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电视
文/张守权
二、电视票
看到题目，细心的朋友一定以为我打错了。您一定会问，应该是电影票吧？其实我没打错，就是电视票。既然电影可以售票赚钱，电视为什么不可以呢？小时候的我经常这么想，而洪义也这么想。
洪义是我的小学同学、儿时伙伴。他家原在郭家老车站即大车店前居住，初识他是在我们上小学分班前的一天，他与他的小老姑（也是我的同学）等一群小孩子在大车店的一个大沙堆上玩耍，其中某个孩子说“明天分班了”，而他的一句“明天X班了”引起了大家一阵愉快的哄笑，更引起了我对他的注意。一年后，他家搬到我家附近，租住老邹太太三间土平房的西屋居住，这样，我们之间的来往日益密切。常在一起写作业、做游戏以及调皮捣蛋。洪义虽然学习成绩极差，但是捉弄人的鬼点子却极多，经常会在与人玩耍时搞个小小恶作剧，通过别人的难堪换得自己瞬间的快乐。基于此，我们的关系也时好时坏，但还是好的时候居多。
洪义的爸爸是远近闻名的瓦工，经常到延吉搞外建工作，每次回家，在他那个印有“上海”字样的长长提包里都会装着几十本大书及小人书，而洪义总是毫无保留的让我与他一起阅读或是借阅给我。因此，每次他爸爸的归来都会给我们带来无尽的快乐。
八十年代初的某一天，洪义对我说他家要买电视了，他让我用练习本给他写电影票，每张2分钱，卖给欲到他家观看电视的左邻右舍们，届时让我把门售票，他还十分大方的承诺他家的电视对我免票，常与我们一起玩耍的其他伙伴们则一律收费。我感觉他的这种想法太过天真，可行性不大，便直言劝告他打消这种想法。他却不以为然，坚持执行自己的“发财方案”，我只好说等你家的电视买回来时一定为你写。他却迫不及待的让我立即写，我坚持说等买回再写。他恼羞成怒，拂袖而去。终于有一天，我在班里看到他正在洋洋得意地向同学们展示自己手写的卷烟纸大小的“电视票”，上面除了票的名称及定价外，还印上了他用橡皮刻制的红色名章。
他家的电视终于在那个秋后被他爸爸带回来了，安装好的第二天傍晚，他兴奋地单独找我去看。他家里没人，那台14吋黑白电视机偏放在他家西墙的黄色木制衣箱上，荧屏则正对着南面大炕的方向。他小心的把一条天蓝色宽宽的扁平天线慢慢沿着衣箱一点点的捋平，他说这么做能使信号更好。之后，他把电视插头插好，轻轻打开电视。平时总是横踢马槽的他此时摆弄电视的动作竟然如此细腻，仿佛在照看一个出生不久的婴儿。
电视正在播放《英语讲座》节目，讲师那一口洋气十足的异国腔调让我们仿佛置身于外星。东家老太太进屋了，满口山东乡音的她以“外语讲座，你们看不懂”为由让洪义关掉电视，而洪义没有听取她的建议。彼时，常常有许多人会在电视里播放英语讲座及世界语讲座时即使不懂也会选择目不转睛的望着荧屏，无论如何，聊胜于无，这也是个电视节目。
此后，我和老傻、四哥、洪利等伙伴成了他家的常客，经常在他家看电视到晚上十点多甚至半夜。那个期间，我们在他家看了《黑十字架》《武松》等国产电视剧及《黑名单上的人》《无名英雄》等译制片。其中，刑侦片《黑十字架》悬念迭起的情节及武松的扮演者祝延平精彩的打斗让我们看得热血沸腾，意犹未尽。那个年月，那等简陋条件，看这类黑白电视剧的感觉不亚于今天在影院看大片。
某天晚饭后，我照例去他家。节目开始后，当听到那晚的文艺晚会著名相声演员马季将出场表演的预报时，洪义的妈妈（以下称吕婶）兴致勃勃的对我们说：“马季的相声特别逗，我在延吉看过他的演出，五块钱一张票，真贵啊！”五块钱在这个年代只能买瓶普通饮料，而彼时，从随礼的角度看，相当于随一份大礼，基本与今天的五百元等值。我和洪义及四哥便坐在凳子上苦等节目的开始。八点左右，晚会开始了，又是歌舞又是快板，直到接近十点时，我们期待的马季还是没有出现在略带雪花的荧屏上，不是很精彩的其他文艺节目让我们看得心烦意乱。趴在被窝里等得有些不耐烦的吕婶对着屏幕上那位口唱“啦啦啦啦”歌词的男歌手没好气的说：“还拉个没完了！”我们只有苦笑。多年以后，那位摇头晃脑没完没了唱着干巴巴歌词的男歌手形象一直没有在我的记忆里消逝。直到十点多，作为压轴的马季终于出场了，昏昏欲睡的我们登时为之一振，一袭灰色中山装的他风华正茂，他与唐杰忠合说的一段段相声语言幽默、比喻形象生动，不时引发我们一阵又一阵的开怀大笑。演出结束已是十一点多了，虽然回家后招致妈妈的一阵训斥和埋怨，但我感觉那夜的苦等也是物有所值，因为年少的我从此知道了一位相声大师的名字，并收获了一个超级轻松的精神娱乐之夜。
那几年，洪义的家势蒸蒸日上，很快他家又在大车店前奶奶家前院建起一栋漂亮的砖瓦房，不久便迁回。此后，我们这帮伙伴再没能到他家看电视。而今，他全家已定居松原。好久未见，甚为怀念，惟愿洪义阖家一切安好！
洪义精心准备的电视票一张也没有卖出去，薄薄的作业纸上，那一行行歪歪扭扭的字迹刻录了那个年代人们精神生活的极度贫瘠，更满满的记录了儿时我们童心如雪的无邪与纯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