而深刻地切中要害，“因为过分重视高尚行为，结果反而会变成对罪恶间接而有力的褒扬。那样做会让人猜想，高尚行为如此可贵，只因它寥若晨星，所以狠心和冷漠才是人类行为更经常的动力。”里厄说，如果必须树立一个楷模需要人们加以效法，他唯一推崇的是世俗观念里渺小卑微的格朗——一位五十多岁在政府工作一辈子的非正式职员，下班后默默投身到战疫的洪流，认为理所应当地欣然接受分配的任务，是“他将真理回归原有的位置，使英雄主义恢复它应有的次要地位。”
里厄的直面抗疫观点与神甫帕纳鲁主张把命运交付给上帝的思想，发生了激烈的碰撞。里厄不信奉宗教，因为真正的救赎不是来自虚幻云端里面目模糊的上帝，他内心擎举的始终是“诚实”这面鲜明的旗帜，指引着他在拯救病患的战场上冲锋陷阵。他毫不讳言道，如果他只相信一位万能的上帝，他就应当放弃为人治病，而把治病的任务让给上帝。
医生的职业生涯给里厄的外表镀上了钢铁般的品质，他坚毅、深沉而果敢，但里厄内心深处也隐藏着不为人晓的脆弱与痛楚。他身患重疾的妻子正躺在外地医院的病榻上生死未卜。“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值得人们为它而舍弃自己之所爱。但我不知为什么，我也抛弃了我之所爱。”这幕情节令人不禁瞬间泪目。两人来不及诀别，她年轻的生命就像孤独的流星坠落在遥远的天际。“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灾难威逼下怎样抉择个体的幸福，具有西西弗精神的里厄医生用自己的行动作出了回答。
二、格鲁：在来到这个城市之前，我早已患上鼠疫
塔鲁刚到阿赫兰城不久。鼠疫发生后他与里厄并肩作战从瘟神手中抢夺生命，是阿赫兰城人民抗击鼠疫的主力军，每天辗转在狼烟四起的战场，他们疲惫而刚毅的身影随处可见。两人渐渐成为莫逆之交，彼此能敞亮地打开心扉，展开酣畅淋漓的灵魂对话。
然而他俩执持的思想信仰并非完全志同道合，甚至存在难以消弭的疏离和隔阂。塔鲁穷其一生孜孜矻矻以求内心的安宁，努力将自己锻造为精神上的圣徒，而里厄直言不讳告之，“我对英雄主义和圣人之道都没有兴趣，我感兴趣的是如何做人。”虽然两人在反抗灾难的道路上殊途同归，共同致力于扼制瘟疫对生命的杀戮，但从加缪安排塔鲁死亡的结局上，能判断出他对塔鲁所忠于的人生信仰抱有质疑和批判的成份。
塔鲁原本家境优渥高贵，身为检察长的父亲早就为他铺设好了光明的道路。然而十七岁时目睹了父亲主持的一次庭审，彻底扭转了他人生的航海罗盘。当他看到堂而皇之的判词像蛇一般不断从父亲的嘴里蹿出来，准备将一个活生生的人剿杀在断头台，塔鲁人生信仰的基石瞬间被震得粉碎，他断定代表司法和公正的父亲，正进行着最卑鄙的人杀人的勾当，那时塔鲁的心已经毅然从旧的世界出走，从此踏上寻找内心安宁的不归途。
然而塔鲁的躯体和心灵一直不断地在漂泊流放，羞愧忧伤的乌云不时笼上紧蹙的眉结，因为“任何人都禁不住无判别人的刑，连受害者有时都可能成为刽子手。”而塔鲁自己也当过“杀人凶手”，哪怕是间接的，是出于善良的愿望。于是他深陷痛苦与迷惘之渊，难以寻觅到内心孜孜以求的安宁。“在今天，即使比别人优秀的人们也免不了去杀人，或听任别人去杀人。这符合他们的生活逻辑。因此人人都潜伏着鼠疫。没有任何人能够免受其害。”
但塔鲁并没有因此而调转人生航船的方向，他继续一砖一瓦执着地搭建他理想中的殿堂。“我只知道必须做该做的事，只有这样才能减轻别人的痛苦，即使不能拯救他们，起码可以使他们尽量少受折磨。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希望找到安宁，或者在找不到安宁时，平静地死去。”因此在阿赫兰的鼠疫战斗中，他始终倾其全力，奋勇向前，是他主动倡议并在里厄的支持下一手操持组建起志愿者防疫队，夜以继日地巡回穿梭在病患之间，向杀戮生灵的死神发起顽强的保卫战。
不料瘟神最终还是在撤离阿赫兰前夕，毫不留情地将塔鲁掳掠带走。这一章节看得人心如刀割，塔鲁至死都在悲壮惨烈地抵抗命运铁蹄的蹂躏。正如塔鲁自己临死所言，“我失败了。”他难以寻觅的安宁是在死神那儿找到的，但安宁已对他毫无用处，他人生信念的琴音戛然而止。我理解的是加缪通过塔鲁之死来喻示人们，在奋起反抗灾祸和困境的过程中，流血和伤亡将不可避免，塔鲁理想世界里的所有生命都安好无恙，祥和宁静是人类尚无法抵达的天堂。
三、神甫帕纳鲁：神职人员可否求医问药
帕纳鲁作为正统基督教的热烈捍卫者，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与鼠疫作斗争，但此时上帝俯下的脸庞已不再闪耀怜悯的光辉。帕纳鲁的两次布道和最后染疾而亡这三个桥段，是《鼠疫》里最为精彩的看点之一。加缪将神甫宗教信仰的嬗变和悲情结局进行了层次分明的呈现，其中神甫与医生里厄之间思想列车的相互撞击，以及一个无辜孩子被瘟神的猎矛刺死前的痛苦挣扎，彻底碾碎了帕纳鲁心中那盏长燃不灭的圣明的神灯。
神甫的第一次布道选择在鼠疫开始猖獗的当月，尽管大雨倾盆，听众还是潮水般涌至教堂，渴望仁慈的上帝伸出坚实的双臂来引渡他们到苦难的彼岸，将瘟神驱逐出他们的家园。但神甫慷慨激昂的讲道却徒增了城市上空的愁云密布，使百姓在惶惶不安的泥淖里愈陷愈深，“人类有史以来灾祸总光顾那些罪孽深重的城市。我的兄弟们，你们这是罪有应得。”他最大的愿望是，别在意那一天天的悲惨景象和垂死者的哀号，仍然向上天倾诉基督教徒的爱慕之情。其余的事上帝自有安排。
实际上神甫并未对遭受灾难的人们失去同情心，不久后神甫加入了社会志愿防疫行列。正是一个不幸染上鼠疫的孩子漫长而痛苦的垂死挣扎，使站在病床前无能为力的帕纳鲁，眼看着自己虔诚尊奉的宗教信仰体系在分崩离析。但他仍企图虚弱地说服自己，“也许我们应当去爱我们理解不了的东西。”此时的里厄愤怒像决堤的浪潮，“我对爱的想法和您的不一样。而且我至死也不会爱这个让孩子们倍受折磨的上帝的创造物。”里厄反驳道，他关心的首先是人类的健康，而不是大而无当的拯救人类。两人思想交锋喷溅出的炽热火花，加速了神甫做第二次布道。
狂风呼啸里听众不再应者云集，而帕纳鲁原来铿锵的语气里包含着几分掩饰不住的犹豫和迟疑。他说，上帝将人们置于巨大的灾难之中，我们不得不选择恨上帝抑或爱上帝，谁又敢于选择恨上帝呢？他这次布道的题目就是《神职人员可否求医问药》。显然帕纳鲁陷入了矛盾的激流之中，即如果上帝是万能的，生病就不该去找上帝，因为患病是上帝的旨意，但在宗教社会里一个神甫怎能公然宣称背弃自己的信仰体系。
因此帕纳鲁在染上急症时，依然选择了仰望上帝播撒的光辉，卧倒在住室里拒绝找医生救治，临死都不放开手中紧握的十字架。其实，他心中的那个十字架已经坍塌。神甫之死表明了虚无主义在灾难兴风作浪时的苍白无力，正如里厄所说，“看到鼠疫给人带来的灾难和痛苦，除非是疯子、瞎子或者懦夫，才会任其摆布。”
四、朗贝尔：无论我愿意与否，我都是这里的人了
朗贝尔是进入到阿赫兰采访的外地记者，因鼠疫爆发围困城中，从一心逃离去追求个人幸福的局外人，到主动加入抗疫队伍蜕变成彻底的斗争者，朗贝尔最终迎来了与久别的爱人深情相拥的美好时刻。看似落入窠臼的老套故事，通过品读原著读者会发现绝非如此，它蕴涵的是加缪对灾难降临时各色人物生存哲学的深入探讨。
记者原本是铁肩担道义的职业，而朗贝尔却不惜手段想逃脱围城投入爱人的怀抱，他看来囿限于“小我”境界的举止，其实缘于他在西班牙战场上的铭刻经历。作为战败方一员，他更是亲历了在战争铁蹄的肆意践踏下，太多家庭的轰然破碎和妻离子散的惨绝人寰景象。从此他对“一将功成万骨枯”的英雄主义极其厌恶和坚决抵制，开始崇奉追求个人幸福，守护最为脆弱的个体生命尊严。这也是最开始朗贝尔对里厄与塔鲁产生误解的根源。“我对为理念而死的人们感到厌烦。我不相信英雄主义，我知道那很容易，而且我听说那已经造成大量死亡。我感兴趣的是，人活着，并为其所爱而死。”
尽管朗贝尔不拒绝为战疫效力，他还是为自己贴上了局外人的标签。但当他得知里厄与重病妻子亦分隔两地的隐情，朗贝尔对里厄的戒备和误会冰消雪融，里厄那些关于英雄主义与诚实的坦诚心声，在他心湖里开始沉淀发芽，他选择追随在里厄身边开展工作。
当朗贝尔在医院里亲眼目睹到犹如在遭受五马分尸般极刑的手术病人，耳边轰鸣着一首首呻吟和尖叫交织的哀歌，他思想信念的大门被重重地敲击，朗贝尔摒弃了距“幸福”一步之遥的出城机会，重新扯起了信仰的大旗。“选择爱情，毫无羞愧可言，但如只顾自己的个人幸福，就可能感到羞愧。无论我愿意与否，我都是这里的人了。”他从局外坚定地迈进了局内。当鼠疫从这个城市撤退，朗贝尔飞奔着迎接心爱的人，他明白，他会一下子重新获得所有失去的东西，“这样的欢乐是烫人的，是无法细细品尝的。”
五、结语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盛行使得《鼠疫》再度受到社会大众的热情瞩目，我手上这本《鼠疫》扉页的出版信息，显示2020年3月第13次印刷。假如一些读者是奔着书中波澜起伏的曲折故事情节而趋之若鹜，愿望大抵会降至谷中，正如1957年10月瑞典文学院授予加缪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是“由于他重要的著作，在这著作中他以明察而热切的眼光照亮了我们这时代人类良心的种种问题。”书中很多地方蕴涵着加缪对生存哲学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思考，看似平坦舒缓的文字覆盖下其实静水深流，需要我们积极调整思想的琴弦，配合上加缪前进步伐的节拍。
前文抒发的那些感想也仅仅是我对《鼠疫》一鳞半爪的认识，经典传世之作浓缩了人类思想的精华，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秘和揣摩。加缪曾经这样谈及写作《鼠疫》的基本动机 ，“我想通过鼠疫来表现我们所感到的窒息和我们所经历的那种充满了威胁和流放的气氛。我也想就此将这种解释扩展至一般存在这一概念。”无论是新冠疫情仍在全球四处流窜的今天，抑或是后疫情时代冲浪在磨难和挑战的未来数年，这部巨著无疑像阶梯助力人们攀越过险阻和屏障。
二0二0年八月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