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成功的因素归纳为天时、地利、人和，那么孙承宗及其赏识提拔重用的袁崇焕、马世龙、满桂等人才就是人和。

但只是人和的一部分，尽管可能是重要的一部分，却并非全部。

人才固然重用，但有时候人也很重要。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支优秀的军队除了优秀的将领外还要有优秀的士兵只有这样才可以保持一定的战斗力。

可以说辽事以来明朝就是输在了这个上面。

有些人为了不上战场整日装病，这不是最高境界，最高境界不是让人病，而是让动物病，自己不病让马病，千方百计让马病，直到病死。

如果没病，那就一刀下去，吃马肉火锅。

马，是战马；杀马的是明朝骑兵。

马肉火锅是其次，重点是马没了，骑兵就成了“奇兵”，瘸了条腿的骑兵自然是不能上战场的。

骑兵有马可杀，一旁的步兵可就骂了娘，所以只好把手里的武器往路边草沟里一扔，到时候就说撤退的时候为了保存有生力量轻装上阵，丝毫没有“剑在人在，剑亡人亡”的觉悟。

打仗时候带头跑，领饷时候带头冲，当时退往山海关的明军旧部不乏这样的“人才”。

上梁不正下梁歪，士兵是这样子，上面的将领也很忙，忙着嫖娼和赌博，不仅自己要快乐还想着靠着嫖赌发家致富，各大酒楼夜总会赌场妓院都有他们的股份。

（而将复以嫖赌身先之，被参之将潜伏关门，明开赌场）

对于这类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纯粹浪费国家资源的废物们孙承宗就一个字：

滚。

孙承宗一方面继续从其余八边重镇抽调将士，一面开始从落难的辽民之中招募士卒，这些辽民饱受战乱之苦，对打碎他们安稳生活的努尔哈赤及后金满怀仇恨，再加上亲人离散，家破人亡，这些账通通要算在后金的头上，这是成为士兵的精神优势；另一方面抛家舍业，携家带口，生计没了可生活照旧，当兵吃粮也是一种不错的出路，这是现实所迫；而这些百姓中出来的士卒，没有行伍的陋习，不懂行伍的潜规则，赌博嫖娼也没有接触，唯有踏实肯干不怕吃苦，这些都是成为优秀士兵所必备的条件。

这样一来，人才和人都有了，人和算是齐了。

可是地利却是个问题，因为在谈地利之前，得先有个前提：

地。

地都没有，哪来的地利。

除了山海关，明朝在关外连块地盘都没有，但好在地盘没有地还在，后金为了避免战线过长更主要的是后方辽东此起彼伏的反抗所以也没过辽河以西，这些地就成为了无主之地，只要过去修修城池就还是大明的国土。

经过商议，孙承宗采纳了袁崇焕等人的建议，再经过整改，计划在山海关外两百里的宁远（今兴城）修筑重镇，如此一来山海关到宁远的方圆两百里的土地就成为明朝在关外的地盘，也是山海关的屏障。

这道屏障也就是著名的“关宁防线”。

负责修筑宁远城的最早是祖大寿，之后是袁崇焕合修，总之一句话，修宁远所动用的人力物力财力可以修四五座城了。

天启四年九月，宁远城正式落成，袁崇焕望着高大的宁远城，望着消耗了无数人心血的坚固城墙，犹如父母深情的看着自己的孩子，在他看来这虽然是第一步，但却是载入史册的第一步，按照孙承宗和他的商议，宁远作为第一座城，然后还会有第二座第三座第四座，用重城作为推进的先锋，不断推进，再往前就是广宁，再往前就是辽河以东，再往前就推进到后金的家门口，到时候后金肯定要来进攻，利用防御战消耗后金的有生力量，适当时候再全线转入战略反攻，一举消灭后金。

这种想法具有可操作性，某种程度来讲也是很稳妥的，但至于完成这些要花多少银子他们并没有想过。

明朝之后的财政崩溃也就因此而来。

不过就当是来看，孙承宗在辽期间的工作卓有成效的，业绩可以说一路飙升，重点有以下几点：

1.修筑、收复九座重镇，堡垒四十五座。

2.训练辽东明军十一万，具有一定战斗力；而且多军种协调发展，有机械化战车部队（车营）、海军及海军陆战队（水营）、火炮部队（火营）、特战旅特种部队数支（前锋后劲营）。

3.开拓地盘四百里，开垦荒地五千顷，年收入可达十五万两白银。

4.战略上形成关宁防线，成为山海关坚固的屏障，成功的保卫了北京的安全。（这是最重要的）

有评价认为在孙承宗镇守辽东期间，来自后金对山海关的警报日益解除，北京又恢复了往日的模样，大家该吃吃该喝喝，不再因为辽东战事忧虑，就跟忘记有这回事一样。

（自承宗出镇，关门息警，中朝宴然，不复以边事为虑以。）

更是有人给予了孙承宗“夫攻不足者守有余，度彼之才，恢复固未易言，令专任之，犹足以慎固封守。”

孙承宗的才能打败后金收复辽东可能不够，但守住辽东仅有的土地还是绰绰有余的。

这是《明史》的评价，而《明史》是清代编撰的。

天启五年，孙承宗和袁崇焕决定以宁远为基础，再向前推进两百里到锦州，以锦州作为宁远的屏障，这样一来等于山海关有了两道屏障，而辽河以西大半土地也回到了明朝手里，这道防线的修成也就是未来的“关宁锦防线”。

根据探报，后金的统治已经陷入了反抗四起的境地，烽烟不断，而且还遇上罕见的灾荒，雪上加霜，火上浇油，水深火热，冰火两重天。

天时、地利、人和似乎都站在了孙承宗这一边。

形势一片大好，前景一片光明，对明朝而言似乎事情的形势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所谓的“建奴”似乎已不足为惧，似乎胜利已经近在眼前，从上到下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乐观了几个月后的天启五年十月，孙承宗主动请求辞去蓟辽督师等一切职务，告老还乡，不是因为生病不是因为退休更不是因为辽东大事已定孙承宗可以安享晚年。

他是被逼走的，不得不走，不能不走。

因为更大的天时地利人和站在了他和他身后人的对立面，这股力量来自远在千里之外的北京。

他所崇敬的，他所依靠的，他信赖的他坚信的给予他帮助支持的一切，都在一场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化为了过眼云烟。

他们是发起者，他们是主导者，他们是优势者，但最后他们也是失败者：

东林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