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科举考试防不胜防的七大作弊手段了解一下

有利益的地方就会有舞弊,这几乎是人类难以避免且无法否认的事实。科举考试作为古代读书人实现人生“进阶”的主要途径,自然也有人削尖了脑袋投机取巧,想法设法进行作弊,以求金榜题名,获取荣华富贵。尤其是在明朝,科举考试作弊之风更盛,作弊手法花样翻新,无所不用其极。下面就与大家聊聊明朝科技考试的七大作弊手段。

1、买通同考官

在科举考试中,有些考生会事先花大价钱买通同考官(协同主考或总裁阅卷的官员),约好答卷中的特定字眼。考生在答卷时写上约定的字眼,被买通的同考官阅卷时,依据特定字眼找出试卷,不惜压下其他好卷,全力向主考官推荐。

这种作弊的手段,在历史上被称为“关节”,较为隐秘,成功率也较高,故而时常发生,明朝周玄晖在《泾林续记》中就记载有不少此类作弊故事。

比如在万历四十六年的科考中,有一位孙姓考生花了一千五百两银子托人买字眼,同考官即将字眼交给孙某。到阅卷时,同考官找到孙某的卷子,但因为孙某所作的卷子文理不通,错漏百出,实在不堪,所以虽经同考官力荐,最终还是被主考官刷了下来,孙某只能名落孙山。

发榜后,同考官找到孙某,十分惋惜地对他说:“我已尽力帮你了,但还是没有将事办成,我们俩的命运真不好啊!”考官痛哭流涕的委屈样感动了孙某,故而事虽未办成,孙某仍以一百两银子相谢。这位考官也不白白收下这么重的礼物,当即告诉他一个好的作弊方法:“下次乡试,你不要自己作文了,还是请一个八股文高手代笔,乡试才能取中。”后来,孙某依计而行,终于考上了举人。

2、夹带材料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在,夹带资料进考场都是不被允许的。为了防止有人偷偷夹带材料进入考场,明朝有关部门在考生进入考场前都会进行极为严格的搜身,一旦发生考试夹带材料,处罚十分严厉。但俗话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即便官府再如何严厉防止夹带,仍然有考生铤而走险,用更加隐秘的方法夹带资料进入考场。

据记载,有些考生为了携带方便,在科考前花钱请善于书写蝇头小楷的人,书写经义、“四书”义于金箔纸上,一千篇文章所用的金箔纸,不过一二寸厚,很容易地藏入毛笔管中、砚台底下,甚至半空水注、夹底草鞋之下,顺利通过搜身,带入考场。

这还不是最高明的,技术更为高超的是,当时有人发明了一种书写药汁,用它将所欲携入的文字书写在青布衣裤上,凉干后毫无字迹可寻,搜检官无论如何也发现不了。等到进入考场后,即在衣裤上撒上一层细泥,文字立即显现出来。这种衣裤,当时有个专门的名称,叫“文场备用”,每副值一百两银子,有些人甚至以贩卖这种衣服谋生。

3、买通巡视官

在科举考试前,考生事先买通巡绰官(负责在试场中巡查管理的官员),让他们将书薄带入考场。等到考生点名、搜检完后,即将考生送入号房,乘机将所携带的文字材料交给考生。这种作法也很严密,旁人难以发觉。

然而,明代科举考试时,每一号房均有一名军丁把守,考生不敢放心大胆地誊录。因此,巡绰官在离开号舍时,往往会故意吓唬守军说:“这是兵部某爷的公子,要小心侍候,否则严加捆打,决不饶恕!”号军一听这是国防部老爷的公子,自然害怕,只能听任考生誊抄,而不敢加以阻拦。

更有甚者,有考生在科举前买通主考官身边之人,将所书写好的文字材料让主考官身边之人放入主考官随身衣物之中,蒙混进入考场,等考生点名入场时,再将书簿偷偷交给考生。这种怀挟十分安全又“高明”,因为科举考试虽搜检入场考官的行李,但对主考官等高级官员从未认真搜检,因而很难发现。

4、割卷

弥封又称糊名,是指在考生试卷写姓名处,由弥封官反转折叠,用纸钉固糊名,上盖关防(印章)。弥封制度始于唐代武则天时,“武后以吏部选人多不实,乃令试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其等第”。宋真宗景德年间,弥封之法成为定制,并一直沿用到清末废科举。

弥封制度本是为了防止科举作弊,却不曾想,到了明朝,竟也被有心人利用,成为作弊的手段。此种作弊手段,叫“割卷”。

所谓割卷,就是预先买通弥封所的相关人员,让他们将平日有名的文士的卷子割下来,贴在自己的姓名之下。这样,名士的卷子就变成了行贿者的卷子,而名士的名字下根本就没有卷子了。这种作法,损人利己,十分恶毒。

比如,在万历三十四年的顺天府乡试中,就发生了割卷事件。当时,福建人马某第二次参加乡试,考完后将答卷呈送给同乡林主政审阅,文章很出色,主政认为必中无疑。然而,发榜时又名落孙山。马某十分悲愤,竟欲自谥,林主政也大为不平,派人去顺天府索要马某的卷子,然而翻遍所有的卷子,也找不到马某的。等到乡试中举的人的卷子送到礼部,才发现第四名的卷子与马某的一字不差,经法司询问,才查清是割卷造成的。

5、换卷

除了利用弥封制度的漏洞进行作弊外,明代科举还有人利用誊录制度进行作弊,即进行“换卷”。

为防止阅卷官通过辨认笔迹作弊,宋朝官府发明了誊录制度。誊录制度是指科举乡试、会试的墨卷必须用朱笔誊录。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置誊录院,乡试、会试考生的试卷需交由弥封官封卷。宋仁宗时,进一步规定,科举试卷需交由誊录所用朱笔誊写,以誊本交考官评阅,此后历代沿制。

但誊录制度也有漏洞,即考生(一般是那些有钱有势的富贵人家子弟)可预先收买誊录所的书写手,让书写手将参加科考的名士的卷子隐藏起来,秘密地誊录在行贿者的名下,而将行贿者的卷子誊录在名士的名下。

这种互换誊录的作法就叫“换卷”,也很隐蔽毒辣,但毕竟留有证据,不是十分有把握的作法。更为隐蔽的作法是,贿买受卷所书吏,让书吏牢记名士的姓名,等到接到名士的卷子,即将它压在各卷的底下,不马上弥封。到深更半夜后,乘受卷官困卧打盹时将名士的卷子带出来,让行贿者将答卷抄录一遍,而将名士的卷子毁弃,这种作法毫无证据可查,手段更恶毒、更隐蔽。

6、漏题

明代科举考试中的乡试和会试的试题,一般都是在考试前一天才出题,夜里边刻边印,至黎明时印完,发放给考生。这中间的时间很短,且都在考试场所封闭的环境中进行,而且进入考场的官员只允许携带不识字的家人一人进入考场,因此想要漏题的机会很少,也很困难。

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只要给足好处,上刀山下火海都有人去,何况区区漏题,怎么能难住有心人呢?

明弘治十二年会试,大学士李东阳、少詹事程敏政为主考官,给事中华昶弹劾程敏政将试题提前泄露给举人唐寅和徐泰。孝宗朱祐樘于是令李东阳独自阅卷,免去程敏政阅卷权。不久,给事中林廷玉又弹劾程敏政六件可疑事情,于是又将程敏政贬谪于外,将唐寅、徐泰斥还原籍。

乡试、会试漏题相当困难,而廷试泄露试题则相对容易一些。

明成祖永乐二年会试,解缙担任主考官。江西泰和人刘子钦有才气,是江西乡试的解元,解缙欣赏他的才华,曾当面答应廷试时取他为状元。但刘子钦自视甚高,大有必得之气概,对解缙很不客气。解缙心中不快,就将廷试策题秘密透露给另一位江西人曾棨。而试题又为礼乐制度方面的内容,如果不是提前准备,是难以答对的。由于解缙将题泄露给曾棨,曾棨终于获得了状元的资格。

再如正德辛未科状元杨慎,是内阁次辅杨廷合之子。当杨廷合在嘉靖初因议大礼失旨被逐时,有人便曾告发杨慎在廷试时预先知道策题,才应答得十分详细,取得了状元资格。

另外,万历庚辰科状元张懋修,是内阁首辅张居正之子,而廷试试策为张居正所出,因而将策题告诉了儿子,使儿子得了状元的功名。张居正去世后,张懋修也因此连带被削籍了。

7、攻讦

考官科举考试作弊,是一种很严重的违法行为,一旦被发觉,将被严厉制裁。因此,权贵们往往不愿担此风险,而是采取另一种看似冠冕堂皇的方法,以使自己的子侄家人中举。他们的作法,主要是“攻讦”考官。

景泰七年顺天府乡试,内阁大学士陈循之子陈瑛、王文之子王伦参加了考试,但成绩都不佳,均榜上无名。对此,陈循、王文愤愤不已,攻讦主考官刘俨、黄谏阅卷不公平,并摘取考题中有“无正统”之语 ,想以此激怒景帝,希图重罪考官。所幸景帝为人宽厚,处事有方,加上大学士高谷极力保护主考官,因此刘俨、黄谏两位主考官并未获罪,但仍钦赐陈瑛、王伦两人为举人,允许他们参加明年的会试。陈瑛、王伦因此被世人讥称为“钦赐举人”,英宗复辟后,陈循被谪戍,王文被弃市,他们的儿子陈瑛、王伦也都被除名。

通过这一事件,我们不难看出,当权大臣为子侄取中举人,不惜上纲上线,激化矛盾,可谓用心险恶。陈循、王文攻讦主考官,开了当权大臣为私利攻讦考官的先河,此后,攻讦考官的事就不时发生。

嘉靖十六年乡试,礼部尚书严嵩为排斥异己,接连指摘应天府、广东省乡试小录中的句子,激怒世宗皇帝,以至于应天府乡试主考官、广东省巡按御史都被逮问。

嘉靖二十二年,严嵩又故伎重演,指摘山东乡试小录中的句子,又一次激怒世宗,世宗乃以讥讪皇帝的罪名将巡按御史叶经逮问,以至于杖死阙下,布政使以下官员都被贬谪到边远之地。此后,主考官们变得乖巧起来,主动迎合当权者的意图。

万历四年顺天府乡试,主考官高汝愚录取了张居正之子张嗣修、张懋修及张居正之亲信、吏部侍郎王篆之子王之衡、王之正。张居正死后,御史丁此吕追论高汝愚的违法不公,并指摘试题“舜亦以命禹”以激怒万历皇帝。但继任首辅讨厌丁此吕落井下石的行为,将其谪于外郡,并没有制裁高汝愚。然而,高汝愚过多录取权臣之子的行为,亦为一些正直的人所不齿。

总之,明朝科举考试七大作弊手段告诉我们,只要科举考试成为谋取高官厚禄的敲门砖,成为决定读书人升沉荣辱的跳板,即便防范措施再如何周密,也难免会有人营私舞弊,投机取巧,且令人防不胜防。而要改变这种作弊的风气,恐怕也必须从考试评价制度入手,改变选人用人机制。

推荐阅读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