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来书又云：“师云：‘为学终身只是一事，不论有事无事，只是这一件。若说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却是分为两事也。’窃意觉精力衰弱，不足以终事者，良知也；宁不了事，且加休养，致知也。如何却为两事？若事变之来，有事势不容不了，而精力虽衰，稍鼓舞亦能支持，则持志以帅气可矣。然言动终无气力，毕事则困惫已甚，不几于暴其气已乎？此其轻重缓急，良知固未尝不知，然或迫于事势，安能顾精力？或因于精力，安能顾事势？如之何则可？”
“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之意，且与初学如此说亦不为无益。但作两事看了，便有病痛在。孟子言“必有事焉”，则君子之学终身只是“集义”一事。义者宜也，心得其宜之谓义。能致良知则心得其宜矣，故“集义”亦只是致良知。君子之酬酢万变，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当生则生，当死则死，斟酌调停，无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故“君子素其位而行”“思不出其位”。凡谋其力之所不及，而强其知之所不能者，皆不得为致良知。而凡“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动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者，皆所以致其良知也。若云“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者，亦是先有功利之心，较计成败利钝而爱憎取舍于其间，是以将了事自作一事，而培养又别作一事，此便有是内非外之意，便是“自私用智”，便是“义外”，便有“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之病，便不是致良知以求自慊之功矣。
所云“鼓舞支持，毕事则困惫已甚”，又云“迫于事势，困于精力”，皆是把作两事做了，所以有此。凡学问之功，一则诚，二则伪。凡此皆是致良知之意，欠诚一真切之故。《大学》言“诚其意者，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曾见有恶恶臭、好好色而须鼓舞支持者乎？曾见毕事则困惫已甚者乎？曾有迫于事势，困于精力者乎？此可以知其受病之所从来矣。

注评

【为学终身只是一事，不论有事无事，只是这一件。若说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却是分为两事也】，邓艾民注，见《答周道通书》之四。
【持志以帅气、暴其气】，邓艾民注，语本《孟子·公孙丑篇上》，孟子告公孙丑云： “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第二章）
【必有事焉】，见《孟子·公孙丑上》：“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
【集义】，见《孟子·公孙丑上》： “‘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
【君子素其位而行】，参陈荣捷注，《中庸》第十四章云：“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 小人行险以徼幸。”
【思不出其位】，陈荣捷注，《论语·宪问篇》第十四，第二十八章，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语又见《易经·艮卦·象传》。
【凡谋其力之所不及，而强其知之所不能者】，邓艾民注，语本欧阳修《秋声赋》：“人为动物，惟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于中，必摇其精，而况思其力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十五）
【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动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邓艾民注，语本《孟子·告子篇下》：“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第十五章）
【而凡“劳其筋骨……增益其所不能”者，皆所以致其良知也】，邓艾民注，参见《与王纯甫》：“吾安能小不忍于纯甫，不使动心忍性，以大其所就乎？譬之金之在冶，经烈焰，受钳锤，当此之时，为金者甚苦，然自他人视之，方喜金之益精炼，而惟恐火力锤煅之不至。既其出冶，金亦自喜其挫折煅炼之有成矣。某平日亦每有傲视行辈、轻忽世故之心，后虽稍知惩创，亦惟支持抵塞于外而已。及谪贵州三年，百难备尝，然后能有所见，始信孟氏生于忧患之言非欺我也。尝以为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患难，行乎患难，故无入而不自得。后之君子，亦当素其位而学，不愿乎其外。素富贵，学处乎富贵；素贫贱患难，学处乎贫贱患难；则亦可以无入而不自得。向尝为纯甫言之，纯甫深以为然，不审迩来用力却如何耳。近日相与讲学者，宗贤之外，亦复数人，每相聚辄叹纯甫之高明。今复遭时磨励若此，其进益不可量，纯甫勉之！汪景颜近亦出宰大名，临行请益，某告以变化气质。居常无所见，惟当利害，经变故，遭屈辱，平时愤怒者到此能不愤怒，忧惶失措者到此能不忧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处，亦便是用力处。”（《全书》卷四）

笔记

感到精力衰弱，而选择不做事，然后去休养精力，这是不是致良知的行为？
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是否做事，是否休养，而在于事情当做不当做，合乎天理就当做，不合天理就不当做，当做则做，精力衰弱也要做，不当做则不做，精力强劲也不可做。
例如，宁王叛乱时，王阳明的力量是不足的，无兵无粮，但是毅然平叛，并不因为自己力量不足就不去做。如果这个时候从成败的概率来做计较，很显然王阳明不应该选择去平叛。但是遇到叛乱就平叛，这是义，就应当做。
常人往往计较成败得失，就会顾忌自己的力量足不足，有没有钱，有没有资源，根据自己已有的力量去选择做与不做，觉得自己力量不足，就是当做的事情也不去做，觉得自己力量强大，就是不当做的事情也去做。
如果做事时顾忌自己的精力，忧虑成败，则可能逃避，逃避之后又心怀愧疚或悔恨，所以更觉无力。或者勉强去做，心中有着种种顾虑，自然精力耗散，事情自然也做不好。
稻盛和夫常常问自己“做人何为正确？”在创建日本第二电信的时候，他的力量是很不足的，但是他就问自己“创建第二电信是为了打破垄断、造福人民还是为了自己谋私利？”明确回答这个问题之后，稻盛和夫就义无反顾地创建了第二电信。
玄奘如果计较自己的力量，担忧取经的成败，估计就不会出发了。
庸人总问行不行，而圣人只问对不对。
成大事者的思考方式应当是不计成败，只问对错。
做正确的事就是集义，就是致良知，就是存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