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故宫修文物》:修器修技也修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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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在山上走
2017.05.25 20:23* 字数 2899

文 | 云山摛锦

特此声明:原文首刊于汕头大学文学院院刊《鹿鸣》,实体刊物成册后方发布于网络平台。请勿以任何形式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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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故宫修文物》——2016年一部突然火起来的小成本纪录片,带我们走进了故宫,了解了一群人。

一部仅有150万投资的小成本纪录片,一部连拍带剪仅花7个月时间的纪录片,一部为故宫90周年院庆而拍摄的纪录片——它叙事略微凌乱;没有任何文物的修复过程,甚至可以说简略展现都没有,碎片式的叙事;没有好的配乐;只有短短三集,却引发了众多观众的热捧和关注。

生活化的选材和口语化的语言,不摆姿态不端架子有亲和力,固然是影片能够有广大受众的一大重要原因,但最本质的仍然是影片的内涵:它普及的知识有关人们普遍印象里庄严神圣的故宫和不为人知的文物修复师这一职业,传达的精神则是现代缺失并倡导的工匠精神。

《我在故宫修文物》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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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视自己为普通的故宫工作人员,但其实,他们是最顶级的文物修复专家,是给这个国家最顶级的文物治病的医生。他们的着装言谈与我们无异,同时生活在机器工业时代,但他们的手艺却有几千年的生命了。

他们是最顶级的文物修复专家。青铜器,木器,陶瓷,钟表,书画,漆器,百宝镶嵌,织绣——一件件精美珍贵的文物在他们手下重换光彩,重见天日。珍贵的万寿屏风,若不得到修复,便只能呆在仓库里生尘、发霉、长虫;精巧绝伦的皇家钟表,也因无法得到及时的修理维护而钟点不准,甚至不能转动。

游客们到故宫游览,多数人不会想到,文物背后还有这样一群人。然而无论人们知道与否,这些文物都证明着文物修复师的重要性。历经千百年岁月,这些文物脆弱而珍贵,难以想象若是没有这群人,我们今天还能见到多少文物?

一座博物馆的魅力在于,知识储备丰富的人能够通过展品越古穿今,而知识阅历都不甚丰富的参观者,也能通过建筑、展品、解说,得到一种平静安宁,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熏陶。而这种魔力与修复师的辛苦工作不无关系。

正如木器组的屈峰所说:“这些文物都是有生命的。”他们也会生病,所以需要修复师来看病。甚至它们也曾遇过昧着良心的庸医,书画组的师傅玩笑似的说,“这个匠人把画修成这样,被皇上发现那肯定要砍头的。”我却只能沉默。修复文物,治病救人,原来是一个道理。

《我在故宫修文物》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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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师傅们退休以后,王津和他的徒弟亓昊楠如今是故宫仅有的两位宫廷钟表修复师。故宫钟表还有上千件,一个人的一生是修不完的,需要一代代师徒传递来完成。

文物修复,通俗地说,就是一门精巧的手艺。这门手艺不属于日常生活,所以知道的人很少,学手艺的人就更少。这门手艺要求太高,于是能够学成的人那就更更少了。

许多文物的修复都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因为独一无二,是孤品,稍有差池就会毁掉一个文物。而要练好“修文物”这项手艺,更是需要掌握许多其他技能,融会贯通。例如书画修复,不仅要掌握修复书画的技巧,还要能写会画,更要拥有敏锐的观察力和美学修养。再如铜器组,每修复一个青铜器之前,都必须做出一个完美的赝品,能够做出不错的赝品,才能入这一个行当。

修习这样的技艺,就要耐住性子,慢慢磨——是磨练,也是琢磨。一个文物的修复时间可能要长达一两个月。连续好几天都在某种颜色某个细节上停滞也是常见的情况。年轻的屈峰也曾抱着“早点做完早完事儿”的想法,工作飞快。因此交任务的时候,师傅说他做快了。他反问:做快不好吗?师傅回道:“这东西你琢磨过吗?”屈峰后来回忆:当时他愣住了,仿佛一下子被点醒了。

琢磨琢磨,难得琢磨。再难啃的作品,花费时间心力,总是能够有些感悟的;正如我们的论文与作业,你以为被前人研究透了的课题,不断思考,发现还能找出新的点;某个夜晚突如其来的寂寞,就能够被放大成为一部动人的影视作品。而于文物,需要琢磨的不仅仅是形,更有神韵——那是文物本身的风采底蕴,和经过岁月洗礼后的沉淀酝酿。修的是形,悟的是神,还原的是内核。难得琢磨,贵在琢磨。

数量庞大的文物,同时需要精细的手艺长期修复,一个修复师的一生究竟能修复多少件文物,恐怕修复师自己是能够给出一个数字的。文物修不完,手艺却需要传承下来,一代一代的继续。故宫文物修复,虽然现在已经在逐渐改变,但总体上延续的依旧是中国传统的师徒制。人少却都是精英,个中好手,手艺就是这样传承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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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其实跟人是一样的。你看,我们从过去最早的时候说,玉有六德,以玉比君子。玉就是一块破石头,它有什么德性啊,但是中国人就能从上面看出德性来。所以中国人做一把椅子,就像在做一个人一样,他是用人的品格来要求这个椅子。

中国古代人讲究格物,就是以自身来观物,又以物来观自己。所以我跟你说,古代故宫的这些东西是有生命的。人在制物的过程中,总是要把自己想办法融到里头去。人在这个世上来了,走了一趟,虽然都想在世界上留点啥,觉得这样自己才有价值。

很多人都一般认为文物修复工作者是因为把这个文物修好了,所以他有价值,其实不见得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方面。他在修这个文物的过程中,他跟它的交流,他对它的体悟,他上面已经把自己也融入到里头。

文物是死的,要文物干什么?要文物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让它传播文化,对吧?不是说文物就是为了保留一个物品放在那儿,那没有什么价值。

这段独白长达两分钟的独白,是木器组的屈峰说的。我这一直觉得屈峰师傅和彭志恒老师有些像,无论身材、相貌,还是说话的语调,和淡淡的骄傲。彭志恒老师是一份属于文人的傲气,透过书海思考社会与人生;而屈峰则更偏向手工匠人的审视,通过手艺勘悟世间百态。

片中的人,也有喜乐,也有埋怨,也有自嘲,但却都会给人一种淡然从容的感觉。我想,那是“修复师”这个能够对话古今的特殊职业赋予他们的。他们在文物修复中,也一步步锻炼着自己的心性。正如文学、哲学、史学、考古学等这类在当代社会被看做“没出路”的学科一样,人们总能在这些学科里找到某些通往“心”的东西,慢慢沉淀。

中国当代社会太过浮躁、功利,忙忙碌碌中许多人觉得总是缺了些什么。于是有人提出“当代社会需要工匠精神”,接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追捧,“工匠精神”逐渐成为一个热词。然而,词是“热”了,人却依然焦虑、紧迫,依然若有所失。不是学会了一个新词,就能因其改变的。

其实在这些文物修复师的身上,除了“工匠精神”所提倡的专注踏实、精益求精、持之以恒,更让我欣赏动容的使他们的自得其乐。

这些顶级的文物修复师也曾年少张扬,耐不住性子。这样琐碎又磨人的工作给他们带来的压抑压力可想而知,却没办法感同身受。最终能够留下的人,并未因此磨平了棱角,却懂得了收放。他们工作时严禁认真,却会抽空逗猫、种树、打果子、弹吉他,缓解压力,放松心神。那种怡然的神态才最是让我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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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故宫修文物》展现着故宫文物的魅力和文物修复师的神采风貌。他们一边修复文物,修习技艺,一边修养着心性。工作时认真专注的态度,谈起修复文物时的侃侃而谈,以及亲和从容又自信的姿态,总有一个点能够打动观众。

导演叶君说:“我就希望这个片子有人看。”他无疑做到了。不但做到了,还超出预期。

即便当代社会浮躁功利,也依旧会因用心之作而感动——又或许,正因当代社会太过浮躁功利,才会因看到了坚持坚守而动容?

无论如何,能够传递出这些感动的影片,就是好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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