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殿(十二):设局

上期说到,王敦以清君侧为名顺流东进,向司马睿发起挑战,司马睿派遣周札驻守石头城,周札却开城投降。随后,王敦以石头城为据点,只用了短短几天的时间就打垮了中央军主力,并大肆捕杀司马睿的心腹。

除了铲除异己势力,王敦还胁迫司马睿命令甘卓、陶侃、司马承偃甲休兵。如此一来,眼前的军事威胁就都基本上解除了,可是对于王敦来说这还不够,他还要做一件大事——废除太子司马绍。

司马绍的母亲荀氏是燕代人,燕和代大致位于今天的河北省北部、山西省北部,以及东北地区南部,是鲜卑人的势力范围。鲜卑人的体貌特征偏向于白人,须发呈黄色,高鼻深目。不知道是因为荀氏本身就是鲜卑人,还是因为她有鲜卑人的血统,以至于司马绍的外貌看起来有些特别,和鲜卑人比较像,王敦就在背后蔑称他是“黄头鲜卑奴”。

司马绍的性格刚强英武,与其父司马睿截然相反。中央军在石头城下被王敦击败之后,司马睿困坐愁城,一筹莫展,司马绍极为愤怒,披甲上马,要率领侍卫与叛军决一死战,温峤认为这样做于事无补,拔剑斩断了马缰,极力劝阻,好不容易才让他打消与王敦拼命的念头。在王敦看来,司马绍太扎手,不容易控制,为了防患于未然,最好是现在就把他废掉,因此,战后不久,他召集百官再一次到石头城召开会议,商议废太子之事。

关于此次会议的记载,《世说新语》与《晋书》的记载略有出入。

《世说新语》的说法是这样的:王敦打算以不孝为罪名废除司马绍的太子之位,召开会议当天一件件数落司马绍的种种不孝罪状,还说:“这是温峤告诉我的,他曾经在太子手下任职,后来到我手下担任司马,所以我对这一切很清楚。”过了一会儿,温峤来了,王敦正襟危坐,带着暗示性的口气问道,“太子为人如何?”温峤答道,“小人无法揣测君子。”王敦随即又严厉地问,“太子哪里好?”温峤平静地说,“太子深谋远虑,钩沉致远,这不是我等凡人所了解的,但是他按照礼节侍奉双亲,在孝这一方面没有问题。”

《晋书》的说法是这样的:王敦大会百官,声色俱厉地问道,“太子有何德可言?”温峤从容不迫地说:“太子深谋远虑,钩沉致远,这不是我等凡人所能理解的,但是他按照礼节侍奉双亲,在孝这一方面没有问题。”

《世说新语》有史料价值,但是需要仔细甄别,比如说关于此次会议,《世说新语》的记载就很不可靠。温峤在王敦手下当过司马,这是对的,但那是司马绍称帝以后的事。所以,我们在这里以《晋书》的说法为准。

按照《晋书》的记载,温峤提出反对意见之后,百官纷纷随声附和,王敦于是打消了废太子的念头。

仅仅看简短的记载,我们难免有疑问:温峤为什么帮太子说话?难道因为温峤一句话,王敦就放弃了废太子的念头?

温峤的玩心很重,是个童心未泯的大顽童,一辈子总是嘻嘻哈哈,难得正经一回,可是一旦他正经起来,就总是能做出能让人侧目的事,比如当初他受刘琨的委托来江东劝进,在朝堂上慷慨激昂的那一番演说,就让百官为之心折。之后,他做的第二件正经事是给刘琨正名。

刘琨之死,王敦是幕后黑手之一。如果温峤“识时务”,看重仕途和荣华富贵,就应该在刘琨死后保持沉默,一声不吭,可是他没有这样做,从刘琨去世到王敦叛乱的这几年里,他一再上书,请司马睿追封刘琨。司马睿起初不敢招惹王敦,一次次驳回,温峤就不依不饶地一次次上书,直到司马睿让步,同意给予刘琨应有的哀荣。

温峤做的第三件正经事,就是反驳王敦的废太子之议。

东晋帝国的权力运作模式是门阀政治,门阀与皇帝共治。温峤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王敦起兵初期,他就曾经在公开场合说王敦这样做并不过分,司马睿也有错——没有处理好与门阀的关系,以至于授人以柄(司马睿当初为了组建军队,抢夺门阀大族的奴仆充军,王敦起兵的旗号之一就是维护门阀大族的利益),导致门阀在朝廷急需援助的时候作壁上观。他在关键时刻替司马绍说话,原因有两方面:其一,他是司马绍的铁哥们儿;其二,他对时局洞若观火。

温峤很清楚帝国权力运作模式的关键所在——平衡,即门阀内部的平衡,以及门阀与皇权之间的平衡。虽然门阀内部的绝对平衡是不存在的,必然会出现一超多强的问题;门阀与皇权的绝对平衡也是不存在的,彼此之间难免会出现此消彼长的情况;但是整体上的脆弱平衡是不能破坏的。如果现在任由你王敦废太子,连皇位继承人都由你王敦指定,那你王敦跟皇帝还有什么区别?谁又知道你王某人独揽大权之后还会干出什么事!

温峤看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会议上的其他人也能看出来,所以温峤一发言,其他人立刻随声附和。大家的意思很明显——王敦你是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而来,现在君侧已经清了,你也该收手了,至于废立这样的大事,可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

大家跟着温峤一表态,王敦就知道废太子没戏了,如今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扩充王家的势力。在他的安排下,王导重新入居中枢,执掌机要,他的几个信得过的兄弟也都被安排到了重要的职位上,分别控制扬州、荆州、徐州、湘州、江州等军事要冲。此外,王敦还对朝廷的征兵权限设定限制,要求朝廷按月汇报首都卫戍部队的兵力变动情况。

布置好这一切,王敦收剑归鞘,耀武扬威地离开石头城,返回了大本营武昌。从兵戎相见直到班师回营的这段时间里,他一直停留在石头城,始终没有到近在咫尺的建康见司马睿一面,所有的事务都是通过他人代为转达。回到武昌,席不暇暖,他就对司马承和甘卓发动了残酷的报复。

如刚才所言,为了确保大本营的安全,王敦攻占石头城不久,就迫使司马睿命令司马承、甘卓和陶侃放弃抵抗。当时,陶侃的军队正在半路上,接到停战诏书就掉头返回了广州;甘卓原先就战意不坚,见到诏书也决定班师回营;可是司马承不同,他一直战斗到最后一刻,始终没有屈服。

在铁骨铮铮的虞悝手里,叛军吃了不少苦头,破城之后,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屠灭虞家。虞家子弟跪在虞悝面前嚎啕大哭,虞悝坦然无畏地接受了这个结果,留下了一句掷地有声的遗言,“人都有一死,我们虞家都是忠义之魂,何憾之有!”随后,司马承被扔进囚车里押赴武昌,途中被杀。

如果当初甘卓果断一些,攻占王敦的大本营,司马承和虞悝或许就不会惨遭屠戮,建康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或许就不会惨遭叛军的杀掠。对于东晋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内战,甘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是这并不代表他一无是处。

很多人一说到东晋帝国,津津乐道的就是魏晋风度、名士风流。没错,那个时代是以风度和风流著称,但这只跟门阀士族有关,对于东晋帝国的下层草民,门阀士族的压迫非常刻薄。如果仅仅是东晋帝国的一个草民,而不是门阀士族出身,那你就等着受苦吧,哪有什么闲心谈论风度风流。你能拥有的,基本上也就是巴掌大的一块地和几间四面透风的小草房,而这在下层社会已经算是生活条件比较好的。你推开门一看,外面都是物产丰富的山野湖泽,但它们都是有主的。比如说你到被门阀大族据为己有的湖泊里钓了一条鱼,哪怕只是一条小泥鳅,那好,先没收你的渔具,再把你关起来毒打一顿,然后就是等你家里来赎人,代价是十匹布。且不说一个普通的家庭能不能负担起十匹布,就算砸锅卖铁凑够了,那也更破产没什么区别了。再者,进监狱的时候人是完整健全的,出来的时候是不是会少点儿啥,抓人的门阀大族是不会给你保证的。

在对待下层百姓这一点上,甘卓很不一样,他出身门阀大族,又是地方大员,但是镇守襄阳期间,他善待民生,开放山野湖泽,屡次赈济贫民,深得民心。生在太平年代,他应该是一个可以造福一方的好官员,可惜他生不逢时,一次次涉入深不见底的权力斗争漩涡,因为优柔寡断而一步走错步步错。接到朝廷的罢兵命令,他又犹豫了许久,终于决定班师返回襄阳。事实上,这时候他还是有机会击败王敦,乐道融苦苦相劝,可他再次错失良机,乐道融忧愤交加,不久就撒手人寰。虽然甘卓撤退了,但王敦还是不放心,叛乱期间他已经被甘卓的反复无常吓怕了,回到武昌,他暗中收买了甘卓的部下,嗾使他们刺杀甘卓于卧室之中,并杀光了甘卓的儿子。甘卓是个好人,只是这种好与时代格格不入。

到这里,王敦第一次叛乱的故事就说完了,接下来我们再把这次叛乱从头到尾捋一遍。

在东晋帝国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内战,它既是藩镇与中央之争,也是门阀与皇权之争。

门阀早在汉代就有,并非东晋的特产,作为西晋帝国创立者的司马家族本身也是门阀,但是它的地位凌驾于其他门阀之上,中央的皇帝姓司马,地方上的藩王也姓司马,帝国的内外军政大权主要集中在司马氏手里。

一个大家族要想昌盛不息,最为基本的一个条件是人丁兴旺,人口基数大,出人才的几率才相对大一些。经过八王之乱的血腥内讧,司马氏的宗族子弟摧折殆尽,缺乏足够的人才占据机枢要冲;司马睿只是皇族疏亲,政治影响力微乎其微。永嘉之乱过后,北方门阀南迁。因为宿怨,南北门阀互相敌视;出于防备胡人渡江南下的需要,他们也急需联手抗敌。司马氏的势力虽然此时江河日下,但它是汉人正统政权的象征,这块金字招牌是其他门阀难以取代的,所以在南北门阀的共同妥协下,撞了大运的司马睿登上了帝位,但是金光灿灿的龙座只是一个装饰品,他是依靠门阀的支持才登上皇帝的宝座,军政大权不落到门阀手里才怪。

为了收归皇权,司马睿登基之后重用刘隗等亲信,推行了一系列打压门阀大族的措施,这也就是东晋历史上著名的“刻碎之政”。为什么叫“刻碎之政”呢?这跟王导有关。

东晋开国初期,依赖于把持军权的王敦,王导顺利地掌握了帝国的内政决策权。往好听了说,王导的为政措施是施政以宽、无为而治;往不好听了说,就是姑息纵容,对作奸犯科的门阀大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到这里,我们应该就能明白“刻碎”这两个字的含义了。

顾名思义,刻,就是刻薄,因为司马睿推崇的是法家的为政理念,相对于王导,门阀大族当然会认为司马睿的为政理念很刻薄;碎,就是零碎、不成系统,因为司马睿忌惮王敦,不敢全盘推翻王导的为政举措,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修修补补。比如说司马睿曾经屡次声明要以法治国、整饬吏治、抑制豪强,可是一碰上动真格的,他就拉稀摆带,不是不了了之,就是处置几个替死鬼敷衍了事,根本不敢触及门阀大族的根本利益,只能做一些小改动。这就是“刻碎之政”的例子。不过,即使是零敲碎打,门阀大族也是很反感的。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王敦打着清君侧的旗号顺流东进,门阀大族也对兴兵犯上的王敦普遍采取了默许的态度,不愿意献计献策,也不愿意出兵出粮,巴不得有人出头敲打一下不知天高地厚的司马睿,致使司马睿收归皇权的努力和梦想烟消云散。

名义上是清君侧,实际上是争夺帝位,这种事在历史上不胜枚举。王敦是个例外,他发动第一次内战的目的就是炫耀威风,教训司马睿,维护琅琊王家的地位。虽然他有废除太子的想法,但这只是为了扶植一个听话的傀儡,他是真没有争夺皇位的打算。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而来,清了君侧就走,这也算是一桩历史奇闻吧。

随着以司马睿为首的帝党势力的垮台,王导重新回到了政治中心。虽然他为政宽纵,以维护南北门阀的相安无事为第一要务,视其他事务为旁枝末节,但这并不代表他对其他事务一无所知。事实上,政治中枢往来的一切公文和奏折他都会亲自过目,上至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下至基层官员的任免,他都了然于心。

重回政治中心后的一天,王导从档案处调来过去几个月的公文和奏折,想看看在自己被司马睿疏远的那段时间里,有没有发生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事件。忽然,一封笔迹很熟悉的奏折进入了他的视线,凭借直觉,他马上就认出那是周顗的笔迹。他痛恨周顗,至今依然认为周顗死不足惜,可他还是鬼使神差地拿起了这封奏折。一看开头,他立刻如雷轰顶,读完散发着淡淡霉味的奏折,他五内如崩,泪如雨下,“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幽冥之中,负此良友。”

这份奏折的内容,是周顗给王导求情,请求司马睿念在王导辅政多年的份上,赦免王导及其族人,不要因为王敦而牵连无辜。奏折的呈交时间,恰恰是在王导被赦免的前一天,也就是王导在宫门前求周顗代为进言,而周顗漠然视之的那一天。

周顗当天进宫的目的,就是为了给王导求情,而且在此之前,他已经多次给司马睿进言。当天他对王导不理不睬,是因为王导的处境太敏感,皇宫内外到处都是司马睿的眼线,一旦司马睿知道他与王导有过接触,难免会以为他们通过气,所以,周顗不理睬王导是个明智的选择。那天下午进宫之后,他与司马睿谈了很久,还喝了一些酒,所以出宫的时候酒气醺醺,可他并没有醉,在王导身边路过时说那句杀气腾腾的话也只是为了避嫌。当晚,回到家里,他又写了一份奏折——也就是王导看到的这个奏折——请求司马睿赦免王导,然而除了司马睿,其他人并不知道这一切,从始至终,周顗也没有给别人提过这件事。

周顗搭救王导,是看在朋友一场,就算他不搭救,那也说得过去,毕竟这不是他的义务。王导好歹也是个搞政治的,属于干大事的人,心胸应该比普通人开阔,可是在处置周顗这件事上,他实在是做得不光彩,说卑鄙可能有点儿过分,但至少是很没品。他有难的时候,周顗以明智的沉默救了他的命,周顗有难的时候,他却以阴暗的沉默要了周顗的命。

周顗死后半年多,自王敦叛乱之后形同傀儡的司马睿也走到了人生尽头。

一般来说,开国皇帝就是一个新帝国的设计师,他铺设了什么样的轨道,后人基本上就都是沿着轨道走。在整个东晋时代,皇权一直处于弱势,受制于门阀,这就与司马睿有很大的关系。

经营江东的这些年里,司马睿的实力确实比较弱,但他并不是没有翻盘的机会。中国历史上的开国之君大多数都是马上皇帝,军功显赫,在军界很有声望,比如刘邦、刘秀、曹操、刘备、孙权、刘渊、石勒、慕容垂、拓跋珪……这些人都上过战场,出生入死,能压住场。杜弢之乱期间,王敦无力平乱,焦头烂额,亲信建议司马睿亲临前线,身冒矢石,在军中立威,趁机取代王敦,收归军权,可是司马睿不以为然,终于使军权被王敦鲸吞蚕食。从登基称帝直到去世,他只是在帝都附近举办过几次虚张声势的阅兵仪式,致使兵不识帝,帝不识兵。对于前线士卒来说,不出深宫内苑的司马睿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传说,并不像王大将军(王敦)那样真切可感。司马睿虽有统揽大权的想法,但是碍于严峻的局势和个人能力,直到去世,他都没有实现梦想,门阀的势力却在他在位期间逐日稳固,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而门阀政治制度一旦形成,变成基本国策,后来人再想进行改动就千难万难了。

当然,我们做的这些总结是站在后来人的立场上,站在司马睿的立场上来看,该做的他已经做了,该尽的力他已经尽了,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后世的事会怎么样那就交给后世人去解决吧。为了防备王敦再次图谋不轨,临终之时,司马睿用尽最后一滴心血设了最后一个局,至于这个局有没有用,只有天知道。这个局,就是任命王导为辅政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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