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云楼的际会

文/溜爸

1

晌午时分,玉堂夫妇来访,彼时我还以为只是再日常不过的小聚,但一小口咖啡入肚才明白过来,这里面是有文章的。因为我听到了一个名字:李小峰。

“我听说,李老板也请您去赴宴了。”玉堂夫人是这样问的。我点点头,表示肯定,但嘴里说的却是:“不过,我打算回了。”

“为什么?”玉堂不解。

“因为他请的人叫鲁迅。”

“周先生.......”

“不是周先生,是鲁迅。”我说:“没有那场纠纷,还是周先生,有了,那去的就是鲁迅。”沉默片刻后,续道:“是个炮筒子。”然后,三人相视而笑。

我所谓的纠纷要从这位李小峰说起。

李小峰是当时北新书局的老板,因为版权问题和鲁迅产生了些纠纷,甚至对簿公堂,事经达夫从中斡旋才稍是和解。

为了表示诚意,李老板决定请一些朋友吃个饭,当然,其他朋友,包括我和玉堂夫妇在内都是陪客,主要的是鲁迅。

“这饭可不好吃呀!”我说,“周先生是小性,又常论及自己的作品为心头的一块肉。想必是要给李老板一些不好看的,到时候怎么办?所以我不去,劝你们也不要去。”

“怎么行?太不合适了。”玉堂回的快,确实,和我不同,他与周先生自女大结识后素来交好,又同是《语丝》的主要撰稿人。

这种事儿,人家不请就算了,请就还是要去的。可问题是玉堂夫人话里话外的意思是要我也去。

“这什么相干呢?”我不解。但夫人却说是自己平日里和鲁迅先生不得熟悉,吃饭间,怕说错了话。所以,想让我多少从旁提点。

话说得可谓漂亮,却是个极荒谬的逻辑。如果是从旁提点,有玉堂在,何须我这个外人,但仔细思量后,我还是应承了。

因为我知道确实有个人,是爱说错话的,是需要从旁提点的,奈何不是玉堂夫人,而是玉堂自己。

玉堂,文字上的天才,人生上的智者,可处世,却是个愣子。

玉堂,文字上的天才,人生上的智者,可处世,却是个愣子。这些,我了然,他的林夫人更甚。

8月28日当天,李小峰把席摆在了南云楼雅间。

在此之前,我没见过这位李老板,这次见过了才知道,不愧老板二字,三两句话,就把原本尴尬的气氛搞得轻松惬意。几位朋友也是有说有笑。

这些朋友中就包括玉堂。或者说,最甚者为玉堂,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能沾上点边儿的他都要插嘴说上一句,似乎已将我席前的嘱托忘得一干二净。

好在,所论及都是些无伤大雅的,我也就不再多言,想着饭局这样结束也总可以交差。却没料到就在我以为安然的时候,有人提起道,鲁迅先生和李老板关系紧张是中间有奸人作梗。

这话乍一听没什么不妥,但稍稍细想就会衍生出一个问题,即:奸人是谁?说者没有言明,但我想起的,是张友松,而从鲁迅先生那突然铁青下来的脸色上看,如是。

张友松,鲁迅先生的门下弟子。也算个作家,但年纪尚青所以名头不大,和我们间也相识不深。只是他要开个书店,为邀请自己的老师,而请我们吃过几次饭。

席间,年轻人说话的毛病展露无疑,欠火候、欠斟酌、欠德行。总结起来两个字,欠妥。张友松欠妥的地方在于,为了拉拢老师,多少有些暗中中伤李小峰。

所以,当提到鲁迅先生和李老板的关系不好是奸人从中挑拨的时候,本能就想到了这位。

而玉堂显然不知,因为整个席间只有他面不改色,一副天真烂漫的样子依旧高谈阔论,并且不断附和着奸人一说,既不理会我提点的手势,也不理会鲁迅先生越来越铁青的脸。

2

鲁迅先生是体面人,体面人对这种事原可以不作声的。但,鲁迅先生的体面前加了‘脾气大不好’这五个字。于是,他作声了。

他拍案而起,对着正满脸堆笑,随声附和的玉堂就是一句:“我和北新的诉讼,不关张友松的事!”

玉堂此刻才恍然大悟,原来周先生以为自己嘴里的奸人是他的学生,赶忙起身辩解说:“是你神经过敏,我没有那个意思。”

本来不是主角,此刻却遭了周先生的殃,玉堂颇为委屈,嘴上也就不让。两人越说越急,越说越气,终于在对彼此问及了那些无辜牲口及其家属的称谓后不欢而散。

事后,我跑到玉堂家中,指着他的鼻子数落了不下两个时辰,大意六个字:你就是个愣子。可能也是把玉堂说烦了,他就当着我的面在自己的自由日记里写下来这样一段文字——

“8月,与鲁迅吵架,颇有趣,此人已神经病。”

写完,还特意将日记在我面前展了展,然后露齿,一笑。

“人生不就是有时候被别人笑笑,有时候笑笑别人。”玉堂说。

“人生不就是有时候替别人操心,有时候再替别人操心。”我说。

再替玉堂操心的时候,杨杏佛已经遇难。

杨杏佛是玉堂的同事,民盟一员,被蓝衣社暗杀。而玉堂当时正是民盟的宣传主任。

玉堂当时正是民盟的宣传主任

因为担心,我直接去了中国研究院探望,本打算是去家里的,可周围都是便衣警察,靠近不得。

进玉堂的办公室时,我没先见到他人,先见到的是他书案下压着的两句话:只求许我扫门雪,不管他妈瓦上霜。

我惊心,知道他是忍了,也知道他是忍无可忍了,已准备拿自己的身躯往枪口上撞。其实玉堂早不把自己当成是革命之人。

他说过,“我不做周公很久了……”

说过:“今日,文学受着政治阴影的笼罩,而作家分成两大营垒,一方面捧出法西斯主义,一方面捧出共产主义。两方面都想把自家的信仰当作医治一切社会病态的万灵药方,真正独立思考的能力或许并不比旧中国的时候强多少”。

甚至还说过:“喜欢革命,却讨厌革命之人。”

可如今,他又要把自己推到革命里去。

我并不反对,这是书生本色,真诚而猛烈。我只是想告诉他,暂避,暂避。

然而,他却一反常态,没有驳斥我,仿佛过往那个五千年、八万里都通晓的人不是他。只是笑笑,说:“这里不太平,我也不太平,小心。”就把我送了出去。不久后,他发了那篇文章——《论政治病》。

如是,我才恍然,玉堂之所以不驳斥,是已经铁了心,无驳斥之必要。

6月20日,杨杏佛的入殓仪式,我见到了鲁迅先生,想跟他说说此事,他却很生气的先开了口说:“杨杏佛的入殓仪式,玉堂没有来。”

说:“这种时候就看出人来了,其实,他去送殓又有什么危险?”

鲁迅先生错了,玉堂去了,只不过,不是6月20日的入殓仪式。是7月2日的出殡下葬仪式。而那一次,鲁迅先生没有去。

这件事,玉堂后来没解释过,而我曾经有机会替他解释,却也错过了。因为似乎的,我是有些明白玉堂了。

之后,鲁迅与玉堂不再同路,他甚至在《天生蛮性》一文中这样写:

辜鸿铭先生赞小脚;

郑孝胥先生讲王道;

林语堂先生谈性灵。

辜鸿铭是前清遗老,郑孝胥是伪满总理,把玉堂和他们相提并论,鄙夷之情可以想见。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因肺结核不治而亡。4天后,玉堂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

至此,再念及玉堂之愣,老庄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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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溜爸,一个拉小提琴的习武之人,一个舞文弄墨的计算机工程师,一个被山东大妞泡上的北京爷们儿。最大的理想是老婆孩子热炕头上写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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