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的母亲经常参加戏剧演出，我有时会跟着到戏剧团的幕后，看着母亲的脸上一笔一笔的勾勒上的遮面妆，于此，我是极为讨厌的。一个本来的人，在画上那花花绿绿的妆后，就变成了另一个人，在幕后那萎靡的神态却在台前精神振奋；又或者一个本来极好的人，到了台前就要装模作样的下跪，还美其名曰“表演”。我是极不喜欢这种惺惺作态的“表演”的。熟悉的母亲也要掺和进去，变成另一个我不熟知的人物，我在台下的呼喊也充耳不闻，这种冷漠令我心伤，这种陌生令我恐惧。我总缺乏安全感的缘由大该是此致使的。然而，等“表演”完毕，又变成了亲热的母子，仿佛刚才的冷漠、陌生不复存在似的，这更使我焦虑：是什么致使人能换一副模样？

无疑就是遮面妆了。一笔一笔涂抹上去的遮面妆，看似不起眼，却能让人换副皮囊，甚至从里至外全然换个新鲜，再加上那不堪入目、惺惺作态的“表演”，更是让我深恶痛绝，并因此不愿画上一副遮面妆。我只想做我自己。

可是，自己应该怎么做？我现在已觉察到，我早就给自己一点一点地勾勒出了光鲜的遮面妆了。倘若是直接带上一副面具，那带来的不适感、窒息感必然会令我迅速摆脱。但这遮面妆，确是给自己不知不觉戴好了，因为它是薄的、轻的、难以察觉的，而且过于细微。不过幸好，我总算发觉了。缘是这遮面妆，让我给别人留下自己想要的模样，原来我也是在“表演”，不知不觉地进行。时至今日，我也无法察觉到我的遮面妆是什么样子，因为它并不在我脸上，而是在每个认识我的人心里，这遮面妆或美或丑我已无法决定。从起笔开始，我就已经不再是我了。

如太宰治所云，将“不正确”但自然的想法暗藏于心，深深掩埋，竭力把自己伪装成“懂事”的、“开朗”的、“天真无邪”的人还要假装做一个“乐天派”，将自己塑造成滑稽逗乐的怪人角色。怎样都好？只要“符合”人们相互之间的要求，所以每个人都带上了华丽端庄优雅杰出开朗的遮面妆。倘若有人不想带了，奋力地将遮面妆洗掉，反而会引来各种非议，之后又不得不重新画上，美其名曰“红尘洗练”，将自己又变成一个“大众”。遮面妆早就习以为常，以至于人们会以为这就是“真我”，遵从先人给自己制定的规则，做一个“仁义礼智信”兼备的人，但实际呢？我总是要求自己去做一个“美”人，要在每个人眼里都要“美”，起码不害别人眼，甚至要去取悦他人、讨好他人。但我内心还是追求自由的，我一直弘扬“不自由，毋宁死”的精神，但是也把这精神画上了每个人都看起来顺眼的妆——在规则内自由。也就是所谓的“随心所欲”且“不逾矩”。现实中许多事物都是依人们实际需求而建，追根溯源，这遮面妆亦不例外，大概是每个人都想做自己，那样会造成些许混乱，会妨碍“统治”，那么早先有点想法（还不应该称之为有文化）的人，就定下一个处处圆滑的规矩，只允许每个人向圆形去追求，而否定了其他形状的积极意义，只云“不害人”，所以就“害己”“克己”。这圆形教给每个人残害自己的方法，有成功变成圆的人，“统治者”就奖赏，那些仍然有棱有角的人，就放逐社会滚来滚去。倘若仍旧变不成，那就令其自生自灭。

说到底，画上这遮面妆就是为了做成圆形，起码是“表面圆形”。自古至今，莫有一个传扬百世的臣不是圆形。诸葛亮，上可治国，下可事公，可谓是忠贞良臣，将圆形都做好了，十分“忠信”，甚至将刘公的儿子都侍奉的不可挑剔，虽然百世流芳，但唯独没把自己儿子教好，可谓是残害了“自己”。像曹操，不还是想取得一个正规的名义来称帝吗？黄巾军如此之徒，不也得找个“替天行道”的借口？倘若没有这个规矩，那陈胜吴广也不用费尽心机制造谣言了，朱元璋也不用往前认祖宗了，朱棣也就不用以“祭祖”之名来谋得皇位了。乃至万万人，鲜有人把自己“非正当”的真正目的举出来行事。

每个人都有遮面妆，谁也不揭穿谁，大家就相安无事，起码做一个“表面仁义”，来让事事顺从自己心意。假使有人没有做好“圆形”，害了自己的眼，那自己也要替他找个正当借口：“他最近心情不好”、“他有精神病”云云来安慰自己。实在不行那就暗中与对方全家女性营个勾当来发泄，但表面上是不说的，要把表面功夫做的好，才能使自己以及全家女性免受侵害。

李宗吾讲的就很不错，表面仁义这件事他看的最透，所以他讲厚黑学，但他给人的印象却完全是薄白的。且不论有其他的可能，只猜想他把厚黑学用到极致，给自己画上一副不可挑剔的遮面妆，也会留人以薄白的印象。

他的厚黑学与我所讲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其重点在内心的剖析，侧重于内心的厚黑；而我则侧重于表面的勾勒。看起来，他的厚黑学要比我略高一筹。其实不然，我所讲乃是他所提倡之前提。若这遮面妆做的不好，无论心再过厚黑，也终究逃不过万万人的眼，更何况是万万个“圆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