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朵红杏不出墙

图片发自简书App

此红杏彼红杏,她是腊月里的红杏。

          ——题记

“腊月八,眼前花,还有二十二天过年家,有猪的,把猪杀,莫猪的,打娃娃……”

腊月初八一过,年的味道越来越浓郁,在九十年代的农村,年,很大程度上和猪有关。

当时,劳务输出观念相对淡薄,村里的男人们一年年面朝黄土背朝天,和几亩薄地较劲。女人们农忙时给男人搭手上地,农闲时,除了操持一家子的吃喝拉撒,还喂一栏鸡,一头猪。

黄三娃年纪轻轻,子承父业,是村里唯一的杀猪匠。他家基本处于村子中央,和我家仅隔一道小巷子。

一交上腊月,以黄三娃家为中心的周边充斥着浓郁的血腥味和臭烘烘的猪粪味。每有猪的嚎叫声在村里响起,小娃儿们就急里忙慌地冲出大门,看大人们连拉带扯,把猪赶进他家后院的的屠宰场里。

我胆小,也嫌脏,最多跟到黄三娃家大门口,从不肯进去看一眼。

第一次目睹黄三娃家杀猪的盛况,我上高一。

去看他们杀猪,并不是因为胆子大了,是因为红杏姐。

红杏姐比我大五岁,和我家沾亲带故,她是父亲的学生。

我上初一时,红杏姐高三,我们住同一个宿舍,挤同一张床。

红杏姐人如其名,脸庞常年带着淡淡的绯红,一双黝黑的眼睛,笑的时候,弯成两个月牙,给人面对的不是寒酸朴实的农村女孩,而是三月桃杏花的错觉。

红杏姐是山里娃,个子高,人长得结实,由于从小常走山路的原因,运动神经发达,被老师选进是校高训队,是体育特长生。

红杏姐凡事都较真,无论是文化课,还是训练体育项目,都死磕死磕地认真。

每天早上五点半,她和队员们一起翻出校门环城跑步训练体能,我看着有意思,也要跟上跑。起初红杏姐嫌我太小不同意,后来拗不过,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带我跑了几次。

起初确实累的够呛,跑一半不到就眼冒金星,换不过气。红杏姐教我呼吸的窍门:“你才刚开始,不要急,跑的时候,别紧着气呼吸,放平缓,三呼三吸……”

在她的引导下,我慢慢的摸着了长跑呼吸的窍门,体能比以前好了许多。这一跑,就跑了三年,和红杏姐在一张床上,挤了三年。

我初二,红杏姐高三复读;初三,红杏姐继续高三复读。

大多数时候,付出不见得就有回报。

最后一年补习,红杏姐压力巨大,鬓边悄然出现的白发丝,藏都藏不住。她说,这是她最后一次机会,贫寒的家境,老实巴交的父母,对她已经尽力。家里的一个妹妹两个弟弟眼看要上高中、初中,她若是还考不上,就再也没有读下去的理由了。

黑色七月来临,天不遂人愿,红杏姐再次与大学失之交臂。

八月,我上高一,红杏姐家里开始张罗着给她找婆家。

翻年后,有人把红杏姐介绍给了黄三娃。黄三娃看上红杏姐开朗的性格和结实的身材,红杏姐家里对黄三娃殷实的家境和高出常人的彩礼也表示满意。

同年十月,红杏姐被迎进了黄三娃的家门。

红杏姐嫁过来后,我去找她,她一改往日的大大咧咧,一副新娘子的样子,就如那含苞待放的杏花,竟然也有了几分女儿家的娇羞。

我傻乎乎地问,“姐,有想看的书没,我给你找”。红杏姐摇摇头:“我是刚过门的新媳妇,才能得闲几天,以后哪能天天坐着看闲书。”

黄三姐夫疼爱红杏姐,没让姐沾手他的杀猪事业。可腊月里,家家户户都排队等着杀猪,实在太忙,黄三姐夫一人忙的昏天黑地,红杏姐终于正式步入了这一行当。

黄三姐夫的屠宰场,实在算不上一个场,方圆顶多五六十个平方。靠门右边是一个简易的猪圈,关着待宰的猪。往右有一个半尺来高的台阶,台阶用水泥摸光,占整个场子的大半部分。台阶上靠近猪圈的一角搭着一个木头架子,横杆上明晃晃挂着几只硕大的铁钩子。架子旁边支着一块油腻腻的铺板,铺板上,沾着零星的血迹和肉末。

台阶另一边靠墙盘着一个大灶头,上面架一口直径约五尺的毛边大锅,锅里的水热气腾腾。红杏姐就蹲在灶头下面,拨弄着灶头里的柴火。

我走进场子,靠近灶头,喊了声姐,红杏姐抬头看到我,一把将我拽到她身边:“你怎么到这来了?脏的很,快出去!”

“你都能呆,我为啥不能?我做作业累了,给你作会伴!”

红杏姐找了一小块木头墩,吹吹上面的尘土:“给,你坐我这边,这边干净些。”

当时杀猪也是件大事,每家杀猪,都要叫几个身强力壮的男人帮忙。

透过红杏姐脊背,我看到几人合力把猪捺在地上,黄三姐夫在猪头那边,他单膝着地,另一个膝盖跪猪前腿上,左手拽着猪耳朵,右手拿一把尖刀,在猪脖子上一捅,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猪血瞬间迸出来,汩汩地淌进台阶下撒了盐的瓷盆里。

血淌够半盆,猪也死差不多了。他们把猪抬进了热气腾腾的毛边大锅里。

尽管红杏姐早就把我拉离了锅边,还是被扑面而来的血腥味和猪臭味熏的喘不过气。红杏姐脸色也好不到哪去,尽管从农村长大,可这么恶心血腥的场面,她估计也没经历多少。

我看着红杏姐,眼眶慢慢红了,想说点什么,又说不出来。红杏姐拍拍我的肩:“跟着当官的做娘子,跟着杀猪的翻肠子。人吃什么饭,都是有定数的。别难过了啊,姐好的,你可要好好学习,知道么?”

我胡乱点点头,仓惶逃出了那场子。

门口围了好些人,讨论着刚宰的这头猪肥不肥,能称多少斤……几个半拉子大的男娃儿拿着主人家不要的猪尿脬,吹涨了当球玩。

几个小孩嘴里喊着:“腊月八,眼前花,二十二天过年家,有猪的,把猪杀,莫猪的,打娃娃……”

那次之后,陆续找了几次红杏姐,她都忙得脚不沾地。慢慢地,只要是腊月里,我就不再去找她。

几年后,我上师专,寒假放假,已经腊月了。去找红杏姐,不凑巧,她正在和黄三姐夫打扫战场。

自从嫁给黄三姐夫后,红杏姐一年比一年胖一个圈,嗓门随着她的身材,越来越大,但性格比以前更开朗。

黄三姐夫的屠宰场没有任何变化,红杏姐洗刀刷锅冲地,一连串动作干净利落,她不时抬手拿袖口擦拭鼻头上的汗,额前的一绺刘海因为汗水的关系,粘成一股,时不时刷到眼睛。

我踮着脚捡稍微干净的地走到红燕姐身边,从头上拆出一只小发卡,把她的刘海别到脑门后面。猪油味,血腥味,猪粪味,猪身上所有的味道从红杏姐身上散发出来,我屏住呼吸,退回到门边。

有点失落,记忆中那个教我跑步要“三呼三吸”的红杏姐好像越来越模糊了,眼前的这个,和环城跑步夜夜苦读的红杏姐,怎么也重合不到一起。

我继续站门口,有一搭没一搭的和她聊天。

场子冲洗干净后,黄三姐夫和另一个邻居从旁边的猪圈里又赶出了一头猪,我还奇怪,问红杏姐,“今天好像人少”?黄三姐夫哈哈大笑,“有你姐一个,顶他们几个”。

果然,红杏姐的天赋不在书本里,而是在黄三姐夫的屠宰场里。硕大的肥猪嗷嗷挣扎着不肯就范,红杏姐、黄三姐夫和那邻居合力把猪捺倒仔台阶边,红杏姐半跪式地压在猪身上,和邻居合力紧紧摁住猪的后腿。黄三姐夫的位置和工序没变,仍一只膝盖跪在猪前腿上,一手拽住猪耳朵,一手拿尖刀。手起刀落,血放的差不多了,猪就不再弹挣了。

他们仨把猪抬进锅里,猪在热水里被推来推去,这我以前见过,烫软了,好退毛。

黄三姐夫刮毛不用刀子,而是一种叫锈石的石头。把锈石握在手心,朝着一个方向,削在猪身上,一片片的猪毛就连根应手而落。红燕姐没用锈石,她在猪脊背上揪住一撮鬃毛,一拽、一拧,鬃毛就在她手里了。她把鬃毛码在一边,抬头朝我笑笑:“鬃毛不能扔,有人收。”

退光了毛的猪放在铺板上圆圆白白的,比起以前干净不少。黄三姐夫开膛破肚掏心挖肝,红杏姐整理收集清洗肠肚,整个过程,他们俩配合默契,嘴里开的都是和杀猪无关的玩笑,好像八百年前就是如此。

那天,在黄三姐夫家出来后,矫情的我,情绪低落了很久。

后来,村里盛传,红杏姐力大如牛,一扇百十来斤的猪肉,她一人用膝盖一顶,就能从地上翻到铺板上去。听了这些,我不知道该欢喜还是该难过,咋都不是个滋味。

终究,随着工作、嫁人,我和红杏姐的交集日渐减少。

村里越来越多的村里人外出打工,很少有人再喂猪。

红杏姐和黄三姐夫不再杀猪,在小城的另一头开了个小饭馆,主卖红烧肘子和猪头肉。他们的饭馆物美价廉,红杏姐和黄三姐夫性子好,对人热情,他们小店客源稳定,生意很红火。

去年,红杏姐的一双儿女同时考上了大学,我去店里看她,她红通通的脸上,洋溢着掩不住的笑意。

也许,这才是适合红杏姐的生活,虽然她外表比以前粗糙了,可她脸上的笑容,却是发自内心的。

或者,自始至终待在边上矫情的,就我一个而已。

谁还记得,腊月八,眼前花,还有二十二天过年家,有猪的,把猪杀,莫猪的,打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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