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梦里少年的长安,他不止是写了《乡愁》的余光中

01

1971年,距今已近半个世纪了,彼时 43岁的余光中在台北厦门街的旧居里,花了二十分钟写下《乡愁》,一气呵成。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

乡愁是一方矮矮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朋友读后赞叹不已,夸余光中,“这么快就写出这么好的诗,真是才思敏捷啊。”

余光中搁下笔墨,双眼婆娑:“你不知道,我写这首《乡愁》用了二十分钟,可它在我心中已经了二十多年了。”

几十年离居大陆,是年少的一枚邮票,青年的一张船票,长大的一方坟墓,让他忍不住思念那梦里少年的长安,回应那骨血里长江黄河的召唤。离家千万里,方知情更切。

从此,《乡愁》传唱大江南北,成为余光中的一张名片。一方面,它向读者介绍了余光中,另一方面却也遮住了诗人。太多的读者把余光中简化为“乡愁诗人”,从此定了位他。其实余光中一生,散文数百篇,诗歌逾千首,主题也丰富多姿。一直希望读者能透过《乡愁》这张名片,“进得大门来,进得庭院来”,欣赏他更多更好的作品。

回到梦里少年的长安,他不止是写了《乡愁》的余光中。


02

1928年的重阳节,菊花盛开,遍插茱萸,余光中的母亲和亲友们在南京栖霞山上登高眺远。第二天凌晨便生下了余光中。取名光中,是取光耀中华之意。

余光中的母亲本是江苏武进人,从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了福建永春教书。在任教期间,她认识了余光中的父亲——时任教育局局长的余超英,后来便成了余超英的续弦。

余光中本有一个同父异母、大他九岁的哥哥余光亚,但哥哥在18岁那年死于疾病。人丁兴旺的余家到了这一代,便只剩余光中这棵独苗。

生于重九,余光中自称是“茱萸的孩子”,他本该在南京这座十朝古都的文化浸润,以及家族的呵护下长大,无奈码头的一声炮响,9岁的他跟着父母,便开始了漫长的流亡。

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12月13日,日军由南京中山门、中华门进入,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民众流亡。一连六个星期,日军疯狂屠杀中国百姓高达35万人,制造了令人发指的南京大屠杀。对于这段经历,余光中每每回忆起来,总是唏嘘不已:“九岁那年我逃过一劫,南京大屠杀的现场离母亲和我不过一百公里。”

余光中的父亲当时因工作关系已提前撤往武汉,而母亲则带着他跟逃亡的人们撤出南京,一路辗转常州、宜兴、太湖渔村、上海,又经水路至香港。安全起见,又经水路由香港至越南,再上昆明,到重庆与等候的父亲汇合。

流亡千里,途中也是九死一生。母子俩曾和族人一起藏身于佛寺大殿的香案之下,母亲紧张地捂住余光中的嘴巴,透过幕帘的缝隙,可见大雄宝殿外的院子里,日军牵着马匹带着刺刀驻扎,到傍晚便见日军又在外行凶,火光冲天,热浪扑面而来。有一次日军上了殿前,母子两个把心提到了嗓子眼,不想日军竟来礼佛,并未翻找。有一次,族中一个小孩发出了一点声音,引得日军上前,幸好没有搜查。

也曾藏身于路边被轰炸过后的废墟里,母亲拉着他爬上阁楼,然后把梯子抽掉,躲在草堆后。日军拿着刺刀到处戳刺,耳边传来一声声锐利痛苦的尖叫。

那时候,9岁的余光中已经深深体会到亡国之痛了。他跟着大人们一路逃亡,跑不动了,族人们便拿箩筐挑。在一个靠近苇荡的小村落里,族人们轮流守着要口,若是发现了日军,便发出特定的信号,让妇孺们坐船逃进苇荡。在逃奔途中,母亲曾和余光中搭乘一条麦船前往上海,不料遇上气候突变,船只撞上了桥墩,整条船都翻了,幸好母亲和他都被急速驶来的渔船救起。这次翻船,余光中饱受惊吓,又受了风寒,一路发烧,直到在苏州上岸时才见好转。

关于这段往事,余光中后来在《下游的一日》里这样写道:

在太阳旗的阴影下咳嗽的孩子,咳嗽,而且营养不良。南京大屠杀的日子,樱花武士的军刀,把诗的江南、词的江南砍成血腥的屠场……其后的几个月,一直和占领军捉迷藏,回溯来时的路,在苏州发高烧,劫后的和桥街上,踩满地的瓦砾,尸体,和死寂得狗都不叫的月光。

余光中称这段岁月为“蒲公英的岁月”,流亡的漂泊无依可见一斑。多年后他写下《乡愁四韵》,后来被罗大佑谱成了曲,红遍了大江南北: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呀长江水

酒一样的长江水

醉酒的滋味

是乡愁的滋味

他的乡愁连绵不绝,跨越他一生的时间,也跨越了空间。他的乡愁里,藏着文化的美感,也藏着经历里的痛楚,是美与痛的交叠。倘若不知余光中的这段经历,读他的爱与恨,乐与愁,便少了那阔别大陆半个世纪的情愫。


03

寄居在法国租界、上海友人的家里,至少不再为战乱四处奔逃,这一时期,具有眼界的母亲坚持让余光中接受学习,并教他英文。

到了重庆的山野,生活清简,没有太多娱乐,余光中几乎在读书中度过。书籍贫乏的年代,余光中从同学那里借得一本《英汉大辞典》,小小年纪看得津津有味。二舅孙有孚在战乱里,不知从哪儿搞来很多书,他抽着水烟筒,摇头晃脑地给余光中讲解《赤壁赋》、《醉翁亭记》、《秋声赋》……以及诸如《水浒传》、《聊斋志异》《西游记》等古典文学名著。文白交融的旧体小说和古体文章的美感,便在这时,在余光中心里埋下了种子。

因为在川渝的乡野里长大,余光中在私下里一直和妻子说四川话,有时朗诵自己的作品,也带有浓浓的川味。多年以后,他教学生们打水漂,捡起小石子往水面上扔去,一连跳了三下,却说:“这个没打好,再打一个。我小时候就是这么玩的。”说着又捡起石子,来了个五连跳。

余光中心气颇高,对自己要求也极严。记得他初三时,学校来了一位知识渊博的国学老师戴博琼。学生们作文,写成文言最高60分,写成白话文则能拿七八十分,因此,学生们都爱写白话。但余光中不,他偏要写文言,尽管他的分数始终没有上去,却在优秀的国学老师那里磨炼出自己文言的美感。这于日后他的文白融合的文风,具有深远影响。

或许是因为少时逃亡的经历,余光中熟知地理,爱收藏地图。他对地图有一种痴迷,不单收藏,而且会画,看几眼地图,甚至能判断该地的人口和经济发展水平。他也爱天文,总是遥望那星海寻找美的慰藉。

1947年,余光中先后考取了北大和金陵大学,因为母亲不忍与他分别,余光中便选择了金陵大学。本想可以好好念书,不料入校一年半后,遇上了国共内战,余光中不得不暂停学业,和母亲辗转到了上海、厦门。1950年,余光中到了台大中文系。

余光中对文学翻译有着偏爱。他常把雪莱、拜伦的诗歌翻译刊载在报刊之上。他的译作《老人与海》不仅用来代替他在台大的毕业论文,多年以后也依然畅销。令人难以想象的是,第一个翻译《凡高传》的,不是严复,也不是其他著名翻译家,而是余光中。这本书有多火呢?《凡高传》这本书自经面世,长期畅销,成为很多学校规定的必读书目。作家三毛去世,要求带三本书入土,其中一本便是余光中翻译的《凡高传》。

在台大,余光中受惠于作家梁实秋,以及众多名师的指点。梁实秋不断打磨着余光中的少年锐气,也不断给予他鼓励,让余光中在散文和诗歌上有了长足的进步。这段时期,余光中出版了处女诗集《舟子的悲歌》。他沉浸在诗文中,和文坛好友钟鼎文、邓禹平等成立了蓝星诗社,影响颇广。再后来,余光中三次赴美,在爱荷华大学继续攻读文学写作,也为外国学生讲授中文,更有幸拜美国著名诗人佛洛斯特为师……文学之路变得坦荡。

信手拈来的典故,随情而抒的意象,现代人的说话风格和古典美贴切融合,纯雅天然的文人气韵搭配西方的现代视感,这或许就是余光中自身经历所赋予的独特美感。

《听听那冷雨》中,这种美感表现得尤为强烈,余光中仿佛喂了小火,细细地把唐宋诗词慢慢炖入了散文中:

一打少年听雨,红烛昏沉。再打中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三打白头听雨的僧庐下,这便是亡宋之痛,一颗敏感心灵的一生:楼上,江上,庙里,用冷冷的雨珠子串成。他曾在一场催心折骨的鬼雨中迷失了自己。雨,该是一滴湿漓漓的灵魂,在窗外喊谁。

这一段,正是化用了蒋捷的《虞美人》: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两者各有各的好,然而比之诗词,余光中化用的散文里,句子长短间杂,更有跳脱自我感慨的宏大气象,更有庙堂之悲,江湖之痛。

又如《寻李白》:“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三分啸成了剑气,绣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李白的酒,李白的剑,李白的月光,都是我们对于这个唐代大诗人再熟悉不过的事物,却在余光中的吟诵中有了豪气、意气、盛唐之气,让人拍案叫绝。


04

读余光中的诗文,便见了唐诗宋韵里的文人温情,然而他一旦动起真来,当真是以笔代刀,不留丝毫气力。

早年间他参与文白之争,坚决否认摒弃文言文的做法,面对纯白话作家对他“文白间杂”的指责,余光中据理力争:“为什么文章中不能看到一个文言,必须写成清汤挂面式的散文?这便是‘浣衣妇’式的散文,像是有洁癖的老太婆,把自己的衣服洗了又洗,洗掉了污垢,也洗掉了衣服上的绣花。”

面对当时台湾教材准备删减文言文事件,已是八十岁高龄的他站出来强烈反对:“文言文等中国古典的遗产,经千百年淘洗到我们手里,是一笔不需要缴税的现金,应该珍惜啊。”

他爱着中国文化的精华,也关切着这片土地。他曾住在高雄,看见天空被污染,空气极差,余光中便写下《控诉一枝烟囱》、《让春天从高雄出发》等诗歌,为长久以来被空气污染的人们请命,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

倘若流传千年的文化,倘若滋养文化的土地都不在了,诗文里的吟诵岂不变成了无病呻吟么。

或许像余光中拿苏轼作比说的那样:“在岛上写的文章,最后总要回归中原。”我想这不单是诗人在说自己的境遇,也是在说自己的创作是要回归中原文化的。因为这份对传统文化精华的深情追溯,才有了余光中极具文化美感的诗文。


05

余光中的上百首情诗,在诗歌中占了很大的比例。这些情诗描绘着恋爱、婚姻生活中的不同情感,更从情感延伸到了人性。

有一次,作家林海音数落男人的不是,末了感叹道:“再也找不到像余光中这么好的丈夫了。”这话后来被余光中听到了,余光中反问:“你怎么知道我好不好?”林海音十分肯定:“我就是知道。”

的确,余光中和妻子范我存的恩爱,熟悉的人有目共睹。

那年抗战胜利,17岁的余光中在南京认识了14岁的表妹范我存。相识不久后,余光中给范我存寄了自己翻译的拜伦诗作。有趣的是,余光中连表妹的大名都不知道,直接在信封上写着表妹的小名:“范咪咪收”。范我存虽然觉得表哥直呼“咪咪”有些突兀,却因为余光中译作上的才情,生出了很多好感。此后多年,时局动荡,两家人也在战乱之中奔走各地,两人不得见面,直到1950年,余光中一家到了台湾,余光中才见到了心心念念的表妹。

交流变多,共同的兴趣爱好让两颗心走在了一起。虽然两家人极力反对:余家觉得范我存患过肺病,身体很差;范家觉得余光中有些书呆子气,不能照顾女儿。但余光中和范我存在双方父母的反对下,不但没有放弃这段感情,反而更加热烈。

那时候,余光中用刀在自家院子里的枫树上刻下“Y.L.M”,意思是“余、爱、咪”,和那些年我们的青春别无二致。每到周末,念大学的余光中就会蹬上他的自行车,飞速地骑去找范我存。余光中翻译《凡高传》,也是正面译稿,背面情书,让范我存作为第一个读者,由范我存帮助抄写下来,再寄往报社。

<余光中和范我存>

1956年,爱情长跑六年后,余光中终于和范我存结合,并在以后七年里生下了珊珊、幼珊、佩珊、季珊四个女儿。做夫妻四十年,两人很少吵架,纵使因为生活的鸡毛蒜皮吵了架,两人总会很快道歉和好。急性子急脾气,发过也就过了。余光中曾说:“家是讲情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夫妻相处是靠妥协。婚姻是一种妥协的艺术,是一对一的民主,一加一的自由。”

多年来,余光中给妻子写了一首又一首的情诗,像《咪咪的眼睛》、《三生石》、《珍珠项链》等,篇篇能见动人的爱情。但也有时候,诗歌中的女子有着与范我存不一样的形貌和脾性,但范我存并不会拿着诗质问余光中,这是不是别人,是不是余光中的外遇。她对丈夫亦是充分信任,不仅把家照顾得极好,更是丈夫里里外外的好助手。

这般恩爱下,余光中写《红烛》,写两根快要被黑夜的风吹熄的红烛,才让人看得几乎落泪。

最后的一阵黑风吹过

哪一根会先熄呢,曳着白烟?

剩下另一根流着热泪

独自去抵抗四周的寒夜

最好是一口气同时吹熄

让两股青烟绸缪成一股

同时化入夜色的空无

那自然是求之不得,我说

但谁啊又能够随心支配

无端的风势该如何吹

年少的爱情,谁不是凭着那一点冲动和激情,可太多的我们,却败给了生活的冗杂和日子的单调。彼此离开,说缘分尽了,能一起白头的很少。可余光中和范我存的白头到老,却分明让我们看见深情的美好。

不仅爱情,对待友情,亲情,余光中也是如此认真。对于朋友们请求帮忙,余光中凡能做到,也每求必应;对于话不投机者,则是半句也嫌多。而他和妻子言传身教下四个女儿,日后都很有出息。他为离去的母亲和早夭的儿子写下的诗文,读起来则是字字动心。


06

1959年,余光中获得了美国爱荷华大学艺术学硕士,先后任教于台湾东吴大学、台湾大学、政治大学。在此期间,余光中两度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国多家大学任客座教授。

而此时他的诗文,早已享誉各地。梁实秋对余光中的赞美更是毫不避讳:“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成就之高,一时无两。

经过岁月的淘洗,年长的余光中已经不在囿于文坛的争论,对他人的中伤,也变得更加平和。那时余光中人在香港,文革的余波还未散去,江青等借用“批林批孔”大做文章。余光中却在这时写下一些诸如《邮票》、《隔水观音》、《公无渡河》等思念台湾,抨击文革的诗文。在他看来,祖国本就是一体的。没想到他却因此成为左派攻击对象,据说诋毁他的文字不下十五万字。

那时候他上课,背后总有人指指点点,好在学生们热情高涨,给中伤者最直接的打脸。本来容纳40人选修的现代文学课,竟然有120人坚持选修,就算站着听课也成。最后,学校为满足同学们的需求,把教室改在了容纳百人的新亚人文馆内。

世人言语嘲哳,我自心中清明。余光中对流言蜚语不可能不生气,但他却尽量避免正面冲突。他说:“我这一生从没和人吵架或者打架。合则聚,不合则散,有什么可吵的?”

这正如庄子在《逍遥游》里写的:“且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无论外界对自己是赞誉,还是误解、攻击,都不做激烈的争辩,而是认真做好自己认为对的事,这便是内心强大,最坦然自如的活法。也正因如此,余光中安然渡过了不少难关,也能在诗文中继续维系真性情。

他爱追逐美景,著名翻译家思果亲眼目睹余光中:“为了追捕淡水河堤上落日前的片刻景致,赶着开车前去,神魂都灌注进去了,口中还喃喃有词,有些恍惚,怪不得写的诗文那么妙。”

他严肃的外表下,其实住着一颗火热的心,渊博的学识,总是掩饰不住他天真性情的流露。对于新事物,他也很接纳。

第一次赴美时他想学开车,想开车转遍美国。这个想法提出来,没想到恩师梁实秋也站出来反对了:“千万不要在美国开车,诗人怎么可以开车?”诗人为什么不能开车呢?余光中不听,把开车学会了,驰骋在美国中西部的大平原上,拉风得不行。

难以想象,安静的诗人竟然喜爱西方摇滚乐。1971年归国后,余光中发表了诗集《白玉苦瓜》,诗歌更简洁自然,更加注重韵律感和音乐性。作曲家杨弦看了,大呼天才,将诗歌谱成了民歌,演出之时全场沸腾。后来,余光中与作曲家一起出版了“中国现代民歌集”的唱片,连罗大佑、李祥泰等都为之痴迷,歌曲传唱进校园中,风靡近十年。


07

严谨的学术和课堂教学之外,余光中是一个不摆架子,见真性情的人。

余光中风趣。据说他刚到中山大学执教,称女学生们“村姑”,多年后女学生们来看他,他笑道:“不要以为毕业离校,老师就没用了,写介绍信啦,做证婚人啦,为宝宝取名字啦,‘售后服务’还多着呢。”

他讨厌开会,并不隐晦,敢直接说了出来:“ 世界上最无趣的莫过于开会了。大好的日子,一大堆人被迫放下手头的急事、要事、趣事,济济一堂,只为听三五个人逞其舌锋,争辨一件议而不决、关而不行、行而不通的事情,真是集体浪费时间的最佳方式。仅仅消磨时间倒也罢了,更可惜的是平白扫兴,糟蹋了美好的心情。”说到人心坎里去,但一般人只敢想不敢说。

余光中喜欢小孩,也如小孩般可爱,他说:“不喜欢小孩的人一定有问题,不喜欢小孩的人我也不喜欢。”时常路上看见可爱的小孩,会过去摸摸孩子的头,而孩子见他的善意,也会回以灿烂的笑容。

对于自己的生活,余光中一向清净简朴。穿着西装,打着领带,他却笑称自己“一幅不列颠的脸”,他极少出现在媒体视线里,“不喜欢在媒体上晃来晃去。”他也是唯一一个《文学杂志》的创办人中不打牌的人。每顿饭,也常是固定的几个菜,并不苛求。

梭罗在《瓦尔登湖》中说:“我愿意深深地扎入生活,吮尽生活的骨髓,过得扎实,简单。”余光中说:“爱发源于实际生活。”生活简单,人生便简单;生活见真,人生便见真;对生活深情,人生便深情。

1992年,余光中重新踏上大陆,回到他阔别43年的故乡。2000年,他回到了南京,见高楼平地起,而他闻到了桂花香。他走在湖南、四川、南京……寻访文化古迹,乐此不疲,与每个古迹认真地合影。

而这道走在大地上背影,令人见之难忘。

还记得余光中的《十年看山》:

那片无穷无尽的后土

四海漂泊的龙族,叫它作大陆

壮士登高叫它作九州

英雄落难叫它作江湖

当我们追忆余光中先生,纷纷吟诵起他的诗文。不单是因为它美,更因为这诗文里,有着让人永远热泪盈眶的家国深情。


谢谢你为我点亮小红心

推荐阅读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