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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不惑也惑

        我经常想起奶奶，也会想起故乡的老屋。在那座不起眼的院子里，奶奶陪着我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

        那间屋子很多年了。父亲结婚前，自己挖土打坯，邀几个好友帮忙盖起来。这在老家农村是件不简单的事情。村里富裕的人家全部用砖瓦盖房，人们叫“实结砖房”；其次是里面土坯外面包砖的房子，形象地叫作“里软外硬”。而大多数人和我们家一样穷，只得像我父亲一样自己盖土房子。人们叫这种房是“茅庵房”，也就相当于茅草屋吧。
        老屋的土墙很厚，有点稍向里斜。房顶是用油毡铺盖，上面涂抹了泥。每年雨水冲刷，油毡渐渐裸露。父亲担心大风把油毡刮走，便每隔段时间涂抹一层泥。房顶两侧和后面还垒了一尺高的坎，这样方便晾晒粮食，而不会被风吹走。在房顶靠近后墙角的地方，立着一截矮矮的烟囱，顶上有两块熏得通体黑的砖头。这两块砖头的作用可大了。遇到刮风，家里人必须爬上屋顶，顺着风势调整砖头的位置，不然灶堂里的火就有气无力，甚至还会弄得满屋子都是烟。
        老屋前面有很大的院子，周围一圈低矮的土墙。常年风吹雨淋，墙面坑坑洼洼。背阴的地方生满青苔，反倒给土墙增添了活力。只是墙根有的地方被老鼠刨挖或是风雨侵蚀的向里凹陷，使人不免担心它随时会倒。父亲当年沿土墙内外栽下两排杨树，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郁郁苍苍，树叶密密实实，给这座院落撑起一道绿色的屏障。还引来喜鹊在几棵树上安了家，每天叫得叽叽喳喳。有句老话，“喜鹊登枝叫，要有客人到。”那时，我一听喜鹊叫得欢，经常跑到大门口去等，看有哪个亲戚来家里，有时真的能等到客人来。
        我出生在这座老屋。父母一天到晚忙地里的活，没时间管我，就请住在村子中央的奶奶过来帮忙。我两岁时，爷爷病逝，奶奶搬过来一起住了。后来，父亲调到县城工作，家也迁了去，可奶奶一直不肯走。她总说：“村里熟人多，住得习惯。”家里人怕奶奶孤单，我也舍不得奶奶，于是把我留在村里上学。常听奶奶自言自语地说，“你爸爸一个人挣钱，一大家子人，在那个县上怎么活啊？”我很不解地问：“听说县里很好玩的啊，咱们怎么不去呢？”
        我有时贪玩，天很晚还没回家。奶奶只好到屋顶去唤我回来。奶奶是小脚老太，在平地走路都左右摇摆，更别说走几节通到屋顶的土台阶了。有一次，我听到奶奶呼唤我，回到家发现她满身是土。我问：“怎么了？”她说：“干活蹭的。”我看着土台阶上留下的痕迹，明白奶奶一定是从台阶上滑下来了。我赶忙去拍她身上的尘土，“是从台阶上滑下来了吧？”她刚才还一脸生气的样子，一下子忍不住笑出声来：“老了，老了。还从房梯上滑下来。”我也乐了，扯着她的衣襟做个鬼脸，“以后再不敢晚回家了。”直到现在，每每想起奶奶双手扒着土台、两条腿跪着往上爬的身影，我的眼睛总会变得湿润起来。
        还记得那时奶奶养了几只鸡。每天早上，她都会去逮住一只老母鸡，伸手摸摸肚子，“嗯，晚上又能给娃娃煮鸡蛋了。”下午等我放学回家，奶奶做好晚饭，总少不了给我一个煮好的鸡蛋。我剥去蛋壳，伸手把白白嫩嫩的鸡蛋送到她面前说，“奶奶你也吃。”奶奶却从来不吃，用手推回来说：“你小孩子家，多吃鸡蛋长身体。奶奶一把骨头了，还吃那个干甚？”
        我和奶奶就这样守着老屋平静而快乐地生活着。每个周六傍晚，我两会去村北的路口等我父亲。他会骑车三十里从县上回来看我们。天有时黑得早，但不管等多久，我们都要等父亲回来，一起回家做饭。第二天下午，父亲再骑车回县里。奶奶每次都叮嘱父亲，“用不着每星期回来，我们都挺好的。”父亲一边答应着一边骑上车走了。可等到下个星期六，父亲依旧会回来。那时我特别盼着星期六，村北的路口也总会出现我和奶奶一高一矮的身影。
        奶奶平时舍不得花钱，还独自照顾着自己的口粮地。一年下来，土豆、小麦这些粮食收获不少。她让父亲找车运到县上补贴家用。父亲给她钱，她从来不要。那时村里的小学校需要一个看护校园的人，奶奶就不顾父亲和大伯的反对，答应了下来。每月能有七元钱，除去日常开销，奶奶都攒了起来。起初，父亲不要奶奶的钱。奶奶就生气了，“你不拿走这钱，以后就不要再回来了，我们两个能花了几个钱？”父亲怎么也不肯收，最后也生气，头也不回骑上车回县上去了。有一次，我发现奶奶眼里湿汪汪的，便问她：“奶奶，我们咋不也去县里呢？”
        “他们刚搬家到县里，什么都要用钱，只靠你爸的工资，能养活这么一大家子吗？只要我能走动，我绝不拖累我的儿女们。”说完，顶着风向学校走去。风大起来，一双小脚无法站稳，艰难地左右挪动着，整个身体像一株沙蓬草摆来摆去。
        奶奶为了省电，晚上我们极少开灯。每天早早躺在炕上准备睡觉。可我又睡不着，她就给我讲以前的事情。奶奶小时候家里穷，为了让她活命，家人把七岁的她卖给人贩带到山西，做了爷爷家的童养媳。常听奶奶说，去了山西一样吃不饱。每天家里的活干不完，一到吃饭就让指到外面做营生。等干完回来，锅里只剩下稀汤水了。每次说到这里，我很生气地说：“他们怎么能这样？干了那么多活，还不给吃饱？”奶奶笑了，“因为我不是人家的孩子啊。”她伸手摸摸我的头，接着扭过头亲我一口，“哪像我的孙子有这样的好生活？我们真是在天堂上活在呢。”
        她还记得日本人打进她们村子，全村的人都跑出去躲起来，跑不及的被抓了去，有的直接被枪毙了。有一次，她也差点没跑出来。她只记得抱着我五岁的大伯没命地跑，耳朵边都能听到子弹飞过的声音。忽然她一下栽倒，被身后跑来的人压住。那人是让子弹打中了。奶奶每次讲到这里，总是笑着说，“看来，我就是命大，二狗子替我挨了一枪。”
        日本人隔三差五来村里抢东西，奶奶一家人只得躲在山坳里。可是没吃的也只有死路一条。没有办法，奶奶带着爷爷和我大伯回内蒙古老家寻找活路。后来又生下我父亲和姑姑。
        奶奶除了讲以前的事，还会讲很多笑话。尤其是一个傻女婿的笑话，常常让我乐得半天睡不着。从前，有个傻女婿。媳妇让他去看望岳父，又担心他记不住岳父的名字。出门前，媳妇给他蒸了年糕，然后用手搓成小棍，告诉他“父亲的名字叫高棒槌”。傻女婿一路握着年糕棍，嘴里还叨咕着“高棒槌、高棒槌”。走过一条小沟，傻女婿不小心摔了一跤。爬起来怎么也想不起岳父的名字了。想来想去，看看手里的年糕，已经压成了年糕片。于是他高兴地说：“高片子，高片子。”等他走进岳父的村里，沿街就喊“高片子家住哪里？高片子家住哪里？”人们一听找“高骗子”，都乐了……傻女婿的笑话还有很多很多。后来，我长大结婚，有了女儿。晚上陪她睡觉，也会给她讲傻女婿的故事。夜静悄悄的，女儿的笑声常常让我感觉我就是奶奶。我伸手摸摸她的头，扭过头轻轻亲她一口。
        奶奶在兄弟姊妹中排行老二，所以村里人有的喊二姑，有的喊二老姨，对她都特别亲切。因为有好多人是她亲手接生的。记得那时夜里经常有人急促地敲我们家的窗棂，“二姑，二姑，媳妇快生呀。”奶奶立刻答应着，很快爬起来，顾不上穿好衣服，拎着就往外走。
        用现在的话说，奶奶是远近闻名的接生婆。刚开始，我很好奇地问她怎么学会接生的呢。奶奶说：“娃娃眼看着生出来，没人敢上手接，我傻大胆就上去了。”她还说过一次最难的接生。她说，从前邻村一个女的都难受了一天，就是生不下来，肚子疼得满炕打滚。家里人实在没办法，来请奶奶去。奶奶看过，并伸手摸摸，发现孩子头在上面。“我那时真着急了，直接伸进手拨娃娃。好不容易把头转到下面来，后来是我给用手拉出来的。”她说着又笑了。奶奶是一个特别爱笑的人，看见谁都是笑呵呵的。
        岁月流逝，一切都仿佛是那么久远的事了。我梦里时常会回到老屋。那间绿树环抱着的斑驳的小土房。空空的，静静的留在那里，仿佛定格在历史的那个角落。后来，奶奶病逝。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嘱咐我父亲给她戴上一副红手套，因为她帮人接生接触了太多的血。父亲按奶奶说的做了，握着她的手安慰她，“一辈子做的都是善事、好事，好人会有好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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