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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实验01： 斯坦福监狱实验
斯坦福监狱实验（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是1971年由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领导的研究小组，在设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大楼地下室的模拟监狱内，进行的一项关于人类对囚禁的反应以及囚禁对监狱中的权威和被监管者行为影响的心理学研究，充当看守和囚犯的都是斯坦福大学的在校大学生志愿者。 囚犯和看守很快适应了自己的角色，一步步地超过了预设的界限，通向危险和造成心理伤害的情形。三分之一的看守被评价为显示出“真正的”虐待狂倾向，而许多囚犯在情感上受到创伤，有2人不得不提前退出实验。最后，津巴多因为这个课题中日益泛滥的反社会行为受到警告，提前终止了整个实验。 斯坦福监狱实验经常被拿来与米尔格拉姆实验进行比较，米尔格拉姆实验是于1961年在耶鲁大学，由津巴多中学时代的好友斯坦利·米尔格拉姆进行的。津巴多作为监狱长。 死亡实验是一套故事基于斯坦福大学监狱实验的电影。 津巴多模拟监狱实验 斯坦福大学(Stanford)的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和他的同事在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系办公大楼地下室里建立了一个“监狱”，他们以每天15美元的价格雇用了24名学生来参加实验。这些学生情感稳定，身体健康，遵纪守法，在普通人格测验中，得分属正常水平。实验者对这些学生随意地进行了角色分配，一部分人为“看守”，另一部分人为“罪犯”，并制定了一些基本规则。然后，实验者就躲在幕后，看事情会怎样发展。 两个礼拜的模拟实验刚刚开始时，被分配做“看守”的学生与被分配做“罪犯”的学生之间，没有多大差别。而且，做“看守”的人也没有受过专门训练如何做监狱看守员。实验者只告诉他们“维持监狱法律和秩序”，不要把“罪犯”的胡言乱语(如“罪犯”说，禁止使用暴力)当回事。为了更真实地模拟监狱生活，“罪犯”可以像真正的监狱中的罪犯一样，接受亲戚和朋友的探视。但模拟看守8小时换一次班，而模拟罪犯除了出来吃饭、锻炼、去厕所、办些必要的其他事情之外，要日日夜夜地呆在他们的牢房里。 “罪犯”没用多长时间，就承认了“看守”的权威地位，或者说，模拟看守调整自己，进入了新的权威角色之中。特别是在实验的第二天“看守”粉碎了“罪犯”进行反抗的企图之后， “罪犯”们的反应就更加消极了。不管“看守”吩咐什么，“罪犯”都唯命是从。事实上，“罪犯”们开始相信，正如“看守”所经常对他们说的，他们真的低人一等、无法改变现状。而且每一位“看守”在模拟实验过程中，都作出过虐待“罪犯”的事情。例如，一位“看守”说，“我觉得自己不可思议……我让他们互相喊对方的名字，还让他们用手去擦洗厕所。我真的把‘罪犯’看作是牲畜，而且我一直在想， ‘我必须看住他们，以免他们做坏事。”’另一位“看守”补充说， “我一到‘罪犯’所在的牢房就烦，他们穿着破衣服，牢房里满是难闻的气味。在我们的命令面前，他们相对而泣。他们没有把这些只是当作一次实验，一切好像是真的，尽管他们还在尽力保持自己原来的身份，但我们总是向他们表明我们才是上司，这使他们的努力收效甚微。” 这次模拟实验相当成功地证明了个体学习一种新角色是多么迅速。由于参加实验的学生在实验中表现出病态反应，在实验进行了6天之后，研究人员就不得不终止了实验。 不过剧集里的实验没有这么变态，只是一个48小时的游戏～～
心理学实验02：定位速效法
将一个班的学生分成三组，前去 10公里外的村庄。甲组学生不知道村庄有多远，只让他们跟着导游走，刚走二三公里，就有学生叫苦，走了一半路学生开始抱怨，情绪低落而且开始散乱，以致溃不成军。乙组学生仅知道距离目的地有10公里，中途没有路牌，他们只跟着向导走，走了多少，还剩多少一概不知。结果行走到不到一半就有人叫苦不迭，速度也越来越慢。丙组学生不仅知道距离目的地有10公里，而且能不时看到路牌，上面写有里程，他们走了多少还剩多少心中都很清楚。结果这一组学生一路上精神饱满，每当他们疲劳时，看看路牌，都为自己已走过的路程感到振奋，没人叫苦。实验的最终结果显而易见，丙组最快，乙组次之，甲组最慢。 心理学把这种按计划工作、目的明确、效率增高的现象叫“定位速效法”。
心理学实验03：蔡格尼克效应
心理学家蔡格尼克（Zeigarnik）曾做过的一个有趣实验：他要求一些参加实验的人去完成20件指定的工作，其中半数工作最终允许其完成，而另一半的工作则中途人为地加以阻止，使其无法完成。当这些人完成实验任务后，要求他们对所做的工作进行回忆。实验结果发现参加实验的人对未完成工作的回忆要优于对以完成工作的回忆，前者的回忆量几乎是后者的两倍。 心理学把这种现象称为“蔡格尼克效应”，是指人们对于尚未处理完的事情，比已处理完成的事情印象更加深刻。 启示： 人类有追求完美的倾向，有时甚至是强迫自己追求完美。这使得我们有时会无法容忍一些没有完成的事情，以致于让那些没做完的事情给自己造成压力。但更现实的是，并非所有事情对我们或我们的工作都如此重要，事情也并非因为其未被做完而变得更加重要。因此，时常停下来思考什么是我们需要花更多时间来完成的事情很重要。
心理学实验04 ：反馈效应实验
心理学家罗西和亨利曾做过一个著名的反馈效应心理实验：他们把一个班的学生分为三组，每天学习后就进行测验，测验后分别给予不同的反馈方式：第一组每天告知学习结果；第二组每周告知一次学习结果；第三组只测验不告知学习结果。8周后将第一组和第三组的反馈方式对调，第二组反馈方式不变，实验也进行8周。反馈方式改变后第三组的成绩有突出的进步；而第一组的学习成绩逐步下降；第二组成绩稳步上升。这则实验说明，学习者对自己学习结果的及时了解，对学习积极性有强化作用，有助于提高学习效率。反馈方式不同，对学习的促进作用也不同。及时知道自己的学习成绩对学习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而且及时反馈比远时反馈效果更好。
心理学实验05：迟延满足实验
发展心理学研究中有一个经典的实验，称为“迟延满足”实验。 实验人员给一些4岁小孩子每人一颗非常好吃的软糖，同时告诉孩子们可以吃糖，如果马上吃，只能吃一颗；如果等20分钟，则能吃两颗。有些孩子急不可待，马上把糖吃掉了。另一些孩子却能等待对他们来说是无尽期的20分钟，为了使自己耐住性子，他们闭上眼睛不看糖，或头枕双臂、自言自语、唱歌，有的甚至睡着了，他们终于吃到了两颗糖。在美味的奶糖面前，任何孩子都将经受考验。这个实验用于分析孩子承受延迟满足的能力，所谓的延迟满足，就是能够等待自己需要的东西的到来，而不是想到什么就要什么，这是一个很通俗的解释。 这个实验后来一直继续了下去，那些在他们几岁时就能等待吃两颗糖的孩子，到了青少年时期仍能等待，而不急于求成；而那些急不可待，只吃了一颗糖的孩子，在青少年时期更容易有固执、优柔寡断和压抑等个性表现。 当这些孩子长到上中学时，就会表现出某些明显的差异。对这些孩子的父母及教师的一次调查表明，那些在4岁时能以坚忍换得第二颗软糖的孩子常成为适应性较强，冒险精神较强，比较受人喜欢，比较自信，比较独立的少年；而那些在早年已经不起软糖诱惑的孩子则更可能成为孤僻、易受挫、固执的少年，他们往往屈从于压力并逃避挑战。对这些孩子分两级进行学术能力倾向测试的结果表明，那些在软糖实验中坚持时间较长的孩子的平均得分高达210分。
研究人员在十几年以后再考察当年那些孩子现在的表现，研究发现，那些能够为获得更多的软糖而等待得更久的孩子要比那些缺乏耐心的孩子更容易获得成功，他们的学习成绩要相对好一些。在后来的几十年的跟踪观察中，发现有耐心的孩子在事业上的表现也较为出色。
心理学实验06：恐惧是如何形成的
1920年，早期行为主义心理学的代表人物华生及其助手进行了心理学史上著名的一次实验。该实验揭示了在一个婴儿身上是如何形成对恐惧的条件反应的。
实验对象是一个叫阿尔伯特的小男孩，当他还只有9个月大的时候，研究者把一只白色的老鼠放在他身边，起初他一点都不害怕；可是，当用一把锤子在他脑后敲响一根钢轨，发出一声巨响时，他猛地一打颤，躲闪着要离开，表现出害怕的神态。给他两个月的时间使这次经历淡忘，然后，研究者又开始实验。当一只白鼠放在阿尔伯特的面前，他好像看到了一个特别新奇有趣的玩具，伸出手去抓它；就在孩子的手在碰到白鼠时，他的脑后又响起了钢轨敲响的声音，他就猛地一跳，向前扑倒，把脸埋在床垫里面。第二次试的时候，阿尔伯特又想用手去抓，当他快要抓住的时候，钢轨又在身后响起。这时，阿尔伯特跳起来，向前扑倒，开始啜泣。此后，又进行了几次这样的试验，把老鼠放在阿尔伯特身边，钢轨在他脑后震响，阿尔伯特对老鼠形成了完全的恐惧条件反应，华生后来在实验报告中写道：
“老鼠一出现，婴儿就开始哭。他几乎立即向左侧猛地一转身，倒塌在左侧，作四肢撑起身体快速地爬动，在他到达试验台的边缘前，用了相当大的劲才抱住他。” 更进一步的实验显示，阿尔伯特对其它毛乎乎的东西也产生了恐惧：兔子、狗、皮大衣、绒毛玩具娃娃，还有华生装圣诞老人戴的面罩。
停止一个多月以后，又对阿尔伯特进行试验，正如研究者所预测的，他哭了起来，对老鼠和一切展现在他面前的毛乎乎的刺激都感到害怕，这时候，并没有任何钢轨敲击的声音。
华生行为主义心理学思想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学说的影响，华生认为，狗可以通过训练建立条件反射，人也有类似的情况。如果我们经常给人的某中行为施以正强化（奖励），那么这种行为就会巩固下来；如果不给强化或给以负强化（惩罚），那么该行为就会减弱或不再出现。因此，强化很重要。华生认为，我们只要找到不同事物之间的联系或关系，再根据条件反射原理加以强化，使刺激和反应之间建立起牢固的关系，那么就可以预测、控制和改变人的行为。
心理学实验07：感觉剥夺实验
1954年，加拿大麦克吉尔大学的心理学家首先进行了“感觉剥夺”实验：实验中给被试者戴上半透明的护目镜，使其难以产生视觉；用空气调节器发出的单调声音限制其听觉；手臂戴上纸筒套袖和手套，腿脚用夹板固定，限制其触觉。被试单独呆在实验室里，几小时后开始感到恐慌，进而产生幻觉……在实验室连续呆了三四天后，被试者会产生许多病理心理现象：出现错觉幻觉；注意力涣散，思维迟钝；紧张、焦虑、恐惧等，实验后需数日方能恢复正常。这个实验表明：大脑的发育，人的成长成熟是建立在与外界环境广泛接触基础之上的。只有通过社会化的接触，更多地感受到和外界的联系，人才可能更多地拥有力量，更好地发展。
心理学实验08： 米尔格拉姆实验
实验者（E）（有时会是米尔格拉姆）命令“老师”（T）为“学生”（L）给予“电击”，作为“老师”的参与者被告知这样做真的会使“学生”遭受痛苦的电击，但实际上“学生”是实验的一名演出助手。参与者相信“学生”每次回答错误都真的会遭受电击，但事实上根本就没有电击。在与参与者隔离以后，助手会设置一套录音机，而该录音机则由“老师”的“电击产生器”所操控，会根据电击程度而播出不同预制录音。 米尔格拉姆实验（英语：Milgram experiment），又称权力服从研究（Obedience to Authority Study）是一个非常知名的针对社会心理学的科学实验。实验的概念最先开始于1963年由耶鲁大学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在《变态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里所发表的Behavioral Study of Obedience 一文，稍后也在他于1974年出版的Obedience to Authority: An Experimental View里所讨论。这个实验的目的，是为了测试受测者，在遭遇权威者下达违背良心的命令时，人性所能发挥的拒绝力量到底有多少。 实验开始于1961年7月，也就是纳粹党徒阿道夫·艾希曼被抓回耶路撒冷审判，被判死刑后的一年。米尔格拉姆设计了这个实验，便是为了测试“艾希曼以及其他千百万名参与了犹太人大屠杀的纳粹追随者，有没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服从了上级的命令呢？我们能称呼他们为大屠杀的凶手吗？”
（Milgram, 1974） 米尔格拉姆在他的文章“服从的危险” （1974年）里写道： “在法律和哲学上有关服从的观点是意义非常重大的，但他们很少谈及人们在遇到实际情况时会采取怎样的行动。我在耶鲁大学设计了这个实验，便是为了测试一个普通的市民，只因一位辅助实验的科学家所下达的命令，而会愿意在另一个人身上加诸多少的痛苦。当主导实验的权威者命令参与者伤害另一个人，更加上参与者所听到的痛苦尖叫声，即使参与者受到如此强烈的道德不安，多数情况下权威者仍然得以继续命令他。实验显示了成年人对于权力者有多么大的服从意愿，去做出几乎任何尺度的行为，而我们必须尽快对这种现象进行研究和解释。”
实验小组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并寄出许多广告信，招募参与者前来耶鲁大学协助实验。实验地点选在大学的老旧校区中的一间地下室，地下室有两个以墙壁隔开的房间。广告上说明实验将进行约一小时，报酬是4.50美元（大约为2006年的20美元）。参与者年龄从20岁至50岁不等，包含各种教育背景，从小学毕业至博士学位都有。 参与者被告知这是一项关于“体罚对于学习行为的效用”的实验，并被告知自身将扮演“老师”的角色，以教导隔壁房间的另一位参与者——“学生”，然而学生事实上是由实验人员所假冒的。
参与者将被告知，他被随机挑选为担任“老师”，并获得了一张“答案卷”。实验小组并向他说明隔壁被挑选为“学生”的参与者也拿到了一张“题目卷”。但事实上两张纸都是“答案卷”，而所有真正的参与者都是“老师”。“老师”和“学生”分处不同房间，他们不能看到对方，但能隔着墙壁以声音互相沟通。有一位参与者甚至被事先告知隔壁参与者患有心脏疾病。 “老师”被给予一具据称从45伏特起跳的电击控制器，控制器连结至一具发电机，并被告知这具控制器能使隔壁的“学生”受到电击。“老师”所取得的答案卷上列出了一些搭配好的单字，而“老师”的任务便是教导隔壁的“学生”。老师会逐一朗读这些单字配对给学生听，朗读完毕后老师会开始考试，每个单字配对会念出四个单字选项让学生作答，学生会按下按钮以指出正确答案。如果学生答对了，老师会继续测验其他单字。如果学生答错了，老师会对学生施以电击，每逢作答错误，电击的伏特数也会随之提升。
参与者将相信，学生每次作答错误会真的遭到电击，但事实上并没有电击产生。在隔壁房间里，由实验人员所假冒的学生打开录音机，录音机会搭配着发电机的动作而播放预先录制的尖叫声，随着电击伏特数提升也会有更为惊人的尖叫声。当伏特数提升到一定程度后，假冒的学生会开始敲打墙壁，而在敲打墙壁数次后则会开始抱怨他患有心脏疾病。接下来当伏特数继续提升一定程度后，学生将会突然保持沉默，停止作答、并停止尖叫和其他反应。 电压 “学生”的反应 75 V 嘟囔 120 V 痛叫 150 V 说，他想退出试验 200 V 大叫：“血管里的血都冻住了。” 300 V 拒绝回答问题 超过 330 V 静默 到这时许多参与者都表现出希望暂停实验以检查学生的状况。许多参与者在到达135伏特时暂停，并质疑这次实验的目的。一些人在获得了他们无须承担任何责任的保证后继续测验。一些人则在听到学生尖叫声时有点紧张地笑了出来。
若是参与者表示想要停止实验时，实验人员会依以下顺序这样子回复他： 请继续。 这个实验需要你继续进行，请继续。 你继续进行是必要的。 你没有选择，你必须继续。 如果经过四次回复的怂恿后，参与者仍然希望停止，那实验便会停止。否则，实验将继续进行，直到参与者施加的惩罚电流提升至最大的450伏特并持续三次后，实验才会停止。
结果 米尔格拉姆为整个实验过程和其结果录制了纪录片，纪录片名便是服从，纪录片的正版拷贝目前已经很难找到了。他接着与Harry From制作了5部一系列受到这次实验影响的社会心理学影片[1]。这些影片都可以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媒体中心找到。 在进行实验之前，米尔格拉姆曾对他的心理学家同事们做了预测实验结果的测验，他们全都认为只有少数几个人—10分之1甚至是只有1%，会狠下心来继续惩罚直到最大伏特数。 结果在米尔格拉姆的第一次实验中，百分之65（40人中超过27人）的参与者都达到了最大的450伏特惩罚—尽管他们都表现出不太舒服；每个人都在伏特数到达某种程度时暂停并质疑这项实验，一些人甚至说他们想退回实验的报酬。没有参与者在到达300伏特之前坚持停止。后来米尔格拉姆自己以及许多全世界的心理学家也做了类似或有所差异的实验，但都得到了类似的结果。为了证实这项实验，也有许多更改了架构的实验产生。 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州立分校（University of Maryland Baltimore County）的Thomas Blass博士（也是米尔格拉姆的传记—《电醒全世界的人》的作者）在重复进行了多次实验后得出了整合分析（Meta-analysis）的结果，他发现无论实验的时间和地点，每次实验都有一定比率的参与者愿意施加致命的伏特数，约在61%至66%之间。 对于实验结束时的情况所知不多，依据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的回想，当时那些没有达到最高伏特数的参与者却也都没有坚持这项实验本身应该结束，也没有至隔壁房间探视“学生”，离开时也都没有询问实验人员的同意。
对实验的反应 实验本身受到了关于在科学实验上的伦理质疑，因为这项实验对参与者施加了极度强烈的情感压力（虽然这种压力可以说是由他们本身自由操作所造成的），尽管这项实验带来了对人类心理学研究的宝贵发现，许多现在的科学家会将这类实验视为是违反实验伦理的。 米尔格拉姆则辩护道，之后的调查发现当时的参与者中有84%称他们感觉“高兴”或“非常高兴”参与了这项实验，15%参与者选择中立态度（有92% 的参与者做了事后的调查），之中许多人事后还向米尔格拉姆表达谢意。而且米尔格拉姆还不断接到这些前参与者想要再次协助他进行实验，甚至想加入他的研究团队。
六年后（也就是越战规模最大的时期），其中一个前参与者与米尔格拉姆联系，表示为何他们会感觉“高兴”参与了这项实验： “1964年当我在进行实验时，虽然我相信我是在伤害某个人，但我完全不晓得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当人们根据他们自己所信仰的事物并顺从的服从权力者行动时，很少人会意识到这点...请允许我这样认为，我被权力机关征召入伍，而这将会让我做出一些连我自己都会害怕的坏事. ... 如果我拒绝服兵役的良心申请（Conscientious Objector）不被权力机关所批准，我已经准备因此而去坐牢，这对我的良心而言是唯一的选择。我唯一的希望，是我那些同样被征召的伙伴们也能如此发挥他们的良心...” 不过，实验的经验并不是对每个参与者都有终身的改变。许多参与者都没有依据现代的实验标准被告知细节，离去时的面谈也显示许多参与者看起来仍没有理解到这项实验的真实情况。 实验所引起最主要的评论不在于实验方法的伦理争议，而在于实验所代表的意义。一位在1961年的耶鲁大学参与者在Jewish Currents杂志上写道，当他在担任“老师”的中途想要停止时，便是怀疑到“整个实验可能只是设计好，为了测试寻常美国民众会不会遵从命令违背道德良心—如同德国人在纳粹时期一样”而这便是实验的初衷之一。米尔格拉姆在他《服从的危险》一书中便称：“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便是，我们在实验室里所制造的使人服从权力的环境，与我们所痛责的纳粹时代之间有怎么样的关联。”
心理学实验09：霍桑效应
霍桑效应Hawthorne Effect，当被观察者知道自己成为观察对象，而改变行为倾向的效应。来自于1927年至1932年埃尔顿·梅奥在霍桑（Hawthorne）工厂进行的一系列心理学实验。 实验内容 研究是在1924年至1933年进行的。Fritz J. Roethlisberger 和 William J. Dickson给出了大量实验细节，但是很少解释。1927年哈佛商学院的心理学教授埃尔顿·梅奥作了简短总结,包括表述了不管照明条件等因素如何，只要给予工人积极关注和自我管理权都可以因创造了积极的群体氛围而提高产量。霍桑研究是一系列对工人在改善各种条件下(薪酬、照明条件、工间休息等)其生产效率变化情况的研究,但在一段时间后发现，这些条件的改善并未对生产率上升产生明显效果,有些甚至回到初始的状况。这个现象在单个工人以及群体测试中都存在。实验者设计的变量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显著的主导生产率变化的因素。由梅奥教授等作出的一个解释是：“六个个人组成了一支团队，这个团队在实验中诚心且自发的进行了合作。”此即后来提出的“非正式群体”概念。 1955年 landsberger重新解释了实验成果并定名为“霍桑效应”。
实验结论 改变工作条件和劳动效率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提高生产效率的决定因素是员工情绪，而不是工作条件； 关心员工的情感和员工的不满情绪，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
心理学实验10：波波玩偶实验
波波玩偶实验是美国心理学家阿尔波特·班杜拉于1961年进行的关于攻击性暴力行为研究的一个重要实验。他在1963年和1965年又对此专题继续进行深入研究。波波玩偶是与儿童体形接近的一种充气玩具。波波玩偶实验对于班杜拉研究观察学习、创建其社会学习理论起了关键作用。 在该实验中，班杜拉选用儿童作为实验对象，因为通常儿童很少有社会条件反射。班杜拉试图使儿童分别受到成人榜样的攻击性行为与非攻击性行为的影响。然后将这些儿童置于没有成人榜样的新环境中，以观察他们是否模仿了成人榜样的攻击性行为与非攻击性行为。
班杜拉为这个实验制定了4个假设： 目击攻击性成人榜样行为的被试，将试图模仿或实施类似的攻击性行为，即使榜样不在现场。此外，他相信这些孩子的行为将会与那些目击非攻击性成人榜样行为的被试以及没有观察任何榜样的孩子（控制组）大为不同。 榜样不在现场时，观察非攻击性成人榜样行为的被试所表现出来的攻击性行为，将不仅少于目击攻击性成人榜样行为的被试，而且少于没有观察任何榜样的孩子。 儿童将更乐于模仿同性榜样的行为，因为儿童通常更为认同同性的成人与家长。 由于攻击性行为更多地具有男性化的特征，男孩们将会更乐于展示攻击性行为，尤其是观察富于攻击性的男性榜样的男孩。 在该实验中，班杜拉让斯坦福大学幼儿园年龄介于3-6岁之间的36名男孩和36名女孩观看一位榜样殴打一个波波玩偶。控制组、第一实验组和第二实验组各包括24名儿童，分别观看攻击性行为，以及观看非攻击性行为。第一实验组和第二实验组再按性别再次分组。然后再分别观看同性榜样和异性榜样。
心理学实验11：阿希实验
"阿希实验"是研究从众现象的经典心理学实验，它是由美国心理学家所罗门·阿希在40多年前设计实施的。所谓从众，是指个体受到群体的影响而怀疑、改变自己的观点、判断和行为等，以和他人保持一致。阿希实验就是研究人们会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他人的影响，而违心地进行明显错误的判断。 阿希请大学生们自愿做他的被试，告诉他们这个实验的目的是研究人的视觉情况的。当某个来参加实验的大学生走进实验室的时候，他发现已经有5个人先坐在那里了，他只能坐在第6个位置上。事实上他不知道，其他5个人是跟阿希串通好了的假被试（即所谓的"托儿"）。 阿希要大家做一个非常容易的判断---比较线段的长度。他拿出一张画有一条竖线的卡片，然后让大家比较这条线和另一张卡片上的3条线中的哪一条线等长。判断共进行了18次。事实上这些线条的长短差异很明显，正常人是很容易作出正确判断的。
然而，在两次正常判断之后，5个假被试故意异口同声地说出一个错误答案。于是许多真被试开始迷惑了，他是坚定地相信自己的眼力呢，还是说出一个和其他人一样、但自己心里认为不正确的答案呢？ 结果当然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程度的从众倾向，但从总体结果看，平均有33％的人判断是从众的，有76％的人至少做了一次从众的判断，而在正常的情况下，人们判断错的可能性还不到1％。当然，还有24％的人一直没有从众，他们按照自己的正确判断来回答。一般认为，女性的从众倾向要高于男性，但从实验结果来看，并没有显著的区别。 设想一下，你在这个实验中会是什么样的表现呢？
心理学实验12：罗森塔尔实验
"丑小鸭实验"可能是翻译不同。在心理学历史上，有关期望和信心对人的影响的实验，最著名的当属"罗森塔尔实验"了。1966年，美国心理学家罗森塔尔通过实验，研究了教师对学生的期望对学生成绩的影响。他在实验中发现的"皮格马利翁效应"，不仅影响了人们的教育观念，而且对人们的其他社会性行为都产生了深远的意义。罗森塔尔的实验并不复杂：他来到一所乡村小学，给各年级的学生做语言能力和推理能力的测验，测完之后，他没有看测验结果，而是随机地选出20％的学生，告诉他们的老师说这些孩子很有潜力，将来可能比其他学生更有出息。8个月后，罗森塔尔再次来到这所学校。奇迹出现了，他随机指定的那20％的学生成绩有了显著提高。
为什么呢？是老师的期望起了关键作用。老师们相信专家的结论，相信那些被指定的孩子确有前途，于是对他们寄予了更高的期望，投入了更大的热情，更加信任、鼓励他们，反过来这些孩子的自信心也得到了增强，因而比其他的80％进步得更快。罗森塔尔把这种期望产生的效应称之为"皮格马利翁效应"。皮格马利翁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位雕刻师，他耗尽心血雕刻了一位美丽的姑娘，并倾注了全部的爱给她。上帝被雕刻师的真诚打动了，使姑娘的雕像获得了生命。
这个实验告诉我们，你对他人的期望会间接地产生多么巨大的效果。我们以积极的态度期望别人，别人可能就会朝着积极的方向改进；相反，我们对他人的偏见也能产生消极的结果，尤其对那些缺乏自知和自控能力的未成年人。
心理学实验13：考尔伯格道德实验
个性心理学的实验 个性心理学的研究期望能揭示使每人不同于他人的那些特徵，并找出产生这些特徵的来源。‘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人们问的是那个人比较持久的一些品质，由这些品质可推断出他会有的一些行为。一个人的道德原则常常在他对事情的决定中起作用。而人们的道德原则又常常是那么不同。何为道德？心理学家说那就是人们用来辨别事情对错的看法和信仰。一个人的道德观念是由那个人生长在其中的社会文化所阐明的行为准则所决定，并把它‘内化’了。
道德观并不是一出生就有的。随着人的成长，由儿童，青少年而至成年，人的道德观也逐渐形成。那么这种道德观是怎样形成的呢？社会文化怎么影响一个人的道德形成呢？ 在道德形成的心理研究中最有名的是皮亚杰和考尔伯格了。考尔伯格继承了皮亚杰的工作。
他在芝加哥大学所做的研究工作围绕着这样一个主题：一个儿童是怎样从无道德意识而变为有道德观的。他想证明的是，人的道德判断能力是在儿童时代分阶段发展起来的，这与皮亚杰所说的人的智力是分阶段发展的一样。换句话说，一个儿童只有达到了一定的智力水平才有可能发展那一阶段的道德观。
考尔伯格是这样设计他的实验的。他有这样一些问题： 1) 乔的爸爸对他说他可以用他自己挣的五十元钱去夏令营，但后来他爸爸又改了主意，并要他把钱上交。乔告诉他爸爸他只挣了十元并准备用那剩下的四十元去夏令营。在走之前，他把整件事告诉了他弟弟。这弟弟该不该把哥哥撒谎的事告诉他爸爸呢？ 2) 在欧洲的一个地方，有个妇女得了一种癌症并快要死了。医生说只有一种药可能会救她。那个镇上有个药剂师发明了这种药。虽然这种药很难造，那药剂师的要价比他实际化费的要高了许多。他买原料化了200元，他要价2000元才卖一小瓶制成的药。那丈夫到所有他认识的人那里去借钱，才刚借到了1000元。他告诉那药剂师他妻子要死了，请他卖便宜一点或以后再还。那药剂师说，我造出了这种药，就是指望它卖大价钱的。那丈夫走投无路，晚上撬门进去把那药偷了出来。
问题：这丈夫该不该这样做呢？ 考尔伯格找了72个分别为十岁、十三岁、十六岁的男性少年儿童，每个年龄组有一半来自中上层家庭，另一半来自中下层家庭。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只是看孩子们怎么回答。他们是这样回答这些问题的。 丹尼，十岁，回答问题1) ---我想乔告发他哥哥是对的，不然他爸爸要生气打他。但是不说也可能是对的，因为说了他哥哥要揍他。 唐，十三岁，回答问题2) ---那确实是药剂师的不对。他那样做是不公平的，想要高价，看着别人死。那丈夫想要救他的妻子才那样做的，任何人都会这么做。我想法官不会把他关进监狱，法官会全面考虑，而看到那药剂师是要价太高了。 安迪，十三岁，回答问题1) ---如果我不说哥哥的事，我爸爸以后发现了，他就不会信任我了。但我说了，我哥哥就不信任我了。但我情愿哥哥不信任我。 乔治，十六岁，回答问题2) ---我不认为那丈夫应该那样做，如果那药剂师有权定药价的话。我不能说那丈夫所做的是对的，尽管我想人人会为他妻子那样做。看来他情愿为救他妻子进监狱了。在我看来他这么做是有正当的理由，但在法律看来他是错的。我只能说这么多了。
考尔伯格根据被试的回答总结出道德观发展的三个水平，六个阶段。
一，前道德水平
阶段一：对错是根据行为产生的后果来决定的(受不受大人惩罚)。在这阶段儿童还没有认识到其他人的利益，做‘好’事主要是怕不这样会受惩罚。
阶段二：对错根据是否满足本身快乐需要。孩子做好事只是为取得同样的回报，为了本身的需要。
二，道德观与传统要求一致水平
阶段三：遵照‘好男孩好女孩’标准，使大人满意就是好的。这阶段儿童开始认识到别人的利益需要，及自己在同别人关系中的作用。儿童想要满足大人的期望，并保持那种信任的关系。
阶段四：遵照外界权威的标准，如法律，命令等。把完成规定的义务作为‘好’的标准。这时人开始按社会的观点来判断，认为好的行为就是遵守法律的行为。在这点上，考尔伯格认为遵守社会次序没错，但相信法律说的都对，就有疑问了。
三，形成自己的道德原则
阶段五：开始把那些公众同意的法律和条约作为对与错的标准(尊重社会价值和公民权力)，人的道德判断开始超越已有的社会规定，认识到有些法律比另一些好，有时合道德的并不合法，或合法的并不合道德。在这阶段，被试认为应为社会和谐而遵守该法律，不过会按规定程序寻求改变那些法律。他或她会感到道德和法律统一中的冲突。
阶段六：形成以普世公理为准则的自己的世界观，认为有适用于全体人的道德原则，他或她的道德判断也应基于此。当一个特定的法律与其相左，他或她会按照自己的道德准则行动。考尔伯格认为很少人能达到第六阶段。只有那些领袖才能做到，如甘地、马丁路德金。
实验结果表明，年龄越大，孩子的回答越向高级的阶段接近，尽管每个年龄中孩子成熟的程度不一。 对实验的讨论和批评 考尔伯格认为儿童的道德观的形成是儿童和他周围的文化、社会环境相作用的结果。儿童并不只是被动的接受道德教育，而是会进行一番自己的‘构造’。在道德观的形成中只有通过较低级的阶段才能达到高级阶段，不能跳跃。有人提出考尔伯格的道德阶段恐怕只适用于西方社会。对此，有人特意调查了在27不种不同文化中生活的儿童，并得到了相同的结果。
又有人提出，考尔伯格的理论可能不适用于男女两性。她提出女性在作道德决定时较多考虑人际关系，对别人的责任，避免伤害别人，和人际交流的重要性。她认为女性可能在考尔伯格的道德阶段表上在较低阶段上得分较多，而男性由于在道德判断上较注重正义一面而会在高级阶段得分较多，其实这两种态度并没有高低之分。但有学者发现男女在道德观上并没有很大区别。
考尔伯格实验的意义，正象他指出的，在于道德教育应根据儿童道德发展的程度来进行。他有一次听到教师对13岁的孩子们这样说：你们别作弊，因为你抄的那个人可能是错的，所以对你没好处。而大多数这个年龄的孩子都能对不要作弊作出较高级的思考。儿童会拒绝低于他们道德发展水平的教育但也不能吸收太高于他们程度的道德理念。
心理学实验14： 无助心态心理学实验
这是另一个有关人格心理学的实验。 每个人都希望他的所为能给他带来他所预想的结果。你的愿望指导你的行为向期望的那方面进行，而尽量避免导致失败的行动。换句话说，你的行动是基于你行动的后果的。举个例子。你对你现在的工作不满意，并且寻求改变。你会联系同行，留心报纸上的召人广告，还可能晚上到夜校去学新技术。你做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相信通过你的努力，最终会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过上更幸福的生活。你和大多数人一样，认为你是有能力控制你的事情的，至少在某一段时间内。这是因为你曾经运用过你的能力去控制事情，并且成功了。所以你相信你有能力达到你的目标。如果你对自己的控制能力失去了信心，剩下的就是无助的心态和沮丧了。因此对于自己有没有控制能力的观念对一个人的心理、生理健康至关重要。想一想为什么老年人常有忧郁症呢？当你想到你的行动再也不会对事物起作用，你就不会再去试图努力，并常会陷于忧郁中。
著名的行为心理学家赛列格曼认为，因为人对自己的控制能力的观念是由过去的经验产生的，因此如果一个人试图控制他生活的努力一再受到挫折，这个人可能会完全停止努力。而如果这种挫折经常发生，这个人可能会得出所有事情都无法控制的结论，甚至当他有可能控制的时候也会这么想。这个人会把自己看作‘命运的人质’而沮丧。赛列格曼把这种沮丧的起因叫作‘学来的无助心态’(由以前的失败经验学来)，并在宾西法尼亚大学做了一系列有关这方面的实验(1975)。这些实验最初是用狗来做的，就象巴甫洛夫用狗做的有关条件反射的经典实验。 实验是这样进行的。24 只身高15至19英寸、体重25至29磅的混种狗，分成八只一组，共三组。第一组定为‘逃亡’组，第二组是‘无法逃亡’组，第三组是自由组。实验的目的是考验它们遇到危险时逃亡的能力。实验分两部分进行。狗在逃亡之前要进行‘学习’。 所谓‘逃亡’，其实也很简单。把狗放在一个分隔成两边的大箱子里，箱子两部分的底部都可通电流。当狗受到电击时，它可以跳过隔板到箱子的另一边去避免电击。我们知道狗和其他动物对这种反应是很灵敏的。而且，当狗感觉到一个表明电击要来的信号，如闪光或蜂鸣信号声时，它会在电击之前就跳过箱子那边去。
可是赛列格曼的实验结果表明，在经过一番特殊‘学习’后，这两组狗的‘逃亡’能力有明显不同 (‘自由’组不参加‘学习’)。它们是这样‘学习’的。赛列格曼给狗设计了一种特殊的颈套，在颈套的两边都有可以切断电击电流的控制板。当狗受到电击时，它只要移动头碰下控制板就能停止电击。‘逃亡’组的八只狗都带有这种控制板的颈套。但是‘无法逃亡’组的狗就没有这样幸运了。它们的颈套上没有控制板，因此无论怎么挣扎，它们也不能逃脱电击。不过它们每个和‘逃亡’组的狗拴在一起，‘逃亡’组的狗可以切断袭击它们的电流。这保证了这两只带有不同装置的狗在实验时接受的电流是同样频率同样强度的。经过几十次电击，‘逃亡’组的狗很快学会了‘自救’。
24 小时之后，三组狗都被带到了大箱子旁。箱子两头都装有指示灯。当一头指示灯灭了时，10秒钟之后那一头就有电流通过，如果这只狗能在10秒之内跳到另一头去，它就不会受电击了。每只狗都给于十次机会。实验结果是这样计算的。1) 计算每只狗从指示灯灭掉到跳过另一头去之间的平均时间。2) 计算每组狗里拒绝‘逃亡’的百分比。 结果如下： ‘逃亡’组和‘自由’组比‘无法逃亡’组用的时间明显短了许多(20 秒比50)，虽然‘逃亡’组和‘自由’组之间的差别不明显。‘逃亡’组拒绝逃亡的百分比是零，‘自由’组是百分之二十以下，而‘无法逃亡’组则高达百分之七、八十。这结果说明了什么？赛列格曼认为，‘无法逃亡’组的狗从它们以前的电击‘学习’经验中得知它们的行动对结束电击是完全无效的，因此当它们在一个新的环境中有能力‘逃亡’---有控制能力时，也放弃了这种努力。它们学会了不去帮助自己的心态。它们既失去了逃脱的期望，也就没有逃脱的行动了。过了七天，他们又对‘无法逃亡’组中拒绝‘逃亡’的六只狗进行了实验，有五只狗还是拒绝‘逃亡’。以后又有其他心理学家用这个理论作了人类的实验。当然不是用电击。在一组婴儿的摇篮床上面吊有一个会旋转的玩具，他们的枕头上有一种装置，婴儿移动脑袋就能控制玩具转动的方向。而另一组婴儿则没有控制玩具的装置，这玩具就没规则地乱转。过了两星期 (每天10分钟)，这些有装置的婴儿就能很有技术地让玩具转动。而使人诧异的是，当那组没有控制转动装置的婴儿过了一段时间也给他们学习控制玩具时，他们居然好长时间也学不会。看来他们以前的经验阻碍了他们在新的环境中的学习。 对实验的讨论和批评 赛列格曼认为人发生忧郁症的过程正象在实验中的狗所显示的那种无助现象一样。
他们同样会变得被动、放弃一切，‘坐以待毙’。进而产生失重，甚至回避人际交流。有这样一些事常常使他们觉得失去控制事物的能力，如亲人的死，失去工作，虐待的家长，或严重的疾病。赛列格曼按照他的理论写出了一些公认有效的忧郁症的起源和治疗方法，使人们对忧郁症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人们还把他的理论运用到其他方面，如萧条期的失业对人心理的影响，如人对控制能力的看法会减轻或加重人的心理压力等。有人对住老人院的老年人做了调查，当老年人由于某种原因失去对他日常生活的控制后，得病和死亡机会都比那些自信有能力控制的高。另有人指出，在医院中，医生总是希望病人能‘听话’而放弃自己的努力，而这可能使病人产生‘学来的无助心态’，而对以后的康复不利。 可能对这个实验最大的批评是关于如何对待实验动物了。尽管这种电击对动物只会带来疼痛而不会丧命，更尽管人们制定了许多保护实验动物的规则，也尽管这些心理、医学实验确是减轻了人类的痛苦而大大改善了人类生活，人们不禁要问自己，这是否就使运用这样的实验方法有了充分的理由？
心理学实验15： 你的记忆可靠吗？
认知心理学研究人的思维过程，研究作用于思维过程的智力、思考和推理能力、以及我们怎样储存和回忆经验中有代表性的信息。这种复杂的思维过程使得人类区别于其他任何动物。但是研究这种过程比研究可观察到的行为困难得多。 人的思维离不开记忆。当事物不再作用于感觉器官时，它并不随之消失，而是能在人的记忆中保持一个相当的时期。在一定条件下，还能重现出来。例如我们以前看过一幅画，现在这幅画不在眼前，但我们能把它的内容大致想起来。记忆使人能积累经验，扩大经验。没有记忆，一切心理的发展，一切智慧活动都是不可能的。 就算人的记忆发生了局部或一时的障碍，如脑外伤或精神疾患引起的对某一段时间或某一类经验的遗忘，也会使人的心理活动发生极大的困难。但是我们的记忆在多大程度上能反映过去的经验呢？换句话说，回忆能够精确到什么程度呢？这不单纯是个学术研究问题。我们知道，在刑事案件中，证人即目击者的报告对案件有极大的影响。这是因为我们一般信赖人类记忆的可靠性，认为人的回忆是发生的事件的再现。但是研究记忆的认知心理学家对此提出了疑问。华盛顿大学的心理学家劳夫塔斯通过她的一系列实验 ( 1975 ) 提出，人的记忆并不是单纯的过去经验的再现，而是经过了对过去经验的再造。她的实验对记忆理论的研究和刑事法律都产生了影响。
实验 (1) 150 个学生看了一段关于撞车事故的电影。撞车是由于肇祸司机冲过了停车标志牌而与驶来的车辆相撞引起的。事故只持续了4 秒钟，整段影片也不到一分钟。看完影片后，每个学生都要回答十个问题。150 个学生分成两组。第一组的第一个问题是：肇事车冲过停车标志牌时时速有多快？第二组的第一个问题是：肇事车右转弯时时速有多快？ 其余的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最后一个问题两组人都要回答：你有没有看到那里有个停车标志牌？结果第一组的40个人 (53%) 回答他们看到了标志牌。而第二组仅有26 人 ( 35%) 说他们看到了标志牌。
实验 (2) 40 个被试看了另一段自编的影片。影片中显示了8 个学生示威者进入一间教室。看完后回答的问题除了一个外，两组学生都相同。那个不同的问题是：12 个示威者中领头的那个是否是男的？另一个是：4 个示威者中领头的那个是否是男的？一星期后，这些被试又被叫回来回答另一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那个问题是：你看见有几个示威者？结果第一组人回答的平均人数是8.8 个。 第二组人回答的平均人数是6.4 个。从这实验结果我们可以看到提问的措词改变了目击者对事件的记忆。
实验 (3) 那么误导的提问会不会使目击者再造他们的记忆，甚而加进本来根本没有的东西呢？请看这个实验结果。150 个学生看了一段车祸的录象后回答10 个问题。一半学生的问题中有： 那辆白色的跑车在乡间公路上开的时速是多快？另一半学生要回答：那辆白色的跑车在乡间公路上，开过那个农仓时的时速是多少？一星期后他们一起回答另10 个问题。其中的一个是：你有没有看见一个农仓？ 说看见的学生在那一半回答过‘农仓’问题的被试中占了17.3%， 而在另一半中只占2.7%。事实是那里根本没有一个农仓。
实验 (4) 在最后这个实验中， 劳夫塔斯想证明的是，当被试在回答误导的先入之见的问题时会使他对事件的记忆受到影响，而很可能把错误的信息‘再造’进他的记忆中去。但是，如果只是间接提到一个不存在的事物，他的记忆会不会受到影响呢？实验过程如下。150 个学生分成三组：A，B，C。 他们一起看了一段影片：一辆车碰撞了一个推着婴儿车的男人。看完后三组人拿到的问题各不相同。 A 组的问题中问到五样影片中根本不存在的事物。如，你在影片中看到一个农仓吗？B组类似的问题是这样问的：你有没有看到一辆旅行车停在农仓前？C 组没有此类问题。一星期后他们再回答关于那些影片中不存在的事物的问题。结果是在预料之中：B组的肯定回答最高，29.2%； A 组次之，15.6%；C 组仅8.4%。 这个实验结果对刑事调查有直接意义。劳夫塔斯指出，证人通常在整个刑事案件调查中会被讯问多次，他们可能在犯罪现场被警察讯问，又被案件的检查官讯问，最后在法庭作证时更被讯问。
在这些各式各样的讯问时，很有可能会有误导的先入之见产生，尽管有时是无意的。象‘那家伙的枪看上去是什么样的？’‘那辆预谋逃走的车原先停在哪里？’类似这样的问话是很普通的。但事实证明这样的问话增加了使证人更肯定那人有把枪或有一辆预谋逃走的车的机会，尽管事实上可能没有。所以劳夫塔斯认为，与目击者本人、律师、法官和陪审团所想象的不同，目击者的回忆并不完全是当时事件的再现，而是很可能加进了其他因素。 对实验的讨论和批评 劳夫塔斯的实验和理论引起了对目击者证词的进一步讨论。
有人认为有些律师在法庭上的复杂的提问影响了证人的精确性和自信。劳夫塔斯也经常被请到法庭向陪审团作证，提醒他们在听取目击者证词时须多加小心。现在心理学界和法学界都认识到目击者的报告是会受到很多影响的。另一方面，劳夫塔斯关于记忆的理论支持了对所谓被压抑的记忆的质疑，从而与佛罗伊德以来的传统心理背道而驰。
心理学实验16： 布雷迪的猴子*（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实验）
这是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实验。 两只活泼的猴子被分别缚在两张电椅上，电流是每20秒激发一次。被电击的滋味当然不好受，它们开始号叫挣扎。
然而，猴子不愧为灵长类动物，甲猴子很快发现，它的电椅有一个压杆，只要在电流袭来之前压一下压杆，就可免遭电击；而乙猴子却发现，它的电椅上没有压杆。于是，甲猴子就担负起压杆的责任，他紧张的估算着电流袭来的时间——结果是，要么两只猴子同时逃脱电击，要么它们一起受苦。是逃脱还是受苦，这完全取决于甲猴子，于是甲猴子就背负着超强的心理负荷和责任感，而乙猴子虽然很无奈，却无忧无虑——最后，甲猴子得了胃溃疡，乙猴子却安然无恙。
朋友，其实在竞争激烈的当今社会，我们中的很多人背负着超强的心理负荷和责任感，也有很多人对现实的残酷感到无奈。也许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无奈一点，少一点心理压力，少一点心灵负荷，不是吗？然而，我不禁想追问一句，那只乙猴子真的是安然无恙吗？它是绝对健康的吗？也许，无奈终究会使它崩溃。
朋友，在现实社会中，你愿意扮演哪只猴子的角色呢？
心理学实验17： “对婚姻不忠定律”
2008年02月14日 星期四 14:31 这个实验本身并不特别，但它得出的结论非常有意思：你会更加喜欢那些一开始对你评价差后来对你评价好的人。这种现象称之为“人际吸引的增减原则或得失原则”；而阿伦森则幽默地称之为“对婚姻不忠定律”；意指从陌生人处所获得的赞许往往比配偶的赞许更有吸引力。因为后者在日久天长的岁月中对自己的喜欢程度逐渐降低，而前者由淡漠突然转向赞许，给人的印象十分深刻。所以说，人们的这一心理倾向中潜伏着对爱情不忠的可能性。-psytopic.com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阿伦森与林德请了许多被试分四组来参加一项实验，其中一位被试实际上是研究者的助手，亦即假被试，研究者安排这名假被试担当这些被试们的临时负责人。在每次实验的休息时间，这名助手都会离开被试们，到研究主持者的办公室向其汇报情况，其中会谈到对其他被试的印象和评价，被试们的休息室与研究主持者的办公室只有一墙之隔，虽然两人压低声音谈话，但是实验以巧妙的安排，让被试们每次都能清楚地听到别人怎样评价自己。
具体有四情境：肯定———让第一组被试始终得到好的评价：假被试从一开始就用欣赏的语气说他们如何如何好，他如何如何喜欢他们；否定———对于第二组被试，假被试从开始至终都对他们持否定态度；提高———对第三组，前几次评价是否定的，后几次则由否定逐渐转向肯定。降低———对第四组，前几次评价是肯定的，后几次则从肯定逐渐转向否定。
然后，研究者问所有被试有多大程度上喜欢这个助手。让被试们从-10到+10的量表上作答案，结果发现，喜欢程度的平均分：第一组的得分是+6.42，第二组为+2.52，第三组为+7.67，第四组为+0.87。
这一实验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揭示了人际吸引中的“增减原则”，这些数据说明，人们对原来否定自己而最终变得肯定自己的对象喜欢程度最高，明显高于一直肯定自己的交往对象，而对于从肯定到否定变化的交往对象喜欢程度最低，大大低于一直否定自己的交往对象。也就是说，在人际关系中，我们最喜欢的是喜欢我们的水平不断增加的人，而最厌恶的是喜欢我们的水平不断减少的人。
后来，其他学者的实验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并把这种现象称之为“人际吸引的增减原则或得失原则”。而阿伦森则幽默地称之为“对婚姻不忠定律”；意指从陌生人处所获得的赞许往往比配偶的赞许更有吸引力。因为后者在日久天长的岁月中对自己的喜欢程度逐渐降低，而前者由淡漠突然转向赞许，给人的印象十分深刻。所以说，人们的这一心理倾向中潜伏着对爱情不忠的可能性。 曾发布过一篇《心理学毕业生的悲哀》的文章，文中感叹心理学在生活中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其实不是没有发挥，而是已经发挥了，但没有意识到这就是心理学。看看“对婚姻不忠定律”在生活中的应用吧——
在一家食品店里，顾客们常常喜欢排成长队在一位售货员那里购买食品，而别的售货员却无事可做，一天，店领导问她有什么决窍。“很简单”，她回答说， “别的售货员称糖时，总是先装得满满的，而后往外取出，而我却相反，先装得少一些，过秤时添上一些，并随便说上一句：‘我送你两颗，谢谢你光顾，欢迎再来 ’，这就是我的决窍。”
继续看看这个定律在人际关系中的应用——
在人际关系中，一成不变地讲好话并没有像先讲坏话然后再慢慢地改变成讲好话的情形来得更吸引人、讨人喜欢。我们对这样的人的喜欢程度会比我们喜欢那些一直说好话的人来得多些。这种先贬后扬的吸引效应就是人际关系中存在的“得”与“失”现象。和谐的人际关系就是要使种“得”与“失”达到平衡。他认为在交往中一个人的外貌特征与个性心理特点对交往影响很大。有时这些特点使对方决定了是否进行交往，以及交往所进行的融合程度。但不可否定，人的主观意识，如对一个人的评价，对交往动机、目的的预测，对交往行为的估计，个人的偏好等，在人际关系建立过程中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这里最重要的是一个人主观体验和主观评价的过程，得与失就是在评价过程中产生的。如果评价得高，就促使双方继续进行交往，否则，就会中止这种交往关系。
人们之间相互接触、交往的结果，交往者的自尊心和自我意识往往直接与他人的反应，以及他人如何对待这种反应有关。我们是在与别人的比较中真正认识、发现自己的。这种认识、比较过程就会产生一个判断、评价。由于我们在交往中对他人的期望，与他人实际具有的水平给予我们的东西，往往并不时时、事事相吻合，于是产生得与失的矛盾。在得的情况下我们乐意继续交往，在失的情况下我们就要对交往进行重新考察，结果呢，得与失的矛盾在建立良好的人际过程中得到解决。实际上，这个过程是很多人所不曾意识到的，但是我们确实在交往中注入了这种主观的东西。
心理学实验18： 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实验——李开复
美好的东西有很多种：“诚信”、“善良”、“仁爱”、“勇敢”、“坚强”、“快乐”、“自由”、“创造”、“平等”、“和谐”、“勤奋”、“慷慨”、“正直”、“雅量”、“朋友”。。。。。。这些价值人人赞同，但哪一项价值才是个人安身立命的所在呢？ 你不妨试着将上面这些描述价值的词汇（以及其他你可以想到的词汇）写在一张单独的小卡片上，然后从中选出自己认为最不应该抛弃的几项价值。接下来，你可以从选出的价值中放弃一种对自己来说相对不那么重要的，然后再用同样的方式从剩下的价值观中放弃一种。。。。。。你一定会发现，当自己手中只剩下三四张小卡片时，无论想放弃哪张都是那么困难，以至于必须忍受内心的痛苦挣扎。。。。。。
心理学实验19：情绪实验
古代阿拉伯学者阿维森纳，曾把一胎所生的两只羊羔置于不同的外界环境中生活：一只小羊羔随羊群在水草地快乐地生活；而在另一只羊羔旁拴了一只狼，它总是看到自己面前那只野兽的威胁，在极度惊恐的状态下，根本吃不下东西，不久就因恐慌而死去。医学心理学家还用狗作嫉妒情绪实验：把一只饥饿的狗关在一个铁笼子里，让笼子外面另一只狗当着它的面吃肉骨头，笼内的狗在急躁、气愤和嫉妒的负性情绪状态下，产生了神经症性的病态反应。实验告诉我们：恐惧、焦虑、抑郁、嫉妒、敌意、冲动等负性情绪，是一种破坏性的情感，长期被这些心理问题困扰就会导致身心疾病的发生。一个人在生活中对自己的认识与评价和本人的实际情况越符合，他的社会适应能力就越强，越能把压力变成动力
心理学实验20： 青蛙实验
十九世纪末的最后几个年头，美国康乃尔大学做过一次有名的实验。这组实验研究人员，做了十分完善精心的策划与安排。他们把一只青蛙冷不防丢进煮沸的油锅里，这只反应灵敏的青蛙，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说时迟那时快，用尽全力，跃出那势必使它葬身的滚烫油锅，跳到锅外的地面，安然逃生! 隔了半个小时，他们使用一个同样大小的铁锅，这一回在锅子里面放满五分之四的冷水，然后把那只刚刚死里逃生的青蛙放到锅里，这只青蛙在水里不时来回泅游。接着，实验人员偷偷在锅底下用炭火慢慢烧热。青蛙不知究底，仍然悠游地在微温的水中享受“温暖”，等到它开始意识到锅中的水温已经熬受不住，必须奋力跳出才能活命时，可是一切为时已晚，它欲跃乏力，全身瘫痪，呆呆躺在水里，卧以待毙，终致葬身在锅子里面!
这个实验，揭示于我们一个残酷无情的事实——回顾我们自己跋涉过来的途程，何尝不也是如此?当生活的重担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挫折、困难堵住了四面八方的通口，我们往往能发挥自己意想不到的潜能，杀出重围，找出一条活路来；等到功成名就，志得意满，甚至顾盼自雄的当儿，反而阴沟里翻船，弄得一败涂地，不可收拾!
难道人生的一切就是这样? 的确，险象环生的处境，对我们未必不是福祉，耽于安逸、享乐、奢靡、挥霍的生活，又未尝不是足资警惕的灾祸。人类所面临的每一个困境，不但是一项挑战，有时往往也是不能自拔的陷阱。
我们在短暂的人生旅程上，究竟有多少次机会可以让我们学习和彻悟?也不知有多少看不见的红灯，可是我们却经常视若无睹。这样看来，我们跟这只泅游在慢慢滚沸的温水中的青蛙又有什么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