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音带现象:科技与社会的分裂(以台湾机器人产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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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讨论虽以台湾为主,但所论及的现象普遍存在於许多国家和地区,相信也包含中国大陆。

近十年来,全球都热衷于开发机器人,台湾也不例外。「家用(智慧)机器人」是台湾产官学三界极力投入的项目之一,前景十分看好。我曾经在 2012 年底至 2013 年初做过一个小小的调查(注 1),想要看看究竟台湾发展这类机器人产业的利基为何。研究过程中,我偶然看到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台湾家用机器人的市场需求可能并非实际存在,而这个虚构反映出台湾在面对社会问题时经常出现的错误解法——我称之为「录音带现象」。

家用机器人的市场定位为何?

先来看看台湾机器人产业的市场想像是什么。在讨论台湾家用机器人发展的许多文件和简报里,除了肯认台湾企业与学界在技术方面的优越能力,也常常可以看到如下这种强调社会需求的文字:

反观家庭/个人用服务型机器人将有高幅度的成长空间,主因在于多數已开发国家正迈进高龄化少子化社会,对于老年人的居家照护、儿童的教育娱樂与家庭勞务服务、保全的需求日益殷切,正好促进智慧型服务用机器人的市场逐渐成形,预估至 2010 年其市场规模约可达 171 亿美元,至 2025 年则将成长至 517 亿美元。(经济部投资业务处,2008;黑体为笔者所加)

这段文字,是台湾早期——可能是最早的——替家用机器人市场所做的定调。此后,这个「高龄化」与「少子化」(后简称高龄少子化)之说被直接用于标定国内市场,并且反覆出现在不同会议场合与研究报告之中,几乎已经成为台湾机器人产业中一个不证自明的市场事实。然而,根据追溯,这段文字其实来自日本机器人协会(Japan Robot Association, JARA)于  2008 年出版的调查报告。

高龄化与少子化的实际情况

台湾「高龄少子化」的说法来自日本,那么台湾的人口变化情形是否也像日本一样?答案是否定的。根据联合国定义,65 岁以上即可被归类为「老年人」,而只要一个社会的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比例超过 7%,就可被称为高龄社会,达到 14% 则是超高龄社会。从下图可以清楚看到,若与日本相比,台湾的高龄化速度虽快(与日本非常接近),但就进程而言其实「落后」日本大约二十五年。同时,若与表中其他国家相较,台湾高龄化速度最快,但却最晚才迈入高龄/超高龄社会。

再来看看少子化的情形。一般来说,要维持一个社会的适当人口结构,育龄妇女生育率应为 2.1 人,此即为「替代生育水准」。日本与台湾的生育率情况请见下图(注 2):粗略来看,日本生育率从 1974 年即开始低于替代生育水准,台湾则是在 1984 年以后才低于 2.1 这个数值,但最值得注意的是,两国生育率逐年接近、呈现收敛的趋势,亦即,近年来两国生育率相去不远。 把高龄化与少子化的情形合并来看,就可以发现,由于台湾的高龄化速度与生育率与日本无甚差异,因此前述的「二十五年落差」将会持续维持。换句话说,台湾人口结构的老化现象尚需二十五年才能「赶上」日本的恶劣窘境。

在这样的情况下,引用日本的情境与说词来作为支撑台湾发展家用机器人的理由,可能不够适用也难以成立——台湾实际上没有日本那样的「当务之急」。更重要的是,这个二十五年的落差,意味台湾政府仍有足够时间来因应这个问题。 不少人文社会学者就曾对此提出建议方案,例如:设立组织协助家庭幼儿照顾与学前教育、建置长期医疗与照护体系、或者建立世代互助制度、甚至延后退休年限并鼓励高龄人士从事钟点工作。换句话说,台湾其实有很多制度和文化的途径可以减缓甚至解决高龄少子化所带来的社会困境。

犹如录音带一般的台湾知识领域

这就是令人惊讶的地方:面对同一个逐渐浮现的社会问题(高龄少子化),我们看到理工领域提供自己的解决方案,也看到人社领域也推出自己的政策建议,但这两个领域却未曾提及彼此。前述的种种理工文件通常没有引用台湾学界对于本地高龄少子化情况的调查(反而重覆使用来自日本的说法),当然也未曾讨论任何可能与机器人产业搭配的制度方案(注 3)。人社领域的建言虽然座落于制度层面,但同样没有提到任何家用机器人能够扮演的角色——例如在延长医疗照护的体系里,家用机器人就能承担起照顾监控与提醒用药的任务。

这个彼此忽略的情况,就是我在文章一开头说的「录音带现象」。机器人产业虽然只是个案,但可能反映了多数的情况。理工领域有其专业的「科技解决」(technological fix)方案,人社领域也有其擅长的「社会解决」(social fix)方案,然而这两者就像一卷录音带的 A 面与 B 面,虽然同在「台湾社会」这张专辑名称之下,也各自收录好听的旋律和歌词,但这两面/者却既不连续也不知道彼此。这个录音带现象——「科技」与「社会」的割裂——虽然难免导因于跨学科与跨领域的不易,但其实更多时候是因为「门户之见」。此外,政府在构思政策之时,也经常有意无意对此推波助澜:从拟定政策开始,就没有同时赋予两个领域同样的机会与权重——有时只花时间听 A 面,有时却只在 B 面找歌曲。 

我们很难说这是理工领域的错误,也无法轻易归咎给人社领域。这种长期的互不知晓,双方都有的责任,管理/辅助双方的政府也难辞其咎。我们更需要担心的是,录音带现象已经演变成许多台湾当代的重大争议——例如在核四问题中,互不知晓已经演变成互相责难:人社学者大力批评科技解决没有人性,理工学者则嘲笑社会解决过度天真。这有时着实令人难以置信,明明在地理空间上,两者那么地近(同在一校、同在台湾),但在知识空间上,两者却远到鲜少思考如何合作。

结语

我们都知道录音带已经是个过时的科技产品,就连七年级后段班对于录音带都只有遥远又模糊的印象,但为何我们的知识领域与政府单位却是如此怀旧——持续困在这个以录音带为名的分裂陷阱里头?科技解决本身不是问题,社会解决也不是,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往往只相信与诉诸其中一个,却忽视甚至排拒另外一个。MP3 都快要完全取代 CD 了,我们的社会是否也该继续前进?

注释:
1. 研究经费由台湾交通大学科技与社会(STS)中心支持。
2. 为求简单易读,此图略嫌简化,但不影响本文结论。
3. 曾有业界朋友告诉我,「高龄少子化」只是台湾发展机器人产业的借口,并非真的想要解决这个即将到来社会问题。我无法完全确定这个说法是否属实,但我希望它不是(也不应该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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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李佳儒(2009),〈日本因应少子女化社会对策对台湾之启示〉。《社区发展季刊》125: 256-271。
范蓓怡(2007),〈从高龄化少子化社会探讨台湾高龄者就业之必要性〉。《社区发展季刊》116: 156-174。
黄富顺(2010),〈​​高龄化社会的挑战与因应〉。高雄:高龄服务事业人才培育工作坊。
经济部投资业务处(2008),〈智慧型机器人产业分析及​​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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