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侣们就这样坐着，一个个拿着酒店派的“爱的号码牌”，像做错事的小孩，低着头等待空房。
一
这是我在香港生活的第五年。来香港的那天，我刚好二十三岁，嚼着口香糖，生龙活虎，铆了十成的力气，要和这个世界干一架。
站在深圳湾关口，我打了一个嗝。前一晚来不及消化的酒精和蛋糕，在胃里蠕动了一下。我咂了咂火锅味的嘴，脱口而出，“真脏啊。”
真脏，是我对香港的第一印象。
八月的南方，太阳把地面烤得焦灼，巴士站台的栏杆东拉西扯，贴满了巴掌大的黄色贴纸。时日已久，风吹雨淋，又是被人抠抠扯扯，看不清写的什么。
抬眼望去，靠近道路的那一排，挂着大幅大幅的油布海报——是区议员的大头照配上宣传口号。粗糙的材质和毫无美感的配色，让我想起小时候在乡下遇到招揽生意的马戏团。
这些画面拼凑起来，像极了一件和尚身上穿的百衲衣。
我是来香港读研的，和大多数来读研的人一样，读一种叫“授课制”的研究生。学制只有一年，还没等我琢磨出海外大学生活的味道，我们就马不停蹄、轰隆隆地毕业了。
以前只是听人说，香港地贵楼贵，刀子没有割在我身上，没觉得痛。等我真的踏进房屋中介公司的大门时，还是结结实实地吃了一惊。
三百尺两房 筍盘 $15,000！
地铁上盖 高级物业 $38,000！
无敌海景Apartment 仅租 $45,000！
一张紧挨着一张的招租广告，像我小时候在游戏厅玩过的老虎机，数字噔噔噔地往上窜，伴随着金币跌在地上的BGM。
和我一样待在原地的还有周莉莉，我的好友兼未来的室友。
一万五的月租是一种什么概念。我和周莉莉毕业那年，香港大学的毕业生普遍起薪一万二。我们同时看向对方，一眼锁定，在我们面前的这位同龄女性，不多不少，报价$7,500。
我俩几乎是天雷地火，一拍即合，当场签下那套一万五的三十平房间。除去洗手间、客厅、厨房，每人可支配的空间，刚刚六平米。
二
我和周莉莉住在一起的第一年，香港发生了一件大事。
无数居民蜂拥至金钟，搭起帐篷，支起火炉。事情发酵到后来，学生罢课，商铺歇业。连周莉莉最喜欢的那家茶餐厅也贴出忧国忧民的告示。表示放假一周，以示与香港共进退的决心。
出于好奇，我们绕道前往被占据的金钟，路过他们的帐篷、饭煲、以及简易的餐台。我第一次仔细打量香港的本地居民。
他们大多穿着简单的T恤或者背心、拖鞋、短裤。随意蹲坐在街头，吃面，聊天，抽烟。偶有记者来访，他们便掐灭烟起身，对着镜头侃侃而谈。
整个过程，我和周莉莉都异常沉默，被一种强烈的隔离感包围，不敢开口。普通话在这样的环境下，大概是一种原罪。
当时我们也能勉强操一口还算流利的广东话，也习惯饮早茶啖点心。但在办公室政治中；在购物时不小心暴露口音后，店员的眼神中；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会在心头滋长。它吞没我们的语言，压抑我们的行为。时刻提醒着自己：我们是外来者。
接下来的日子，我收到好几个同学告知我，他们离开香港的消息。有人受不了食物的口味，有人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有人只是为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香港像是没有了往日东方之珠的逼人气势，它以残存的风度，吸引着留下来的人，又生怕这些留下来的人夺走这仅剩的风华。
我和周莉莉便是这些留下来的掠夺者。
三
2014年的末尾，我最后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他说他在深圳找了一份工作，打算收拾细软跑路了。
不久前，我才听闻他刚换了一份不错的工作。我问他为什么这么突然，电话那边长久的沉默后，他才开口。
“Lo，我昨天把手臂磕脱臼了。”
这算什么个事。香港公共医疗完善，去公立医院花上180块挂号费，胳膊大腿什么臼都能给你拧回来。最多不过排排队，消耗一些时间罢了。
我正要发难，他继续说，“房间太小了，昨晚解决生理问题的时候，不小心撞到墙，脱臼了。”
“噗！”我还没来得及笑出声来。
“去他妈的，我受不了这个破地方了！”他像是发泄一样，恶狠狠地说完这句话，便收了线。
我看了一眼我那三面夹墙的一米二小床，想起几个月前一个尴尬的清晨。
大概在九月，我在gay pride上认识了一个女生小C，游行结束后，相约在维港一起喝酒。
我在香港从来没有喝醉过，兰桂坊倒是去过几次，啤酒动辄百八十块一瓶，打车回家还要两百来块。上下一合计，摸摸口袋，实在无力买醉。
所以喝酒要不就约在露天，上7-11买几罐啤酒，有时候也买洋酒；要不就踩着十二点港岛线的末班车，带着一点点昂贵的醉意，从酒吧冲出来赶地铁。
要是哪一次玩嗨了没赶上，这点醉意便更昂贵了。
闹哄哄的太阳下了山，海面上吹来一阵风，有点冷。我和小C放下啤酒罐，挪了挪身子，靠得近了一些，然后在来来往往的游客中间，在维港灯光秀的照耀下，缓慢地，也可能是不带任何感情地，接吻。
我跟周莉莉说过，“在香港，你遇到一个能睡上一张床的人，就赶紧脱裤子吧，稍微慢一步，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
于是我毅然决然地约小C上我那六平米的房间，一起脱了裤子。
老实讲，这可能是我这一生中最糟糕的一次脱裤子经历。一切程序按部就班，没有多一点也没有少一点，机械式的，更多的像是对这个城市报复一样，进进出出，似乎想捣烂所有束缚。
空间慢慢地被延展，像流水一样，滴下来，淌开。我伸出手去抹平，好让它从床的边缘舒展开来，由门缝钻出去，钻进客厅，厨房，洗手间，一直到隔壁周莉莉的房间，碰上了周莉莉的小床，荡漾回来。
我加大了一些力气，但再也没办法更开阔了。似乎这就是尽头。
早上，周莉莉起床时，在卫生间遇到了小C。我靠在卫生间门口，尽可能平静地介绍说，“这是我朋友C，这是我室友Lily。”
我曾无数次调笑周莉莉这个烂大街的英文名，但那天，这个名字从我嘴里说出来时，有些烫口。
她俩沉默地点头，表示理解，并排站着，尴尬地洗漱。
四
而蜗居问题，不光我们在忍受，本地人似乎更加艰难。
我的某位同事，表面光鲜，每日西装革履，LV和GUCCI在他身上是常态。有一日午餐时的闲聊，他讲他家姐出嫁的事。
“在家姐出嫁后，我终于独享一个房间。”我记得他当时的表情。微笑又满足，继而变得尴尬。可一切都太晚，已经覆水难收。
那一瞬间，我似乎理解了金钟街道上那些搭帐篷的人，他们在以自己的方式想要延展自己的生存空间。
在互联网兴盛之前，香港还有一种让人哭笑不得的场面。在时钟酒店的门口，情侣们排成长队，等待轮候。等候区排着高背木椅，像旧式的茶餐厅，又像大陆的火车硬座。
情侣们就这样坐着，拿着酒店派的“爱的号码牌”，一个个像做错事的小孩，低着头等待空房。
收拾房间的阿姐，态度一如既往的高傲，惯有台词是“现在暂时没房呀，刚刚过了晚饭时间，比较多客人，你先登记等等啦，个个都是这样排队的，有房间我们便会叫你啦。”
在这样漫长无聊的等待中，我不知道荷尔蒙会发酵成什么样子。两个人是否还如刚刚约定时那样兴致勃勃。房间里是不是还残留上一对爱侣温热的痕迹。
这些情侣，是不是像我和小C一样，无论怎么用力，始终都没有办法冲破周围高墙楼宇的束缚。
当然，后来小C再也没有来过我家，哪怕我换了一个带卫生间的大房间。不光是小C，我的房间再也没有女孩来过。
一切都源于这个叫“日出康城”的鸟不拉屎的地方。毫不夸张地说，这里方圆一公里内，除了一家超市、一间快餐厅和一个地铁站，什么都没有。
在这里，哪怕你长了一张当红明星的脸，哪怕你有二十平带洗手间的Master room。打开Dating APP，仍然没有人愿意跟你回家。
更可怕的是，因为长实集团的垄断，我们这一带的网络连打“王者X耀“都能把段位"一生一世"，硬生生卡到"黄金"。
而周莉莉，她搬去了九龙塘的富人区，住在一套宽敞明亮的大房子里，为一位年龄足够当她爸爸的男性，每天洗手做羹汤。
五
以周莉莉的厨艺，她做的羹汤能不能喝还是一个未知数。不过，她总算给自己天生的一张好脸，找了一个不错的价格。
周莉莉算是我的同行，我们混迹于金融业。我是后台勤勤恳恳搬砖的研究员，周莉莉是光鲜靓丽的客服妹妹。那个不知道应该称为大哥还是大叔或者大伯的男性，是周莉莉公司的一个大客户。
我跟他吃过一顿饭。那时候，我和周莉莉都还是月薪不足两万的打工仔。男人请我们吃了一顿平时想都不敢想的饭：精致的菜单上标注着更精致的价格，一个个数字仿佛烫了金，拼在一起的个十百千万，几乎让我不敢相认。
饭后，男人开着玛莎拉蒂送我们回家。也许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也许更早一点，周莉莉就明白了她的人生，明白我们六平方的房间，我们公用的洗手间，永远也没办法达成她留在香港的初衷。
在香港认识的人里面，也有和周莉莉反其道而行之。我有一个叫阿伟的同学，虽然起了个男生的名字，却实打实的是个女孩儿。
阿伟来读书之前，在老家已经结了婚，毕业后在坚尼地城租了一套二十平米的公屋，当然租住公屋是违法的。因为便宜，阿伟宁愿冒这个险。
后来，阿伟把老公和婆婆都接了过来。即使这样，一家三口也负担不起这套房子的价格。
好在阿伟的老公会点木工，找了几块层板，隔出两个迷你的屋子，分别租给两个学生。阿伟的婆婆则住在客厅。不久后，阿伟怀孕了。孩子生下来和婆婆一起住在客厅。
我去过阿伟家一次，遍地都是小孩子的玩具和没用过的尿布，无从下脚。
我和周莉莉猫在角落，吃阿伟老公盛情准备的爆炒小龙虾。这一顿饭吃得我精疲力竭，身体每一个关节都在用力缓解从进门时就压在身上的局促。吃完饭，我和周莉莉赶紧离开，好给他们腾出走动的空间。
在那之后，没过多久，租约就到期了。我和周莉莉分道扬镳。
六
刚来香港的时候，听别人说，港漂是没有家的，总要练成只留两个行李箱的技能，才随时可以去新的地方。
和周莉莉住在一起这两年，让我误以为我们构成了一个家的所有要素。我们都年轻，都穷，都野心勃勃。我们一起准备中午的便当，夜晚谁先回家就炒上一个青菜，等另外一个人回家开饭。
我们也一起和无良房东开杠，在对方被房东杠得面色通红，无力招架的时候，勇敢地横在前面。
非常默契的，我们都没有提起小C，也没有提起有钱的阿伯。
周莉莉离开的时候和我说，“Lo，我知道你不会怪我，也不会看不起我，像我从来没有怪过你一样，你明白我的。”我点头。
我们充当了对方两年的七千五百块，但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和我们一起变化的还有这座城市。中环越来越多的人操起普通话，黑人白人本地人，更多的是跟着内地资本来的西装革履的金融新贵们。
这直接导致了我粤语的急剧退化，我们终于舒舒服服地讲出自己习惯的语言，跟店员讨价还价；也终于在这座城市占据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拥有了印上自己名字的卡片。
这个逼仄的城市，因为我们的到来而更加逼仄。失去工作机会的劳动者，被侵蚀空间的年轻爱侣，他们似乎再也没有力气走上街头。抗争的人越来越少，越来越无力。
这座城市最终被动地接纳了我们这些外地人。
后来，我在地铁站遇到过一次周莉莉，我叫她“Lily！”前面起码有三个叫Lily的女孩儿回过头来打量我，唯独没有周莉莉。
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作者胡裂，港漂五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