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食髓知味

尽管初中不识汪先生,只觉得是课本上烙印的普通姓名一个,可对于那质细油多、蛋白柔嫩的高邮鸭蛋还是念念不忘的。

“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

这句话那时萦绕在我的脑海,我不由幻想起来那正宗的高邮鸭蛋该是怎么一种味道,是该直接挖着吃,还是像课本中一般做成苏北名肴“朱砂豆腐”或者拿去挂“鸭蛋络子”。

久而久之,汪曾祺老先生的大名愈来愈多出现在我的视线里,我开始食髓知味一般看他笔下那诱人通透的“豆汁儿”、“炒米”、“肉禽”。那些都是最最普通的食材,可在他的笔下都能翻出花样。

就譬如一个普普通通的豆腐,他都能用拌、烧、煎、熬、卤弄成各种家常的艺术。他的“小葱拌豆腐”“文思和尚豆腐”“昆明小吃炒豆腐”“四川豆花”“北方豆腐乳”“南方百页”还有个同名的家乡菜“汪豆腐”,都是出自他的美食散文《豆腐》里,总引人口水涟涟。

汪曾祺先生的散文在业界很是有名,他写人物、花鸟、食物也出版过一些小说,可我最初接触的也是最爱的还是他的吃食文学。他笔下的吃食总洋溢着浓浓的“中国味儿”和“家乡味儿”,哪怕是异国他乡的食物,在他笔下,也能有一番“中国化”的改造。


少年的记忆和青年的味道

我们初中课本上出现的《端午的鸭蛋》便属于一种儿时记忆中的味道。

汪曾祺先生是江苏高邮人,所以他写起“鸭蛋”来总带着一股似有若无的留恋和亲切,如果能看见他那时的神情,说不定还挂着淡淡的来自童年记忆的微笑。

在《生活,是很好玩的》一书的最前面,为首的便是“故乡的食物”一栏。由此可见,童年的味道往往最令人留恋,而且因为年华的逝去或者那些味道消弭的流传,我们总带着特殊的感情。

他在《炒米和焦屑》中说自己家入冬炒米用柚子壳,想起过年和父亲研究八卦易经的怪异朋友,处处都透露出一种想念的味道,而那轻便的小吃背后也尘封了一段贫穷颠沛的战争岁月。

民国二十年,汪先生家乡水荒,只有茨菇丰收,所以雪天的咸菜茨菇汤成了那一年的慰藉。往后漂流在外三四十年的光景,那时厌烦了的茨菇,倒成了心里求之不得的念想。

虽然汪曾祺先生未明说,可每一种吃食的背后都留有让人唏嘘的往事,这也是为什么在漫长的历史中除却文字,人们嘴巴的记忆传承最为深刻。

熟悉汪先生的人都知道他是在西南联大读过书的,后期也在昆明呆过整整四十年,对昆明是十分熟悉的。至于昆明菜,更是如数家珍。

“汽锅鸡”“宣威火腿”“牛肉”“蒸菜”数不胜数的地道美食成了汪先生最念叨的家常菜。后来,他还特意写了一章《昆明的吃食》,介绍了那藏在昆明大街小巷的老饭馆和招牌菜。

看过老先生文作的都知道,先生写的吃食都是些普普通通的菜,我们耳熟能详可偏偏少了先生那味诱人。普普通通的云南米线我们都吃过,可配上讲究的鸡片、鱼片、腰片和秘制汤汁,这碗米线就不普通了。

先生会吃,可是更会写。

譬如《昆明的果品》一节,对于昆明满街的宝珠梨,先生是这样描述的,“皮色深绿,肉细嫩无渣,味甜而多汁,梨中上品。”

单单几个简单的词汇就能勾起人甜甜的欲望,尤其在燥热的夏季,那深绿的皮,鲜嫩的肉,还有两字“无渣”足以显示这梨肉质紧实,妥妥应和了“梨中上品”。

汪先生写的吃食散文里些昆明的占了很大一部分,昆明的菜、昆明的吃食、昆明的果品,这些屡见不鲜的菜市场杂品成了汪老招待客人或者自己研究的小玩意。

如果你读过他那本《生活,是很好玩的》中吃食部分,你就会发现除却“故乡的味道”和“昆明的吃食”,书中所剩的都是些天南海北的小吃,只是那些,还不足这两类的一个零头。

贯穿他少年和青年记忆中那些挥之不去的美好,几乎都和美食小吃有关。

似乎这个世界上对于味道的传承比文字还要久远些,因为文字是后天创造的,而味觉是天生具备的。如果你在年少的时候尝过一种深刻的味道,那么即使十年之后,异国他乡的街头,你再次尝到,也会瞬间记忆起来。这便是味道的力量。


苦难岁月和温情慰藉

1937年江北告急,在读高中二年级的汪曾祺不得不告别母校,借读辗转于先后四个学校,后来又去了乡下避难半年。

期间,他没有荒废学业,反而日渐奋发,最终以第一志愿去了名噪一时的西南联大攻读文学。

1958年,因为被补划为右派,他下放到张家口沙子岭劳作,后来还被关进“牛棚”一直到1968年才得到解放。

这样的摧残在汪曾祺先生的身上留下了痕迹,可他内心还是保持初心,始终乐观积极地写着自己钟爱的文字。

他这一生经历了无数苦难和挫折,受过许多不公正的待遇,尽管如此,他还是十分平静豁达。正如贾平凹那句有名的评价:“是一文狐,修炼成精。”他就是那样一个略精明的老顽童,积极乐观沉浸在自己生活中的小事,不考虑那些有的没的。

可能正是因为那些曾在乡下和地道小吃混杂在一起的日子多了,汪先生没有那一代文人的矜贵和端正,反而多了烟火气。也许正是因为他过得太恬静和温柔了,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原是“中国最后的士大夫”。

汪曾祺的祖父是正儿八经中过拔贡,清朝末科,家境十足殷实。他祖父也是博学多识的人,自小就教他古文和小说;他父亲也是一位“聪明绝顶”的文化人,但从陪儿子喝酒抽烟写情书这样的事来看,他父亲也是个十足可爱的人。

这样良好的家教下,汪曾祺先生也可以算得上一名“士大夫”。

在今天,我们熟知的“人走茶凉”就是他发明出来的。除却这些,单看闻一多先生对他的习作的肯定就知道他也算不负父亲、爷爷教诲,在文学领域混得有模有样。


得体的“文体家”

汪曾祺曾开玩笑称自己为“文体家”。

“文体家”指那些在语言风格上能够灵活,白话表达,即“溶铸经现出自身独特思想风格和文字格调的文章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通俗而言,就是“接地气”。所以从这里来看,汪先生对自己的定位是十分准确的。

在西南联大的时候,汪曾祺师从沈从文。熟悉沈从文的读者都知道,沈先生的文学作品一大特点就是朴实生动,所以汪曾祺先生笔下的烟火气难保不受到老师的影响,这一点在他的一篇散文中得到印证。

(左汪曾祺 右沈从文)

汪曾祺谈到《大淖记事》时曾说:“我的老师教我们写作,常说‘要贴到人物来写,’很多人不懂他这句话,我的这一个或许可以给沈先生作一注脚。”

汪先生的文字语言素朴直白,没有花花肠子,却不失节度和韧性。很多人喜欢他那本《人间草木》,说那是“接地气的哲学”,又对那里面“栀子花”“葡萄”“养蜂夫妇”的描述赞不绝口。

我想,用先生自己的话来说,他“大概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

长久以来,我们的大众审美始终在跟着时代往前走,从“悲痛文学”“青春文学”渐渐又回归了传统,但较之前人繁杂的古文和俗人文,我们更偏向他们之间的这种文风。

“淡和俗浑然一体,不炫技,不做作,口语化,气象中和,文辞渊雅。”

如果你喜欢林清玄、沈从文先生的文笔,那么一定也会从汪曾祺这里受益匪浅。因为在对词句的拿捏上,汪曾祺先生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此干净平整、形象生动、自然清丽的词藻,很难让人不自行带入优雅恬静的氛围中。

写东西的人很多,名家大家名作也多得让人眼花缭乱,就像是橱窗里摆着的琳琅满目的商品,我们往往被最华丽最绚烂的吸引,可处在角落里最平凡的往往才是我们最需要的。

才华横溢的人不乏,但有才之人要像鸟儿一般爱惜自己的羽毛,反倒有强加之嫌疑。反而像汪曾祺先生这样的文人,始终保持对文字的敏感但却克制,谦卑,洗尽铅华,返璞归真才难能可贵。

他写瓜菜果蔬、写贩夫走卒、写乡土也写人情,涉猎广却不滥,语言平实却丰富。

他的文字很美,因为情节之外有温暖的人情和丰盈的意向,吸引着平凡的人去触摸脚下的土地,然后得到启发去追求世间最自然的本真、一点永恒和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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