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想”的山河与故人

这是王可乐在简书的第41篇文章


《山河故人》在诉说什么?


故事随着一群年轻人轻快的起舞而开始,这时的背景音乐是《go west》, 时间被安排在1999年,汾阳小镇的三个典型青年。一个注定要以挖煤发家致富的晋生,一个注定要和命运结下梁子的梁子,一个一生注定被命运拍在沙滩上的涛。这三个人物出现时,你很快就被拖入贾樟柯式的叙述中去了。

贾樟柯用他最擅长的小镇元素开始。一个懂些文艺的“小镇女神”,必然有几个男人围着转,必然这些男人中有两个要因为她而争风吃醋,然后兄弟仇目。一个失败者奔走他乡,然后再失败而归,另一个越发暴富,然后去魔都找了更高级的女神。于是,留给小镇女神的是无依无靠凄苦的后半生。所有人物的命运,都写满了失败。

没有一部好的电影不是建立在冲突上的,而贾樟柯最擅长把这些冲突通过画面展现给你。他一直在试图打开你情绪的阀门,某个情节的冲突引起你深深的思考。无数个你记忆里曾经存在过的画面,总有一个会钩住你,为了保证钩中的概率,他提供了足够数量的钩子。

故事结构清晰得无聊。1999年,2014年,2025年。这三个时间维度里全是符号,几乎是符号构成了整部电影。扛着关刀,三次出现的男人。除了情,他还想强调义。

随着时间的推移。发达了的人,必然钱来得不干净,必然跑路,成长在国外的儿子接受了西式的生活,必然要所谓的自由生活,于是产生冲突,于是干出了惊世骇俗的事……

故事的结尾,该凄苦的凄苦,该流亡的流亡,该放肆的放肆。

实在太无聊了!世界上有一种无聊让人心生敬畏。生命不就是这样吗?如今中老年的朋友圈不都是些:生,老,病,死,故乡美,往昔好,猫狗亲,好吃不过饺子。平庸的一生就是这样,作为平庸的我们玩不出其他花样了。

唯一令人出乎意料的是那条本来只有14年寿命的金毛,居然活了25年,依然健壮。这种魔幻的场景让人联想到《三峡好人》最后腾空而起的塔楼和横空出世的飞碟。

他表达超脱和升华的方式很极端。

他在形式上的特别设置,令人印象深刻。银幕播放比例随着三段时间变化而从4:3变成16:9,后来又变成了全屏,片名在进行了45分钟后才出现。电影一直是内容的艺术,他这一次在形式上的改变,让你不得不去想,为什么要这样?他试图启发观众去思考形式背后更深层次的意义。

“中年贾科长”这一人格的彻底形成,相对于那些泛滥了的乡愁和情怀来说,这种设计,让沉闷又平庸的故事显得与众不同。

正如陈丹青在《贾想》序里写得那样:“生活在他笔下就好像一坨“屎”,真实极了。”

这就是贾樟柯的试图要诉说的主题——真实。很多人看了贾樟柯的《山河故人》,都会想起李煜的词:“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可我的感觉正好相反:朱颜犹在,只是山河改。人还是那些人,昔日的小镇汾阳,已不是他们所熟悉的故乡,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

在这样的叙述中,贾樟柯就是要告诉你:人生很无聊,无聊的让你泪流满面。

办法很简单,回忆。平庸的人生是经不起回忆的,一旦回忆,山河与故人就开始汹涌澎湃。三次响起叶倩文的《珍重》,无时不在提醒着观众他想表达的主题:每个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大家都珍重吧。

小镇青年的欲望是什么?

镇,这个地域管辖单位,几乎可以囊括所有的地域归属。小镇也是普遍中年人的记忆。小镇生活亲切而枯燥,只有季节变迁给人带来对于时间的感觉,迷茫的年轻人,憧憬着“出走”却总难逃被困的无奈。

贾樟柯在他的《贾想》一书描述,他26岁才第一次看到大海。他学会骑自行车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骑车到30里地之外的一个县城去看火车。对于一个没有走出过县城一步的青年来说,铁路就意味着远方、未来和希望。于是他带着这种情绪,拍了《站台》这部电影。抒发的了远方对人的诱惑和折磨。

1990年春天的太原,是贾樟柯的记忆浮标,清晰地为他表明了挣脱的快感。他的处女作《太阳挂在树杈上》被发表在《山西文学》上面。那个时候在主流刊物发表作品,对一个幻想文艺的青年来说鼓舞的力量是巨大的,后来贾樟柯的朋友罗永浩也讲起自己的处女作,遗憾的是,他被退稿了。他写的是一个尿床的故事,叫《似尿流年》,老罗也是个小镇青年。

成就,帮助他们在回忆话语权上获得力量。70年代的大多数人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对命运不甘。他们都渴望远方,但苦于挣脱的无力。

汾阳,是贾樟柯的小镇。几乎他每一部电影里,汾阳作为一个地标,无数次被他运用。几乎每一个作者都一座属于他的“城”,寄托了他们全部的乡愁和内心密码。如王安忆的小鲍庄,波德莱尔的巴黎,博尔赫斯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莫言的高密。

小镇,似乎藏着作者全部的情绪。从渴望远方,到中年之后的期盼回归,中年贾樟柯想表达的无非是“归”。《山河故人》里无时不在聚焦这个概念。

这么浅显的人生轨迹,几乎是每个人必然的心里历程,当他用镜头展现给我们看的时候,我们才惊讶的发现,原来这就是我们不堪的生活。

很多人焦虑社会,知识分子的言谈似乎都在想参与到改变这个社会的进程里,但是真的到实践中去的时候,你发现你还没有一个村长有力量改变这个世界。其实,文化人的使命就是找到问题,找到痛苦的根源,找到社会的痛感神经,直面真实的痛感神经。至于解决方案,让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去想吧。

汾阳,一夜之间因为煤炭,曾经不显眼的小城,突然涌现出大量的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与亿万富翁。有点像是发现了金矿的1850年代的加利福尼亚。

这座超过2000年历史的古城正进入它第一轮的拆城的高潮。人们准备进入新时代,所有一切昔日的痕迹都在清扫。古城墙已被拆除,城市中的老建筑则被一点点铲平。

这样的痛感,贾樟柯在重庆奉节发现了另一个鲜明的版本。在给刘小东拍记录片的同时,他拍了《三峡好人》,通篇只向我们展示了——人们找心急如焚得拆除了旧世界,却不知道新世界在哪里?

“假科长”的纠缠

生活引发书籍,书籍又引发生活。

所以,我还是想说书籍,因为我对他的更多认知来自于他的书籍。我必须承认,他的《贾想》远远超乎我的意料,对于一个电影导演来说,他的文字和他对社会的观察融合为文字的时候,让我无比惊讶于他思考问题的角度和清晰的表达能力。

《贾想》里收录了一篇文章,叫《假科长的站台你买了吗?》,讲诉他被盗版商店老板推销他自己电影时的旧事。拍摄《站台》时,他并不像今天这样出名。  因为“十六大”盗版渠道显得紧俏,仿佛《站台》的问世,就应该是“人手盗版碟传阅大江南北”。盗版商店老板懒得去认他的名字,于是把贾樟柯,稀里糊涂叫成了“假科长”。在市井小民的记忆里,科长的刻板印象远超一位电影导演。

那时的他,被这一出搞得即惊喜又沮丧。惊喜是在那样的盗版碟商店里,居然有他的电影,老板还推销给顾客。沮丧的是,他的电影只能以“盗版”出现。他在书中这样描述他的心情:“像丢了孩子的家长,忽然在人贩子家里看了自己孩子,出奇地兴奋而又深刻地郁闷。”

四次终身成就奖。似乎电影圈特别热衷于发奖,如果算上今年年初的戛纳电影节,这个中年人已经被四次定性“终身成就”。这个奖其实很暧昧,“终身成就”,在中国的语境下,特别像运动场上的“体育精神奖”。

可能是国际友人怕他步“老谋子”和陈凯歌的后尘。如果老外看过《贾想》应该能放缓这个被终身的节奏。

贾樟柯的电影都是在表现苦难,但又不留念自身的苦难,这足以将他和第五代导演们区分开来。

一直以来,中国的文化里都有一种苦难崇拜。在中国似乎谁发表了“苦难”,就能获得话语权。因此有人便习惯性地要去占有"苦难",认为自己的经历才算苦难。而别人,下一代经历过的又算什么?至多只是一点坎坷。在他们的"苦难"与"经历"面前,我们只有"闭嘴"。"苦难"成了一种霸权,并因此衍生出一种价值判断。

其实苦难这个事情,也需要公平。有人说,农村考生高分低能,而北京上海考生综合素质高,所以低分进北大复旦乃情理之中。既然要求综合素质高,那就应该考查综合素质!凭什么会弹琴就叫综合素质,会种田养猪不叫综合素质?

进而再思考,如果没有人弹钢琴了,照样可以生活;但没有人种地,我们怎么活?

贾樟柯说:“人总是自以为经历的风暴是唯一的,且自喻为风暴,想把下一代也吹得东摇西晃。”如今放开二胎政策,80年代出生的人,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独生子女。难道童年的孤独和知青在农田挥汗如雨,真的需要比较一个高低吗?

2013年我在广州遇到他,他一身黑色西服,个子矮矮的,他给我讲诉“线描中国”的意义。贾樟柯已是功成名就的著名导演,记忆就像罩着美化的滤镜,小镇青年的彷徨、无助与渴望,不只镜头里,也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

是的,没有什么比真实更能动人了。他的日式长镜头里,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张张被欺负过的脸,有一张属于你和我。(文 /王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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