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4)旭东:在我最艰苦最无助的时候,是他们的真情流露托着我继续往前走

(这是创意之旅“心灵对话•写作”小组的第18篇文章,也是关键词“少数人”的访谈文章。补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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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旭东认识于2011年“懂得爱”的读书会上。那个真诚而充满友爱的读书会对我们每个成员似乎都具有非凡的意义:至今大家都是很要好的朋友,虽然很少见面,但是心和心贴得很近。

然而真正和旭东熟悉起来,却是因为我们都先后上过一位台湾老师的课程。我很赞赏那位老师,对他讲过的内容至今难忘,不过因为自大只上了一期,感觉吸收了精华就不去了。而旭东和他当时的女友S上完了全程。我们后来多次交流这个课程带来的收获,因之渐渐相熟了。他和当时的女友都是我的朋友,他俩看起来却完全不同:他的前女友S是传媒精英,认识各路财经界大佬,做事圆熟练达,能言善道,自带气场,也很会赚钱,是全家人的骄傲;旭东老家在山东农村,来北京后就不曾正式工作过,穿着简朴,瘦瘦的,走路像个小老头一样微微佝偻着背,说话慢吞吞的,有点木讷,你问他问题,他常常要愣愣地看你几秒钟,再字斟句酌送出几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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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因某些原因,他和S分手了。旭东陷入了经济困境,他必须出去找工作。谈及这一段,他说以前和S在一起时,S潜意识里一直不想让他工作,他内在的画面是这样的:他像木偶般被绑在椅子上,有人拿着好吃好喝的喂养他。第一份找到的工作是兼职做托管,去学校门口接送孩子。他说自己做的很开心。那一年,他已经37岁了。自2003年他来北京,已经过去了11年。

这11年里,旭东几乎没有工作过。中间参与创建了一个NGO组织“集智俱乐部”,不时举办一些与脑科学、人工智能有关的会员活动。似乎他谋生的危机感并不强烈?!我对此颇为好奇。

我们约在一家叫“图兰朵”的咖啡馆里。这也是第一次我听他讲他那执拗又富有戏剧性的生活。

1999年大学毕业后,旭东和其他毕业生一样面临着就业的困境。该何去何从?如何实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这些问题萦绕在他心中多年,此时,他为自己制定了“四条人生发展战略”:

“第一条是去德国读书,那时候的海归还是很牛逼的;第二条是和一个从德国回来的中国人一起做环保产业,第三条是去广州或深圳打工,加入当年的商业浪潮,第四条就是老老实实待在烟台找一个工作。”

申请去德国留学并不顺利,他于是选择第二条道路。他和那位德国归来的企业家见个了面,这次会面却颠覆了他此前的所有美好想象,他脑海里的成功人士让他觉得不过尔尔,“也就是个平常人,做了个企业,管理了几百人”。他问自己难道我的人生就要这样?脑子里要成为一位“儒商”的想法当时就碎掉了。

梦想坍塌,他回到家乡,陷入了为期半年多的“躁郁症”。那是后来他从书上看到的名词。当时他并不知道自己得了重度抑郁,但症状毫无二致:卧床不起,无法进行正常的社交,想过自杀,觉得人活着毫无意义,极容易愤怒,曾有一天因为家人的唠叨直接挥起菜刀用刀背把桌上一个搪瓷碗砍扁了。那半年,他在极度高亢和极度低沉的情绪间震荡。

农村里没人解释的清这是怎么回事。可幸好无知者无畏,省去了“见病就治”的折腾,自愈反而发生了。有一天,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这样有问题,回想以往自己选择了一条积极进取的道路,比身边人更努力,想做环保产业也是想为别人创造一点价值,但为什么这么努力还很不快乐?他就问自己,从小到大什么时候最快乐?他想到小时候最爱看《十万个为什么》和其它科普类书籍,把难搞的问题搞明白是他最喜欢干的事。此时,希望降临了。他决定搞清楚“人是怎么回事,智能是怎么回事,大脑是怎么回事”这一系列问题。他决定做一个自由探索的“科学家”。抑郁症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好了。

背着包,旭东去了深圳,进了一家外企。下班后是他自由探索实现梦想的时间,去图书馆看书,收集各种脑科学资料,为成为脑科学家做准备。

我问他难道不觉得那个目标太远太不现实吗?要知道成为一名科学家意味着你得储备足够的知识,得经过训练和筛选。他怔怔地看着我,说他从来不想什么事现不现实。他就是觉得这件事很有趣,他想弄明白人、头脑、智能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的回复令我格外讶异。我突然意识到考虑一件事现实不现实只是我的思维维度,那旭东是那个理想主义的唐吉坷德,他的世界是另一个维度。

为了实现他的脑科学家梦想,他给北大心理系主任写了一封信,问道要成为脑科学家要怎么办?收到回信,信上说那你就多读书吧。他于是辞了工作北上,来北京“正式学习”。那是2003年底,旭东的身影频繁地出现在北大、清华的课堂上,以及大大小小的讲座里。他说,游学那三年是他迄今为止最开心的三年,那时候连做梦都会笑出声。

更妙的是,他也给美国排名前十的大学一一发邮件,问自己能否进入学校读脑科学相关专业。据说康奈尔大学的校长回了他邮件,解释了一通,提了很多建议,结果当然是拒绝。谈到这一段,旭东像个孩子般地笑着,他说那时候人非常单纯,就想干这件事。而坐在他对面的我,则是满脸的不可思议。

后来旭东接触了一些脑神经科学方面的博士,看他们做实验、测试数据,发现那种科研的状态并不吸引他。他感兴趣的是人的念头是怎么产生的,烦恼是怎么回事,但科学无法至今无法解释。而心理学似乎可以给出一些解答,于是他又转向心理学领域,从人本主义心理学,到精神分析,再到超个人心理学,一一研究。

2007年的一次经验,改变了他的生命轨迹。他称之为“高峰体验”。在他打坐的时候,眼前出现了一栋高楼,有一扇扇窗户,有的窗户灯亮着,有的则是暗的。多年来思索“人生意义究竟是什么”的他突然明白了自己要做什么。成为联结者!作为联结者!这个声音清晰地传进了他的耳朵。那些亮着的灯代表已经找到自己人生使命的人,他用“天命”这个词来表达。而他的使命则是找到这些已获知天命的人,把他们聚集起来,帮助更多还没有找到天命的人找到自己的位置,重建生命价值。

这个发现让他如获至宝。他开始偷偷走上了一条“寻宝”的路。最初两年因为内心的恐惧和不自信,他不敢告诉别人他要这么干。真正开始是从2009年底。然而兜兜转转几年来,只找到了“四个半人”。这让他倍感挫败。无意中,别人借他DV机做拍摄,他在用镜头捕捉对方的叙述中找到了极大的乐趣,因为他的真诚,被拍摄的人也非常真诚地表达自己的心声:生活的状态,这一年的收获,以及,最重要的那个问题——假如余生只能干一件事,这件事是什么。每个人的回答都不一样,而每个人也都因为这个问题而倍加认真地思考自己的人生意义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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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渐渐演化成“天命者俱乐部”(我的戏称)的前传——记录普通人的成长历程,留下生命的印记和刻录。如今,他随身带着DV机,拍完一个人,请这个人介绍下一个,这样一个一个记录,已经拍摄了100多个人。每次拍摄,他会问固定几个问题:今天是几月几号,你在哪里,你是谁?然后会问对方,假如余生只能干一件事,它是什么?后来他又加了一个问题:你最爱吃的一道菜是什么?

他和我说,“我的愿景很清楚,只要这个世界上有人对自己的人生感兴趣,愿意记录自己的人生,我就希望帮他完成这件事。我想创造一个工具,让全世界的人都来记录自己的生命历程,留下一段美好。这个美好是跟自己的生命有关的。”

说话的时候,他一直憨憨地笑着。看着他的眼睛,回想着今天听到的诸多“极不靠谱”的人生故事,原来我眼前这个被视作“怪咖”的人,从不为钱做事,因而穷困潦倒。但他好像活得越来越开心了。喧闹的客人走了,咖啡馆安静下来,Yiruma的钢琴曲《When love falls》静静流淌着。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柔软。静默中,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想,哪里有什么正确或者错误的生活,根本谁也教不了谁啊。我们天生不同,谁羡慕谁都没有必要。上帝把我们放在这里,可能就是要我们体验今生属于自己轨道上风景吧。我们注定不同,但正是这种种不同,让生命这个大花园如此绚烂。唯有尊重,唯有理解,唯有靠近。

对话:

问:你好多年没有去工作,沉浸在探索、寻找自己人生意义的过程中,家人不会干涉你?身边人的生活不会影响你?

旭:因为之前我在家里抑郁了半年,之后我又在广州的外资公司找到了工作,所以前后对比,按照我的想法或者不按照我的想法做,结果很明显,所以家人不敢逼我。家人当然也希望我能找工作、结婚生孩子,但我一直觉得这些都是副产品,自己都搞不定自己,自己都飘着,又怎么完成这些事呢?

我就是一门心思想搞明白人是怎么回事,想成为脑与认知的从业人员,那是心之所属的,我知道自己要什么,觉得那已经是上天对自己的恩宠和恩赐了,就不会想别的。

问:那你的生活费从哪里来呢?

旭:前些年家里每年支持我两万多块钱,后来认识前女友S,就是S在支持我的生活。

问:所以你不为钱做事情?

旭:对,很重要的一点,我一直不觉得我做这件事会没有钱。我想,如果我能把全世界思考自己人生的人记录下来,当我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会没有钱吗?

问:但这个过程中肯定很多时候是缺钱的,不会很难受吗?你不会怀疑自己吗?

旭:没钱的时候我也难受,但是它不会阻碍到我。因为有钱没钱不足以阻挡我和人互动时的这种体验。我真正缺钱是从2014年10月开始的,但很多人也都愿意帮我。物质上我也没那么大的欲望,很多东西是在我视线外面的,比如房子啊车啊,这些对我来说好像有了也没太大感觉,不足以让我觉得生命的雀跃感。

问:也不需要证明自己很能干?你想要找到生命的意义,和证明自己很能干,不是一回事?

旭:这些不在我的价值评判体系里。我不需要证明我自己很厉害,我只是想知道自己是什么,应该待在哪里。比如我就是个杯子,我就应该成为杯子,和茶壶放在一起。我希望找到自己应该在的位置,天命所归的位置。

问:你一直说“天命”,你觉得“天命”到底是什么?

旭:就是知道自己的位置感,知道自己在系统中的位置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对于个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能够拥有归属感。就像风筝的那根线一样。知道自己使命的人,会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自我。他们可能多年来一直专注地做着同一件事,有着极大的热情,精力旺盛,以10年20年甚至30年为单位来做一件事,整个人和他做的事情不分彼此,就像一朵花,天然就长成那朵花的样子。

当一个人处在一个信仰当中的时候,有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状态,这个人会有无穷的影响力,非常地坚韧,有感染力,非常有持久性、耐力。各种牛逼的人都是这样的。

问:为什么“寻找知道自己天命的人”这件事你说藏了几年之后才开始做?

旭:我一直没有解决内在的恐惧感,担心把这些知道天命的人联结起来我会驾驭不了。后来我学习了藏传佛教“修慈悲心”的方法,把痛苦转为道用,把不利条件转为有利的条件,把自己正在经受的这些痛苦,来取代其它别人经受的同样的痛苦。这个不间断的练习让我感觉到自己的心盛得下更大的东西了。

问:就没有那么多恐惧了?

旭:我后来觉得恐惧是因为内在善恶两面的冲突,人性恶的那一面:狂妄、杀戮、迷信、盲从、以神圣的名义去做迫害人的事,所有那些最糟糕最不堪的事情,与人性善和美的那一面的交战。

我跟前女友S分手的前后,是我意识到我内在善和恶之间的冲突,导致了那些恐惧。也突然意识到这是我自己内心的原因,跟外在根本没有关系。

我最近一直在看我最不喜欢自己的地方。我想来想去,我最讨厌的就是没有人性的社会制度,就是不尊重人。

问:在你拍摄的100多个人当中,谁让你印象深刻?

旭:有个哥们儿,他去年说的愿望是要跟他的女友好好相处。今年再拍他的时候,他们已经结婚了,但并没有很好地相处。他今年组织了32场众筹大会的分论坛,从一个很青涩的小白领变成了一个能够带领团队、气场很强的领导者。他的变化很大,有一种站放感,说了自己的很多酸甜苦辣,差点说哭了。我感觉到这个事情是个很美好的事情,人们把美好和祝福放在里面。

问:为什么从当时寻找知道自己天命的人,转变成拍摄记普录通人的心路历程?

旭:我用了十年的时间才找到四个半人是找到自己天命的。其中有一位是他做有机农业做了五六年的,国内有机农业的意见领袖。他这个人就像是落入凡间的曾在天庭中掌管花花草草的人,他对植物的好坏有直接的体验,一看便知。

但后来发现这样太慢了,而当我拿起摄像机开始问人那个问题的时候,那种感觉太爽了。而且我觉得这样可以帮助到很多对自己的人生意义很困惑的人。

因为我曾经很多年都会对人生意义很困扰,所以我想为这些寻找人生意义的人做点什么。我想记录他寻找、思考的过程,他度过人生的过程,这是一件非常具有生命力的事情。这就是生命。哪怕他这一生都没有找到。

问:你现在打算怎么进行这件事呢?

旭:我现在拍的很感动,记录生命、见证生命的这件事,我真的觉得很美好。我不想我自己(会怎样),我的目标很清楚,就是更多人参与进来记录自己的生命成长,无论是彷徨、迷茫、消极、喜乐、成长、挣脱等等,把这些记录下来。

我希望我做的这个事情,能让人与人之间,多一点点了解,少一点点误解,增进信任。前两天我和我女朋友分享,在我最艰苦最无助的时候,我还能坚持做,是因为我采访的这些人的经历,那种人和人之间的温暖和真情流露的东西,是那些美好的东西托着我,推着我,让我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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