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年庆/我是个傻子

1、

十岁以前的我,从来没有被人说成是傻子。虽然我父亲是我母亲的表哥,我母亲是我父亲的表妹,像他们这样的表亲结合,生出傻子的几率非常高。我家隔壁郝风阿姨的四舅的五姨妹的小姑子的小叔子的二女儿,就因为父母是表兄妹,才生出她一个傻子。

但我从生下来一直到十岁,都算是个很机灵的小姑娘。我有一双又大又亮的眼睛,乌黑的头发,白皙的皮肤,修长的脖子和腿,还有一副像百灵鸟一样的嗓子,说话的声音好听极了。

我母亲那时在一家工厂的医务室上班,她卫校毕业,在市级医院进修过一年,当一名厂医自然是绰绰有余的。他们厂隔壁就是市人民医院,除了伤风感冒以及轻微的小伤口外,遇到稍微严重一点的病人,我母亲一律开介绍信让他们到那里去就诊。

“哼,我才不傻呢!不比别人多拿一分钱的工资,干嘛要比别人多担风险?”每次和我父亲说起工作上的事,她都要把这句话重复一遍。我父亲很少反驳她,但也不附和。他们的关系,在我看来越来越没有以前热乎了,虽然我母亲还像当初那样爱我父亲。

我母亲尽最大努力把工作上的风险化解为最小值,但她怎么也没有料到,更大的危险将会降临到我的身上,使我不得不变成一个傻子。

和厂里其他的孩子相比,我算是幸福的,因为我父母怕真的会生出一个傻子而不敢再生了,这样,我就成了他们的独生女。我父亲似乎有点不甘心,他对我,没有我母亲对我那般宠爱,这一点,我心里明白,但嘴上从来不说。

母亲经常把我带到她的医务室,她很享受来看病的人对我的夸奖,人们都说我长得和她一样漂亮,有时她也会添加一句:“吸取了我和他爸的优点呢”。

母亲将针头从患者的臀部或胳膊上拔出来的那一刻,会回头看一眼正在做功课的我,她的脸上始终挂着温暖而又自信的微笑。

而我,做完功课,就可以学着母亲的样子,戴上听诊器,给在一旁等候打预防针或吃糖丸的小朋友“看病”。

小朋友们都害怕打预防针,但都爱吃和预防针有同样功效的糖丸。之前我也吃过一颗糖丸,虽没啥特别的味道,但每次看到别的小朋友吃,我就会忍不住咽口水。我不明白,为啥母亲只给我吃了一颗后就再也不给我吃了?她们医务室的橱里明明还有好多瓶糖丸呢。

有一天下午,医务室里静悄悄的。母亲在一旁读父亲从外地寄回来的信。我父亲在地质队工作,那年,他被外派到贵州,去了大半年时间了,人没回来过,只有零星的书信寄回家。

母亲读信的脸色越来越不好看,我不知道父亲在信里都写了些啥,我也不想知道。那一刻,我只想吃糖丸,哪怕一颗也行。

我终于偷偷地打开了一瓶糖丸,小心翼翼地倒出一颗,放到嘴里,贪婪地吮吸着,感觉心都快被甜化了。

多好吃的糖丸啊!简直是天下第一美味!

再吃一颗?再吃两颗?再吃……

要不,干脆把这一瓶都吃了吧?反正那橱里还有好多瓶呢!

“噗”的一声,我用力把手里的空瓶扔到了窗外的乱草丛中,低头继续做我的功课。

2、

我偷吃了一整瓶糖丸的事,终于被我母亲发现了。她在草丛中找到那个空瓶子时,一下子就昏倒在地。厂里的小轿车把她送到市人民医院,在那里,她住了一个星期。

我母亲出院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我父亲写信,她一边写,一边哭,我看着难受,却又不知道怎么安慰她才好,只好陪着她哭。

再到我母亲的厂里时,人们看我的眼光就很奇怪了,有人小声地说:“啧啧,整整一瓶的糖丸呢!唉,这下真的是个傻子了。”

我和我母亲都假装没听见。也就是从那时起,除了上学,我母亲再也不允许我离开她的视线。我猜想她大概是怕别人欺负我这个傻子吧。

但是,如果有人当着我母亲的面公然说我是傻子时,我母亲就会毫不留情地和他翻脸。这是一个母亲的本能,不是有句话叫:“女子本弱,为母则刚”么?“护犊子”的母亲才是好母亲。

但我也总不能一直让我母亲为我背这个锅呀,有些事情我必须学会自己解决,否则将来我母亲老了,我一个傻子能去指望谁呢?

那天,郝风阿姨到医务室来拿感冒药,正好遇到绦丝车间的一帮阿姨在领计生用品。她们嘻嘻哈哈地开着不荤不素的玩笑,我假装听不懂,把脸绷得很紧。

“哎呦喂,咱们光顾着散扯,没看到陆医生家的小公主在这里呢,让孩子听到多不好!”有一位阿姨拨弄着我头上的蝴蝶结说。

“她呀?她哪里听得懂我们说的话?她吃了一整瓶的糖丸……”郝风阿姨的话说得既直白又婉转,边说边盯着我母亲的脸。

“是的,她是个傻子,你们但说无妨。”我母亲那天很温和,居然没有发火,

我心里有点窝火,忍不住开了腔:“郝风阿姨,您能告诉我我有多傻吗?”

我这一问,把众人都逗乐了,她们大概也想看看我到底有多傻,于是便想着法子逗我。

郝风阿姨从皮夹子里掏出两张纸币,一张是十元的人民币,一张是十元的国库券。她扬了扬手里的纸币问我:“你能认出来这是什么吗?认出哪张,阿姨就把哪张送给你。”

我接过她手里的纸币,故意翻来覆去地掂量,然后抬头问她:“假如我两张都认得呢?”

“你要是都认得,那我就是傻子,好吧?”郝风阿姨得意地说。

“喏,这张是‘国库券’,我妈妈昨天刚买了五千元,这张嘛……”

我还要往下说,我母亲上前一把捂住了我的嘴……

那一次,为了证明我不是傻子,我把家里买了五千元国库券的事暴露了,而那时,有一万块钱的人家被称为“富豪”。

人们一哄而散,我母亲惊恐地搂着我说:“你这个傻子呀,怎么什么都往外说?”

我说错了吗?可是,我说的是事实啊!怎么就不可以呢?

3、

国库券事件发生没多久,我父亲回来了,他又带回来一沓钱,说是给我看病用的。我母亲请了假,我们一家三口坐上了去上海的火车。

在上海,我父亲和我母亲居然吵架了,不是为我,而是为一个姓欧阳的女人。我那天因为晕车,到旅社后倒头便睡,迷迷糊糊中听见我母亲在哭泣,我父亲拼命地解释说那个女人和他是同事,还说我母亲捕风捉影。

一连几天,他们白天带我去看病,晚上回到旅社继续吵架。我隐约知道我的傻病是治不好了的。医生说,你们要相信科学,就算没吃那糖丸,你们还是近亲对吧?

我父亲终于做出了决定,他要和我母亲离婚,房子和我,都归我母亲。我是个傻子,他当然不想要,可是,我们家的房子,那从我曾祖父那里传下来的青砖楼房、宽敞的大院子,我父亲真的都不要了?

我母亲说,好吧,离就离!

我父亲便开始坐在台灯下写离婚协议书。他们好像没看到我这个人似的,竟然没有人问我是什么意见。

我站在我父亲的身后,看他写出“离婚”两个字时,我的眼泪就开始哗哗地往外流。我一把抓过他手里的笔和纸说:“如果不是你当初写血书向我妈求婚,今天哪会有我这个傻子?现在你想甩了我?没门,除非你死了!”

“什么血书?你,你胡说什么呀,傻丫头!”我父亲一时没反应过来,瞪着眼睛看着我母亲。

“看我干嘛?我可从来没对她说起过血书的事!”我母亲也很惊讶。

我更觉得惊讶,我简直不敢相信刚才那番话是从我嘴里说出来的。

我父亲曾经确实用咬破的手指给我母亲写过情书,虽然那时还没有我,但正是因为这份带血的情书,才有了后来的我。尽管没有人告诉过我,但傻子之所以是傻子,可能就是因为他们中了某些邪,会说出一些让常人猝不及防的话来。

我的胡言乱语,挽救了我父母的婚姻和我的家。那天晚上,我父母手拉手地带我到南京路和外滩去看夜景。他们帮我拍了很多照片,有一张后来被放大了,一直挂在我们家的客厅里,照片上的我,怎么看也不像是一个傻子。

其实,做一个傻子也挺好,至少可以胡乱说话,说错了也没事,因为我是一个傻子呀,谁会跟一个傻子较真呢?所以,十岁以后的我,日子过得也还算滋润。

4、

我现在已经不知道自己多少岁了,三十?四十?五十?好像都对,又好像都不对,反正我记得郝风阿姨的岁数,她比我母亲年长,九十多岁了。

这么多年来,她没换过房子,还住在我家隔壁。前几年我母亲从贵州回来盖房子时,就催她赶紧盖几间,她不听,说是不想破坏环境,更不愿折腾,她成天就知道趴在电脑前写文章。

她是个才女,也是个财女。她住的房子,和我家一样,都是祖上留下来的财产。只是,她保持了这些老房子的旧貌,不像我,一直怂恿我母亲攒钱回来盖房。

在这一点上,她佩服我,佩服我这个傻子的傻气,一间连着一间地盖,院子里现在连一个狗窝都放不下了,全是房子。

而我,更佩服她。走进她家的院子,你会觉得是在花间徜徉。春夏秋冬,各色花儿依次开放,她不写作的时候,就在花丛中看书,或品茶。近百岁的人了,皮肤和身材都还显得特别年轻,我有时都不禁怀疑她的真实年龄。

她毕业于华东地区那所有名的师范院校的中文专业,他丈夫和我母亲曾是同事,所以她也算是我母亲厂里的家属。之前,她在我们这个城市教高中语文,计划生育风声最紧的那几年,她居然酝酿了生二胎的计划。老二一落地,噗,她的饭碗就没了。我母亲替她惋惜了好久,她却无所谓,一头扎在家里,左手带娃,右手写文。

正应了那句:“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没几年,她就从一个无名的小写手,变成了拥有千万粉丝的名写手。

据说,她的成功得益于一个叫“竹桃苑”的纯文学机构。郝风阿姨带我到那里住过一段时间,那确实是个很不错的文学王国,但那里的人不太喜欢我,虽然我也能和他们怼上几句文邹邹的诗句,可他们当中的有些人总是戴有色眼镜看我,后来我就知趣地溜回家了。郝风阿姨现在依然每天去那里打卡,风雨无阻。

竹桃苑里的人并不知道我是个傻子,这一点,我很感激郝风阿姨,她没有揭我的老底。作为一个科班出身的语文老师,郝风阿姨一直夸我是个极有文学天赋的人。我母亲对此大惑不解,当年,郝风阿姨可没少奚落我呀,到老了却如此赏识我,我母亲认为郝风阿姨的神经肯定出了问题。

“这迎仙巷的神仙显灵了,竟然出了你们这两个傻子,一老一小,老的九十三,小的三十九……”我母亲叹息着,为我,也为郝风阿姨。

“三十九?我三十九岁了?”我赶紧记下了自己的年龄,转个身,却又忘得一干二净。

“唉,你要不是一个傻子,肯定早就结婚了……”我母亲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结婚?”我对正在整理行李的母亲说:“你不觉得结婚是一件很愚蠢的事么?像你这样的结婚,其实就是找个男人睡觉、吵架,和耗尽一生的精力去阻止这个男人和别的女人睡觉!”

“我这样做,都是为了你呀!如果你不是个傻子,我才不稀罕你爸爸呢,他爱咋样就咋样,可是,那样咱这个家就散了,散了以后,最遭罪的是你呀!你这个傻丫头!”

我母亲说这句话的时候,每次都会洒下几滴眼泪。过多的流泪,让她那双好看的眼睛变得浑浊无神。为了和我父亲生活在一起,我上初中时,她就主动要求调到地质队工作。那时她征求过我的意见,并让我外公外婆搬到我家照顾我。

我起初是不同意她的决定的,但我受不了她的眼泪和我父亲身边有别的女人这个事,我想我必须支持我母亲,她一定是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否则,谁愿意到那穷山恶水之地去生活。

我母亲以牺牲自己舒适的生活和放弃对我的监护为代价,换来了我父亲的安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似乎习惯了彼此,也渐渐接受了我是一个傻子的事实。他们觉得,必须攒钱、余钱,余很多的钱!只有足够的钱,才能确保他们的晚年幸福和他们百年之后我的余生不遭罪。

我从来不像他们那么忧虑,我也不知道“傻人有傻福”这么一说,但我知道,不管什么年代,多盖些房子总是没错的,除非遇到地震,否则房子比存在银行里的钱更稳妥,因为它是不动的,是忠诚的。

母亲带回来的钱都让我变成了一间间房子,她问我要干啥,我说院子太大,空落落的,没有人气,我害怕,要不你们从贵州回来。

“叶落归根,有一天,我和你爸会回来的!”母亲说这句话时的决绝,和她当年去贵州时一模一样。

“这是要拍《七十二家房客》吗?裙裙,你是要当包租婆么?”有一天,郝风阿姨穿着飘逸的长裙,站在她家院子里的花丛上,朝正在二楼平台上监工的我惊讶地问道。

我笑而不语,没敢对她说出“等拆迁”这三个字,我怕她说我傻,虽然她早就不说我傻了,说我只是对数学和机械类反应迟钝,对文字和理财却有着超人的悟性。

事实也是如此,因为差劲的数学成绩,我没能读完我该读的书。只是,没有人诧异一个傻子的辍学,就像没有人诧异一个傻子找不到对象一样。

郝风阿姨帮我带来了好几个租房客,他们都来自竹桃苑。凭着对竹桃苑的好感,我把几间装修得很精致的房间一一租给了他们。除了黄赌毒,对他们的行为,我没有限制和要求,我甚至还加入了苑里举办的各种写文比赛活动。我的傻里傻气的行文风格,让评委们大跌眼镜(戴隐形眼镜的评委则暗自庆幸)。

竹桃苑里有好多顶级的大神,当然,从表面上看,你根本无法判断他们哪个是神哪个是人,就像我,我不说话,谁敢说我是个傻子,他们还说我是“富二代”,是“房姐”呢。

说到“富二代”和“房姐”,我很汗颜,觉得自己根本算不上。我的房客中,有一男一女才算得上是那种特别有钱的人。

男的叫朱淘远,典型的南方人的长相,瘦,戴一副眼镜。说话慢得让你恨不得从他嗓子眼那里替他拽一把。他福建口音很重,有一股海鲜味,还总是吞吞吐吐,遮遮掩掩,云山雾罩,绕来绕去的,很让人着急上火。

女的叫张大花,看身份证上的地址是江苏太湖那一带的。她的名字虽然土气,人却很漂亮,有江南女子的美。45岁了,却还像20岁左右的小姑娘那样灵动,那样花枝招展。我很喜欢她,经常上她的屋听她那嗲嗲的说话声,她会唱苏州评弹,有板有眼的,眉目传情。

张大花原先在银行工作,是一个被家人移弃,在福利院长大的女孩,如今的她早已由“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凭借自己写的散文和小说,全球的文学大奖都被她收入囊中,奖牌和奖杯多得没地儿放,只好盖了一栋一千多平米的仓库,专门用来存放那些个奖牌奖杯。

“你已经有这么多了,为啥还要来竹桃苑写东西?你还想怎么样?”我指着她手机照片里的那些牌啊杯的问她, “这么大的屋子,如果租出去,一年的租金起码这个数。”我伸出两只手,并上下翻了一下,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代表多少钱。

她嗲嗲地笑着,上前把我的两只手按下,嘴里吐出一长串吴侬软语,我听不懂,就傻傻地盯着她的眼睛看,她只好改说普通话,“有些东西不是有钱就能拥有的,比如文字带来的快乐和成就感!内(你)晓得伐?”

“你的意思是你已经挣够钱了?听他们说,你在太湖岸边买了一个好大好大的庄园……”我没再往下说,只把张开的双臂伸向空中比划,好久都没放下来。

“是的,我的庄园很大,比你这个院子大很多倍……”她开始描述:“园子里有山,山上栽满了果树,有桃树、梨树、杏树、橘树,枇杷树、杨梅树等,四季都有新鲜的水果,啥时候想吃,只要伸伸手就行了。山脚下是池塘,除了鱼虾,还有莲藕、鸡头米、菱角、茭白、水芹、茨菰……想吃的时候,捞一把就有了。庄园里开了农家大锅饭庄,承蒙天南海北的文友抬爱,庄里生意红火,大家都说慕我名而来,我实在愧不敢当,唯有力求以好文奉献给社会各界……”

“你结婚了吗?”我突然打断了她的描绘和感慨,傻乎乎地问道。“如果没结婚,可以考虑嫁给那个福建人。”我用手指了指对面那间房子说:“那个男人对你有意思,经常在背后夸你的文章写得好,有一次还推荐给我看呢。”

“哎呀,要死快哉!内勿要哈港!”她叽里哇啦地嚷着,起身飞快地把窗户关上,还伸手把窗帘也拉上了。

“哈哈哈哈,被我说中了吧?他是不是向你表白过?那个穷小子十有八九是看中了你的钱!”我愈发得意,声音提高了八度。

张大花不得不用力捂住我的嘴,就像当年我泄露了家里购买国库券的事时,我母亲拼命捂住我的嘴那样,惊恐万分。

“你呀,可真敢说,怪不得他们都说你是一个傻子呢!”张大花稍微平静下来后,像要和我长谈的样子,替我泡上一杯茉莉花茶,自己则抿了一口红酒,认真地用苏州普通话和我说开了。

“我和老朱(朱淘远)都是已婚且家庭和睦幸福之人!他福建,我江苏,我们是文友,我有钱,老朱更有钱!他原先是医生,他的钱来自股票,他在天京大学的未央湖边买了一幢大楼,从地下层到高耸入云的楼顶,有金库银库古玩艺术品库,还有博物馆,多功能活动室,你想啥就有啥,你没有想到那是你的错!”

“我们是以文会友来到竹桃苑。我爱文字胜过一切,包括钱,他爱文字胜过一切,包括股票!他名字的谐音和竹桃苑竟然相同,冥冥之中注定他此生就是为竹桃苑而活的!”张大花越说越兴奋,“和他相比,我差的是勤奋,虽然我也很刻苦……”

“哟,你俩聊得好开心呀!“”张大花正说得起劲,我的老乡兼表妹周翠枝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头扎到我们中间,接着话头就聊上了,“怎么,大花,没和朱老师一道散步去?朱老师最近正在计划增肥呢,医生建议他每天晚上快走一个小时,然后再大吃一顿,保准一个月不到就增肥成功!”

我拿眼瞪了一下周翠枝,没接她的话茬。她是我母亲的表侄女,今年二十六岁,来我家快两年了,我对她的厌恶几乎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她的长相实在不敢恭维,扁平的脸,扁平的胸,眼睛倒是又圆又大,眼珠子乌黑,像两颗熟得不能再熟了的桑葚,和背后那根又长又黑的辫子组合起来,整个人很像一只正在游动的小蝌蚪。

“俺姑让俺多带你去竹桃苑走走,那里的空气好,还有一帮美女帅哥……”

“俺姑说了……”

她在我面前总是有一种优越感。一是我母亲授权让她陪护我,二是因为我傻、她聪明,后者占大部分。

她喜欢唱歌,一心想成为歌星。虽然只是幼儿园的聘用老师,学历也只有大专,但理想很丰满。去过几次竹桃苑后,又梦想成为一名作家,跟各地的文友互动很活跃,装模作样地模仿不同的方言,声音奶声奶气,和那张大扁脸很不相符。

“你一天不换两次外套会死么?”那天,我的傻劲又上来了,不顾张大花在场,劈头盖脸地问了这么一句。

“女为悦己者容!懂吗?不同的男人,喜欢不同的服饰。喜欢粉红色的不一定喜欢大红,喜欢湖蓝色的未必喜欢橘黄……咱们必须懂得服装搭配!”

“噗!”我用力吐掉嘴里的瓜子壳,起身就要离开,周翠枝忽然调换了话题:“听说了吗?郝风老师的《郝风好雨好诗词》的公众号正在招募接手人,她的花海小院和她的所有财产,都将以转赠的形式处理……”她激动得很,声音有点颤抖地对着张大花说:“你们有钱人,对这些不感兴趣……”她又转向我说:“你是个傻子,这些和你都无关,你就当个故事听听吧,顺便祝福我能成为这个幸运的人,好吗?亲。”

我打了一个哈欠,起身离开了张大花的房间。刚走到院门口,就看到我父亲和我母亲风尘仆仆地回来了,他们大包小包的,好像把贵州的家给搬回来了一样,我不禁皱起了眉头。

“快,快进屋,我们有话对你说!”他们扔下手里的包裹,推搡着我进了屋, “你郝风阿姨说了,她的孩子都在国外定居了,都放弃了财产的继承权,她要把她所有的财产都转赠给你,前提条件是要求你写一个保证书,以表决心和诚意……”

我又打了一个哈欠,感觉眼皮在打架,便什么也没说,自顾自地回到房间躺下了。

“这么好的事情她居然毫无反应,这也太傻了吧!唉,咱们怎么生了这么一个傻子!”

“还说呢,都怪你,你当年要不是咬破手指写血书给我,我哪会嫁给你……”

我闭上眼睛,听着他们几十年来从未停止过的“鸡生蛋,蛋生鸡”的句法练习,不一会就进入了梦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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