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第一篇故事名叫《激流强渡兹布鲁齐》，一上来就为全书奠定了基调。这篇故事的开头是战地报道的通讯体，先是简单介绍了战情，随后笔锋一转，开始描写风景，景色非常秀丽，但秀丽背后却透着瘆人的诡异，因为巴别尔在描写时用了一些带着“血腥味儿”的比喻。他先用华丽的形容词描写景物，再把它们比作断肢残躯，风声、水声、人声，都像在窃窃私语，战争的肃杀场面隐隐浮现。正当我们读得一头冷汗的时候，画面突然又来到了柳托夫的日常生活。这时的柳托夫还没有到达最前线的哥萨克部队，但是他已经被战争压抑到几乎崩溃。他在夜里大喊大叫，女房东叫醒了他。这时柳托夫才发现，他挨着睡了一夜的居然是一具死尸。死者是女房东的父亲——一个犹太老人，他临死前还哀求波兰士兵不要当着女儿的面砍杀自己，但是没人听他的。女房东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想知道，在整个世界上，你们还能在哪儿找到像我爹这样的父亲……”故事开头透着血腥味的风景描写，在这里得到了呼应。从第一篇开始，巴别尔便为这本书的语言风格奠定了一种冷淡的基调。他写得非常克制，没有过分渲染战争的惨烈，而是通过人物对于生死近乎麻木的对话和行为来表达深层的内涵。
作家描写景物时，把鲜活的生命随感投射在动植物或无生命体上，这并不少见。但是，巴别尔却赋予了景物主体化的人格，这些景物的描写具有非常强的隐喻性，这就让景色描写除了能烘托气氛之外，在整个小说甚至几篇小说文本之间，都发挥了起承转合的结构功能。这正是巴别尔对苏联小说，甚至20世纪短篇小说产生的一个重要的影响。
作为战地记者的柳托夫，是部队里少数能识文断字的人，虽然哥萨克们对他嗤之以鼻，但他们也知道他能替人写家书，这种作用也是不可或缺的。顺着这条线索，本书中的短篇《一封信》的主体，就由一个哥萨克大男孩库尔丘科夫写给妈妈的信构成。在信里，他先是给妈妈报了平安，然后叮嘱她好好照看自己的马。然后，他讲述了一件今天在我们看来无法理解的事。大约一年前，库尔丘科夫两兄弟在战斗中被俘，抓到他们的正是他们的父亲，这个当爹的毫不怜惜地砍死了哥哥，而且活活砍了一个下午。库尔丘科夫逃出去之后，跟另一位哥哥发誓要为兄弟报仇。最终，他们找到了他们的爸爸，哥哥亲手结果了他。讲述后面这件事的时候，哥萨克男孩的语气，与让母亲照看好自己的马时没什么不一样。仿佛砍死的不是他的父亲，甚至不是人，而真的是他口中的“恶狗”。
像这样父子反目的情况，在当时并不稀奇。“十月革命”后，俄国经历了一场内战，一边是列宁领导的革命武装——苏联红军，另一边以邓尼金将军为首的保皇派，被称为白军。当时，两方都竭力拉拢具有极强战斗力的哥萨克。许多哥萨克家庭都因为父辈坚持信仰上帝，后代却向往革命，于是产生了分歧，甚至反目成仇。白军战败后，一部分白军哥萨克加入了红军，也有很大一部分流亡在乌克兰东部和波兰，这些地方过去都是亲沙皇势力的地区。那些曾经与红军作战的哥萨克，在苏波战争期间一旦被发现，可想而知会面临怎样令人唏嘘的命运。
帮哥萨克们写信，并不能得到他们真正的尊敬。在《我的第一只鹅》这个故事中，柳托夫刚到第一线的作战部队，就吃了一个下马威。尽管部队指挥官传令说，要善待这位文书，哥萨克们还是在他一进来之后，就把他的行李扔了出去。直到柳托夫横下心来，动手打了他们的女房东，还一脚踩死了她养的鹅，命令她把鹅炖了给自己吃，哥萨克们才认可了他，觉得他“对咱们的脾气”。表面上看，柳托夫在这场争取被认同的战斗里获得了胜利，可实际上，当天的夜里，他就开始做噩梦，“梦里我见到了女人，只有我那颗被残酷杀戮染红的心，在隐隐作痛。”
在这样复杂的内心折磨下，柳托夫只能按住隐隐作痛的心，让自己变得麻木。在这本书中，巴别尔借柳托夫之口充分展现了人的多面性，哥萨克首先是勇敢的战斗英雄，柳托夫经常会羡慕哥萨克们雄健的外表，以及他们对自由本能的激情和向往，但也经常会同情他们，因为这些哥萨克们都不是命运的宠儿：他们有的从小就受到养父虐待，还因为哥萨克的乱交传统染上了性病；有的受地主压迫，被地主抢走了心爱的姑娘；有的因为亲近苏维埃而被白军报复，全家都被杀害……在战斗中，他们面对强敌敢于从容赴死；在战马被击杀时又会流露出人性中极为柔软的一面；一个哥萨克死后，其他人很快会和他的情妇勾搭，但是当女人不肯将值钱的遗物转交给死者母亲时，他们又站出来狠狠教训她。他们骁勇善战，但是同时又极为粗鲁野蛮，为了继续战斗、为了生存下去、也出于本能的发泄，他们有时会变成恶魔。
生活在波兰当地的人，他们的风俗文化很多元，犹太人、波兰人、乌克兰人都想要保存自己稳定的生活习惯。这让哥萨克们异常恼火，他们见到当地的宗教场所就要进去胡闹。哥萨克们习惯跟死亡作伴，磨灭了对死亡的恐惧感，因此，他们对生命的态度极为冷漠。强奸妇女、虐杀俘虏，以及为了补充给养与当地居民发生流血冲突都时有发生。本书的许多故事都体现了人性复杂的一面，其中，《盐》这一篇极具代表性，它也是这本书里最有名的一篇。
这个故事也是用书信体写成的，它是一位革命战士写给《红色骑兵报》的信。写信人表达出来的对革命的坚定信仰，与事件的悲剧性交织在一起。苏波战争时期，出现了许多做投机倒把买卖的“布袋小贩”。这些人当时被当成是反革命。这个故事以战士巴尔马绍夫的口气，写了他经历的一件事。一些女人求哥萨克让她们搭上火车。有三个姑娘都被允许上了车，有两个被哥萨克们蹂躏了一夜。只有那个抱着孩子的女人完好无损，因为哥萨克们把这个女人抬举到了创造国家未来的“伟大母亲”的高度。然而，经过一夜颠簸，巴尔马绍夫发现这个女人的蹊跷：她怀里的孩子竟然一晚上都没有哭一声。巴尔马绍夫走到她身边，打开包裹孩子的襁褓，发现里面是盐。巴尔马绍夫“把这个坏女人一脚踹下了列车”，然后，“从车厢板壁上摘下我忠诚的步枪，从劳动者和共和国的土地上，抹掉了这个耻辱”。
随着他见到的“不得已的恶”越来越多，柳托夫心里疑问的声音也越来越大：在这些哥萨克心中，对于革命的认识究竟是怎样的？自己和他们难道是一样的？直到有一件事让他意识到，不管自己如何装腔作势，他都不是哥萨克，也永远不可能成为他们的一员。
在一次奔袭作战中，柳托夫所在的部队，先是攻入了敌城，而后又被打了出来，他和大部队失散了，在被敌军追杀的过程中，他感受到了“一种濒临死亡的喜悦”。在逃生的路边，他看到了奄奄一息的战友多尔古绍夫，多尔古绍夫请求他给个痛快的了断，不要让自己落入波兰人之手，柳托夫却不敢下手，径自逃走了。其他哥萨克知道之后，就再也不把柳托夫视为自己人了，甚至差点要枪毙他。柳托夫也明白了，他与哥萨的区别，他从根本上就不是哥萨克的“自己人”。
这本书最后一篇故事名为《俘虏本来是九个》。从骑兵军的行军特点来看，带着俘虏作战显然是不可能的，作者也暗示九个俘虏的最终命运是被杀害。柳托夫负责登记战俘，哥萨克通常都告诉他，写上“损耗”就行了，就好像他们只是随手丢掉了一个零件。柳托夫决定为死者举行祭奠仪式，因为“在整个骑兵军里，除我之外，没人会做这件事”。随着故事的戛然而止，表面上看，柳托夫好像接受了哥萨克们的残酷和暴力，选择了沉默地逆来顺受。但是实际上，作者一直不动声色地借柳托夫隐隐地表达着抗争。
正是这样的抗争，为巴别尔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不过，也为他惹下了杀身之祸。这本书一出版，就引起了军界震动，认为这是对红军的诽谤。到了1928年底，对巴别尔的攻讦到达了顶峰，声望日隆的骑兵军统帅布琼尼，直接给一直维护巴别尔的高尔基写了著名公开信，信里直接骂巴别尔是“一个发疯的犹太佬”。高尔基则坚持这本书是对红军战士的生动描写，使他们具有了鲜活的生命力，会激发人们对战士的爱戴。最终，出于对内部稳定的考量，斯大林亲自出面让布琼尼闭了嘴。
尽管这本书因此在苏联一时间洛阳纸贵，但是这场风波并没有结束。巴别尔敏锐地察觉到了危机，他一直竭力保持低调和沉默，再也没有写出有力的作品。但是他还是没能逃过劫难。1939年，巴别尔被秘密逮捕，罪名是参与阴谋恐怖活动。从记录来看，逮捕决定竟是在作家被捕了35天之后才做出的。1940年，巴别尔被秘密处决，一代天才就此陨落，但是这本书却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局限，在文学的天空中闪光。
这本书里的故事距离我们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苏波战争对于我们来说，更像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传说，不过，阅读时依然会感到震撼。这是因为，巴别尔笔下的人物、他的行文风格仍然独树一帜，难以模仿。他用嬉笑怒骂讲述着战争中的血雨腥风，用看似荒诞实则悲凉的语言，还原历史的累累伤疤。他表现的是现实生活的复杂多样，表现了人如何既可以崇高，又可以卑下；既可以是日常中的人又可以是英雄；既可以残酷也可以善良；既可以救命也可以杀生。他秉持着旁观者的冷静，用逼真而酷烈的描写，质疑那些违逆人性的行为。这是这本书的过人之处，也是巴别尔担着生命风险写下它的最终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