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回 司马光编资治通鉴 威烈王诏三家分晋|战国风云|通鉴演译


赵简子之子,长曰伯鲁,幼曰无恤。将置后,不知所立。乃书训诫之词于二简,以授二子,曰:“谨识之。”三年而问之,伯鲁不能举其词。问其简,已失之矣。问无恤,诵其词甚习固。求其简,出诸袖中而奏之。于是简子以无恤为贤,立以为后,是为赵襄子,而果昌赵。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中断过文明的国家。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大概有三千多年,算上口口相传的黄帝、炎帝和尧、舜、禹时代,中国的文化历史大概有五千多年。当然,如果从中国这块大地上有人类起算,那就是几百万年甚至更长了。在这有记载或者可信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华大地上的人们辛勤劳作,发现并种植农作物,饲养牲畜,发明炼铁,发明文字,创造文学、艺术,建立国家,实施有效的社会管理,推动着这个文明国家一步一步向前迈进。当然,在这期间,也发生了一幕又一幕权力争斗、朝代更迭等故事,并被史官和民间记录了下来。

北宋的时候,出了一个大历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叫司马光,就是我们熟知的“司马光砸缸”典故中的那个少年。司马光是今天的山西夏县人,那个时候叫陕州夏县,字君实。少年司马光长大后,在宋仁宗宝元年间中了进士,还当上了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宋英宗时,司马光任龙图阁直学士。这些都是当时的官职名称,我们可以不必去深究。在宋英宗治平年间,司马光写了一部《通志》,记载从战国到秦二世胡亥时候的历史,上报给英宗,得到了英宗赏识,觉着不错,于是就命司马光编纂一部《历代君臣事迹》。为了编好这部书,朝廷在崇文院设了一个编纂局,召集了一批同修官,共同编纂。这部《历代君臣事迹》,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至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三百多万字,实在算是一部巨著。宋神宗即位后,认为这部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遂赐名为《资治通鉴》。

按照司马光自己的说法,他编写《资治通鉴》的原由,一是认为中华历史记载太多了,特别是司马迁写《史记》、班固写《汉书》以来,文字繁多,连平时的读书人都读不完,更何况皇帝日理万机,哪有工夫去读?于是就把那些冗长的记载削减,只摘录那些重要的事件编辑起来,特别是那些事关国家盛衰、生民休戚的事件,供皇帝阅读,以便帮助皇帝予以借鉴。司马光主持编纂《资治通鉴》花了十九年,搞得他面削骨瘦,齿秃发落,老眼昏花,乏神无力,十九载精力,尽于此书。

《资治通鉴》的记载,是从“三家分晋”开始的。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姬午初次分封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侯,是为魏文侯、赵烈侯、韩景侯,也就是承认这三个人各自建国,各为国君。这一事件,历史上称之为“三家分晋”。

周朝的制度,除天子外,有公、侯、伯、子、男五种爵位。公是指身居高位的天子重臣,比如周公、召公。周朝实行分封制度,有这五种爵位的人,都可以被周天子分封建国。这些不同爵位的国,统称为诸侯国。比如周公就被分封到了曲阜,建立了鲁国,是公爵级的,有的国则是侯爵级,或者伯爵级、子爵级、男爵级的。

就这一历史事件,司马光写了一大篇评论,但其核心的意思,在这篇评论的最后一段点了出来,意思是:有人认为当时周王室已经衰微,而晋国三家力量强盛,就算周王不想承认他们,又怎么能做得到呢?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晋国三家虽然强悍,但他们如果打算不顾天下的指责而公然侵犯周礼的话,就不会来请求周天子的批准,而是去自立为君了。不向天子请封而自立为国君,那就是叛逆之臣,天下如果有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贤德诸侯,一定会尊奉周礼对他们进行征讨。现在晋国三家向天子请封,天子又批准了,他们就是奉天子命令而成为诸侯的,谁又能对他们加以讨伐呢?所以晋国三家大夫为侯,并不是晋国三家破坏了周礼,正是周天子自已破坏了周礼。君臣之间的礼既然崩坏,于是天下便开始以智慧、武力互相争雄,使当年受周朝先王分封而成为诸侯国君的圣贤后裔,江山相继沦亡,周朝先民的子孙灭亡殆尽,岂不哀伤!

晋国是周武王分封的侯国,首任国君是姬虞,是周武王姬发的儿子,周成王姬诵的弟弟。国号初为唐,姬虞之子姬燮即位后改为晋。晋国的祖上也曾阔绰过,特别是在晋献公时期,晋国开始崛起。晋文公继位后,在城濮之战中大败楚国,一战而霸,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晋襄公时期,先后在崤之战和彭衙之战中大败秦国,继续称霸。晋平公以后,政权旁落,晋国的范、中行、智、韩、赵、魏六卿之间斗争激烈,把持国政。晋定公时,范、中行两家首先败亡。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共灭智氏,分了智氏的领地,晋国事实上被三家瓜分。

魏、赵、韩三家分晋,说来话长。

智氏一族到第六代家主智申的时候,智申想以诸子中的智瑶为继承人。智申后来的谥号为“宣”,因此也称智宣子。族人智果说:“智瑶不如智宵。智瑶有超越他人的五项长处,美髯飘飘、身材高大是第一个长处,精于骑射是第二项长处,才艺双全是第三项长处,能言善辩是第四项长处,坚毅果敢是第五个长处。但智瑶有一项短处,就是不仁厚。如果他以五项长处来制服别人而做不仁不义的恶事,谁能和他和睦相处?要是真的立智瑶为继承人,那么智氏宗族一定灭亡。”但是智申听不进智果的话,坚持立智瑶为继承人,就是智襄子。智果脱离了智氏家族,另立为辅氏。

赵氏家族到赵简子的时候,赵简子也想立继承人。

赵简子,名字叫赵鞅,是赵氏孤儿赵武的孙子。晋定公时,赵鞅做了晋国的执政大夫。赵鞅的事迹,在《左传》中有大量记载。

赵鞅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赵伯鲁,小儿子叫赵无恤。赵鞅想确定继承人,不知立哪个好,于是就把他的家训写在两块竹简上,分别交给两个儿子,嘱咐说:“好好记住!”过了三年,赵鞅问起两个儿子,赵伯鲁说不出竹简上的话,再问他的竹简,却早已丢失了。赵鞅又考问赵无恤,赵无恤背得滚瓜烂熟。赵鞅又问他的竹简在哪里,赵无恤便从袖子中取出来献上。于是,赵鞅认为赵无恤十分贤德,便立他为继承人,这就是赵襄子。《论语》记载了孔子的一句话,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这个故事可以说是对孔子这句话的最好的注解。

赵鞅可以算是一个有远见了的政治家,他曾经派一个名叫尹铎的人去治理晋阳。临行前,尹铎请示说:“您是打算让我去像抽丝剥茧一样地积聚财富呢,还是作为以后的退路和保障之地?”赵简子说:“当然是为了以后作为保障。”于是,尹铎到了晋阳后,便用少算居民户数的办法,减轻赋税,以收买民心。赵鞅对赵无恤说:“将来一旦晋国发生危难,你不要嫌尹铎地位不高,不要怕晋阳路途遥远,一定要到那里去。”

智申去世后,智瑶当了智家的继承人,也就是智襄子。有一次,智瑶与韩康子、魏桓子在蓝台这个地方饮宴。韩康子是韩氏家族的家主,叫韩虎;魏桓子是魏氏家族的家主,叫魏驹。喝酒的时候,智瑶戏弄韩虎,又侮辱他的家臣,也就是家族总管,一个名叫段规的人。智瑶的家臣智国听说了这件事,就向智瑶进谏说:“主公您如果不提防招来灾祸,灾祸就一定会来!”智瑶说:“人的生死灾祸都取决于我。我不给他们降临灾祸,谁还敢兴风作浪!”智国又说:“这话可不妥。《夏书》中说:‘一个人屡次三番犯错误,结下的仇怨岂能在明处,应该在它没有表现时就提防。’贤德的人能够谨慎地处理小事,所以不会招致大祸。现在主公一次宴会就开罪了人家的主君和家臣,又不戒备,说:‘不敢兴风作浪。’这种态度恐怕不行吧。蚊子、蚂蚁、蜜蜂、蝎子,都能害人,何况是主公、家臣呢?”智瑶不听。

有一次,智瑶向韩虎索要土地。韩虎想不给,段规说:“智瑶贪财好利,又刚愎自用,如果不给,一定讨伐我们,不如姑且给他。他拿到地更加狂妄,一定又会向别人索要;别人不给,他必定向人动武用兵,这样我们就可以免于祸患而伺机行动了。” 韩虎说:“好主意。”便派人去送上有万户居民的领地。智瑶大喜,果然又向魏驹提出索地要求。魏驹想不给,他的家臣任章问:“为什么不给呢?”魏驹说:“无缘无故来要地,所以不给。”任章说:“智瑶无缘无故强索他人领地,一定会引起其他大夫的警惧;我们给智瑶地,他一定会骄傲。他骄傲而轻敌,我们警惧而互相亲善;用精诚团结之兵来对付狂妄轻敌的智瑶,智家的命运一定不会长久了。《周书》说:‘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要打败敌人,必须暂时顺从他;要夺取敌人利益,必须先给他一些好处。主公不如先答应智瑶的要求,让他骄傲自大,然后我们可以选择盟友共同图谋,又何必单独以我们作智瑶的靶子呢!”魏驹说:“你说的对。”也交给智瑶一块万户的封地。

智瑶又向赵无恤索要蔡和皋狼两个地方。赵无恤予以拒绝,坚决不给。智瑶勃然大怒,联合并率领韩、魏两家甲兵前去攻打赵家。赵无恤准备出逃,问属下:“我到哪里去呢?”属下说:“长子城最近,而且城墙十分坚厚、完整。”赵无恤说:“百姓精疲力尽地修完城墙,又要他们舍生入死地为我守城,谁能和我一条心?”属下又说:“邯郸城里仓库充实。”赵无恤说:“搜刮民脂民膏才使仓库充实,现在又因战争让他们送命,谁会和我一条心?还是投奔晋阳吧,那是先主嘱咐过我的,尹铎又待百姓宽厚,人民一定能同我们同甘共苦。”于是跑到了晋阳。

智瑶、韩虎、魏驹三家的甲兵围住晋阳,并且引水灌城。大水淹没了城市,离城墙头只差三版。古代筑城墙,大多夯土而成,两边树立木板,中间填土夯实,也称“板筑”。筑城墙所用的板,每块高二尺,三板就是六尺。在城里,百姓的锅灶都被泡塌,甚至孳生了青蛙,但是人民对赵无恤仍然忠心耿耿。智瑶在城外巡视水势,魏驹为他驾车,韩虎站在右边护卫。智瑶说:“我今天才知道水可以让人亡国。”听到这话,魏驹用胳膊肘碰了一下韩虎,韩虎也踩了一下魏驹的脚。两人不约而同地想到,汾水可以灌魏氏的采邑安邑,绛水也可以灌到韩氏的采邑平阳,两人都不寒而栗。事后,智瑶的谋士絺疵对智瑶说:“韩、魏两家肯定会反叛。”智瑶问:“你何以见得?”絺疵说:“以人之常情而论。我们调集韩、魏两家的兵士来围攻赵家,赵家覆亡,下次灾难一定是连及韩、魏两家了。现在我们约定灭掉赵家后三家分割其地,晋阳城仅差三版就被水淹没,城内宰马为食,破城已是指日可待。然而韩虎、魏驹面无喜色,反倒忧心忡忡,这不是必反又是什么?”

第二天,智瑶把絺疵的话告诉了韩虎、魏驹二人。二人说:“这一定是离间小人想为赵家游说,让主公您怀疑我们韩、魏两家而放松对赵家的进攻。不然的话,我们两家岂不是放着早晚就分到手的赵家田地不要,而要去干那危险还不能成功的事吗?”两人走后,絺疵进来说:“主公为什么把我的话告诉他们两人呢?”智瑶惊奇地反问:“你怎么知道的?”絺疵回答说:“我见他们认真看我而匆忙离去,因为他们知道我看穿了他们的心思。”智瑶仍然不以为然。絺疵一看大事不妙,请求智瑶让他出使齐国。

赵无恤派他的家臣张孟谈秘密出城来见韩虎、魏驹二人,说:“我听说唇亡齿寒。现在智瑶率领韩、魏两家来围攻赵家,赵家灭亡就该轮到韩、魏了。”韩虎、魏驹也说:“我们心里也知道会这样,只怕事情还未办好而计谋先泄露出去,就会马上大祸临头。”张孟谈又说:“计谋出自二位主公之口,进入我一人耳朵,有何担忧的呢?”于是三人秘密商议,准备联合攻打智瑶,约好时间后,张孟谈又潜回城内。夜里,赵无恤派人杀掉智瑶守堤的士兵,使大水决口反灌智瑶军营。智瑶兵士大乱,韩、魏两家兵士乘机从两翼夹击,赵无恤率兵士从正面迎头痛击,大败智家军。智瑶被杀,赵、魏、韩三家又将智家族人尽行诛灭,只有智果因为改成了辅氏而得以幸免。

赵、韩、魏三家瓜分了智家的领地,赵无恤还把智瑶的头骨涂上漆,作为酒器,用它喝酒。智瑶的家臣,一个叫豫让的,想为智瑶报仇,就化装为罪人,也就是现在的刑满释放人员,怀揣匕首,混到赵无恤的宫室中打扫厕所。赵无恤上厕所时,忽然心动不安,令人搜索,抓获了豫让。左右随从要将豫让杀死,赵无恤说:“智瑶已死无后人,而此人还要为他报仇,还真算是一个义士,我小心躲避他好了。”于是就让人释放了豫让。豫让用漆涂身,就像一个癞疮病人,又吞下火炭,弄哑嗓子。在街市上乞讨,连结发妻子见面也认不出来。路上遇到朋友,朋友认出他,说:“以你的才干,如果投靠赵家,一定会成为亲信,那时你就为所欲为,不是易如反掌吗?何苦自残形体以至于此?这样来图谋报仇,不是太困难了吗!”豫让说:“我要是委身于赵家为臣,再去刺杀他,就是怀有二心。我现在这种做法,是极困难的。然而之所以还要这样做,就是为了让天下与后世做人臣子而怀有二心的人感到羞愧。”赵无恤乘车出行要经过一座桥,豫让就潜伏在桥下,伺机刺杀他。赵无恤到了桥前,马突然受惊,就命人进行搜查,捕获了豫让,于是杀死了他。

司马光在评论这件事时说,智瑶的灭亡,在于才胜过德。才与德是不同的两回事,但一般人往往分不清,认为有才就会有德,这样就看错了人。那么,什么才是真正有才、有德呢?所谓才,是指聪明、明察、坚强、果毅;所谓德,是指正直、公道、平和待人。才,是德的辅助;德,是才的统帅。德才兼备就是圣人,无德无才就是愚人,德胜过才是君子,才胜过德那就是小人了。君子有才,可以用来做善事,而小人有才却用来作恶。有才干、作善事,能处处行善;但要是凭借才干作恶,那就无恶不作了。所以,选用人才,即使选不到圣人,那就选愚人,因为愚人尽管想作恶,但因为智慧不济,气力不胜任,成不了大气候。而小人既有足够的阴谋诡计来发挥邪恶,又有足够的力量来逞凶施暴,就如恶虎生翼,危害就大了。有德的人是令人尊敬的,有才的人是使人喜爱的,但是,对喜爱的人往往就容易宠信专任,对尊敬的人就容易疏远,所以选人才的人经常被人的才干蒙蔽而忘记了考察他的品德。自古至今,国家的乱臣贼子,家族的败家浪子,因为才有余而德不足,导致家国覆亡的多了,又何止智瑶呢?所以治国治家者如果能审察才与德两种不同的标准,知道选择的先后,就不必担心失去人才了。司马光给皇帝上的这一课也够犀利的。

后来,赵无恤因为赵鞅没有立哥哥赵伯鲁为继承人,他自己虽然有五个儿子,也不肯立他们为继承人,于是就封赵伯鲁的儿子于“代”这个地方,称代成君,结果早逝;赵无恤于是又立代成君的儿子赵浣为赵家的继承人。赵无恤死后,他的弟弟赵嘉,也就是赵桓子,就驱逐了赵浣,自立为继承人,在位一年也死了。赵家的族人说:“桓子做继承人本来就不是襄子的主意。”大家一起杀死了赵嘉的儿子,再迎回赵浣,拥立为继承人,这就是赵献子。赵献子生子名赵籍。赵籍,是赵简子赵鞅的孙子;魏斯,是魏桓子魏驹的孙子;韩虔是韩康子韩虎的孙子。这就是周威烈王分封的三个侯,赵烈侯、魏文侯、韩景侯。

但是,这个时候,晋国还是存在的,并没有灭亡。到周安王二十六年,也就是公元前376年,魏、赵、韩三国把晋靖公废黜为平民,瓜分了晋国的残余领地,晋国才算灭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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