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传习录》中169——庸人总问行不行,而圣人只问对不对

原文

来书又云:“师云:‘为学终身只是一事,不论有事无事,只是这一件。若说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却是分为两事也。’窃意觉精力衰弱,不足以终事者,良知也;宁不了事,且加休养,致知也。如何却为两事?若事变之来,有事势不容不了,而精力虽衰,稍鼓舞亦能支持,则持志以帅气可矣。然言动终无气力,毕事则困惫已甚,不几于暴其气已乎?此其轻重缓急,良知固未尝不知,然或迫于事势,安能顾精力?或因于精力,安能顾事势?如之何则可?”
“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之意,且与初学如此说亦不为无益。但作两事看了,便有病痛在。孟子言“必有事焉”,则君子之学终身只是“集义”一事。义者宜也,心得其宜之谓义。能致良知则心得其宜矣,故“集义”亦只是致良知。君子之酬酢万变,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当生则生,当死则死,斟酌调停,无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故“君子素其位而行”“思不出其位”。凡谋其力之所不及,而强其知之所不能者,皆不得为致良知。而凡“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动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者,皆所以致其良知也。若云“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者,亦是先有功利之心,较计成败利钝而爱憎取舍于其间,是以将了事自作一事,而培养又别作一事,此便有是内非外之意,便是“自私用智”,便是“义外”,便有“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之病,便不是致良知以求自慊之功矣。
所云“鼓舞支持,毕事则困惫已甚”,又云“迫于事势,困于精力”,皆是把作两事做了,所以有此。凡学问之功,一则诚,二则伪。凡此皆是致良知之意,欠诚一真切之故。《大学》言“诚其意者,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曾见有恶恶臭、好好色而须鼓舞支持者乎?曾见毕事则困惫已甚者乎?曾有迫于事势,困于精力者乎?此可以知其受病之所从来矣。

注评

【为学终身只是一事,不论有事无事,只是这一件。若说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却是分为两事也】,邓艾民注,见《答周道通书》之四。
【持志以帅气、暴其气】,邓艾民注,语本《孟子·公孙丑篇上》,孟子告公孙丑云: “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第二章)
【必有事焉】,见《孟子·公孙丑上》:“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
【集义】,见《孟子·公孙丑上》: “‘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
【君子素其位而行】,参陈荣捷注,《中庸》第十四章云:“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 小人行险以徼幸。”
【思不出其位】,陈荣捷注,《论语·宪问篇》第十四,第二十八章,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语又见《易经·艮卦·象传》。
【凡谋其力之所不及,而强其知之所不能者】,邓艾民注,语本欧阳修《秋声赋》:“人为动物,惟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于中,必摇其精,而况思其力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十五)
【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动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邓艾民注,语本《孟子·告子篇下》:“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第十五章)
【而凡“劳其筋骨……增益其所不能”者,皆所以致其良知也】,邓艾民注,参见《与王纯甫》:“吾安能小不忍于纯甫,不使动心忍性,以大其所就乎?譬之金之在冶,经烈焰,受钳锤,当此之时,为金者甚苦,然自他人视之,方喜金之益精炼,而惟恐火力锤煅之不至。既其出冶,金亦自喜其挫折煅炼之有成矣。某平日亦每有傲视行辈、轻忽世故之心,后虽稍知惩创,亦惟支持抵塞于外而已。及谪贵州三年,百难备尝,然后能有所见,始信孟氏生于忧患之言非欺我也。尝以为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患难,行乎患难,故无入而不自得。后之君子,亦当素其位而学,不愿乎其外。素富贵,学处乎富贵;素贫贱患难,学处乎贫贱患难;则亦可以无入而不自得。向尝为纯甫言之,纯甫深以为然,不审迩来用力却如何耳。近日相与讲学者,宗贤之外,亦复数人,每相聚辄叹纯甫之高明。今复遭时磨励若此,其进益不可量,纯甫勉之!汪景颜近亦出宰大名,临行请益,某告以变化气质。居常无所见,惟当利害,经变故,遭屈辱,平时愤怒者到此能不愤怒,忧惶失措者到此能不忧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处,亦便是用力处。”(《全书》卷四)

笔记

感到精力衰弱,而选择不做事,然后去休养精力,这是不是致良知的行为?
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是否做事,是否休养,而在于事情当做不当做,合乎天理就当做,不合天理就不当做,当做则做,精力衰弱也要做,不当做则不做,精力强劲也不可做。
例如,宁王叛乱时,王阳明的力量是不足的,无兵无粮,但是毅然平叛,并不因为自己力量不足就不去做。如果这个时候从成败的概率来做计较,很显然王阳明不应该选择去平叛。但是遇到叛乱就平叛,这是义,就应当做。
常人往往计较成败得失,就会顾忌自己的力量足不足,有没有钱,有没有资源,根据自己已有的力量去选择做与不做,觉得自己力量不足,就是当做的事情也不去做,觉得自己力量强大,就是不当做的事情也去做。
如果做事时顾忌自己的精力,忧虑成败,则可能逃避,逃避之后又心怀愧疚或悔恨,所以更觉无力。或者勉强去做,心中有着种种顾虑,自然精力耗散,事情自然也做不好。
稻盛和夫常常问自己“做人何为正确?”在创建日本第二电信的时候,他的力量是很不足的,但是他就问自己“创建第二电信是为了打破垄断、造福人民还是为了自己谋私利?”明确回答这个问题之后,稻盛和夫就义无反顾地创建了第二电信。
玄奘如果计较自己的力量,担忧取经的成败,估计就不会出发了。
庸人总问行不行,而圣人只问对不对。
成大事者的思考方式应当是不计成败,只问对错
做正确的事就是集义,就是致良知,就是存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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