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诠释学视域中的读者意义(3)

三、再现与创生:穿越时间距离和历史互动起来

在艺术的历史传统中,一部过去作品不断延续的生命,不是通过永久的疑问,也不是通过恒久的回答,而是通过疑问与回答、问题与解决之间的动态的阐释,才能够激发一种新的理解并允许重新开始过去与现在的对话。21(姚斯、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周宁、金元浦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88页)

——姚斯、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

任何作品的阅读,每一个读者都必然会卷进两个不同的历史时刻。一个是阅读之中的读者处在某一个特定的历史时间,我们叫它为“读者时刻”;一个是作者作品诞生的历史时间和作为作品延续存在的历史时间,我们叫它做“作品时刻”。两个“时刻”之间不可能处在同一个历史时间,于是他们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时间距离”。表面来看,“时间距离”造成了阅读的诸多障碍,尤其是久远的历史遥不可及;然而,加达默尔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说,“重要的问题在于把时间距离看成是理解的一种积极的创造性的可能性。时间距离不是一个张着大口的鸿沟,而是由习俗和传统的连续性所填满,正是由于这种连续性,一切流传物才向我们呈现出来。”22(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384页)只有时间距离才有可能促使诠释学真正解决批判性问题,才能真正区分理解的真成见和产生误解的假成见。

1.任何理解都植根于一个又一个历史情境之中。

 由于作者创作的情境已经不再存在,留下来的是由文字符号所构成的作品文本,因此文本也就成为了自在的一个世界,是阅读交流的另一个主体。这个时候,作者已经退居其后,失去了对它的控制,强烈呼唤着读者主体的阅读参与,它的开放性和未定性,恰恰是能否成为真正作品的一个关键。时间距离之中的历史不仅不是读者理解的障碍,反而是读者产生新理解和新意义的源泉。当作品脱离了那种当时环境而产生现实性的时刻,就造成了一种开放的积极的阅读条件,读者的角色就可以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来实现文本的意义。这种实现过程是一个读者进行选择的过程,文本的任何具体化都可以根据其他具体化的背景来阐释,这种背景潜藏在读者角色的文本结构之中(伊泽尔称之为“隐含的读者”)。这个概念存在着两个基本的相互联系的方面,一是作为一种文本结构的读者角色,一是作为构造活动的读者角色,每一个文学作品都表现出一种由作者收集起来的关于世界的观点,正是这种世界构造方式造成了作者的意向视野,于是就为读者的阅读指明了一条道路。

伊泽尔指出,“读者的角色是由三种基本内容预先构成的:在本文中表现出来的不同视野,读者综合这些视野所由之出发的优势点,以及这些视野汇聚到一起的相遇处。”23(伊泽尔《审美过程研究——阅读活动:审美响应理论》,霍桂恒、李宝彦译,中国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47页)这就表明了由读者响应的结构组成的一种网络只有在读者那里引起构造性活动时,它才可能完成理解和解释的任务。“最成功的阅读是这种阅读,在这种阅读中,作为被创造的自我,作者和读者能够发现他们之间完全一致性。”24(伊泽尔《审美过程研究——阅读活动:审美响应理论》,霍桂恒、李宝彦译,中国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49页)历史虽然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但是无论何时何地的作品与现在时刻的读者之间仍然存在着一种不可阻碍的绝对的同时性。作品的艺术表现力不可能被严格地控制在自己的那一段历史时刻,当它被读者从历史角度加以理解的时候,当它并不可能以一种绝对的在场呈现的方式出现的时候,它就允许有任何形式的理解,一方面可以考虑它的历史性,一方面也可以考虑它的现时性,因为两者的自然融合而产生出永久的艺术价值。

“也许艺术品创作者所想的是他时代的公众,但是,他作品的真正存在却是他能够说的意义,这种存在从根本上超越了任何历史的限制。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艺术品具有一种不受时间限制的当下性。”25(加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夏镇平、宋建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098页)“艺术作品的全部世界经验是传达人类此在历史性的基本结构。”26(严平《走向解释学的真理——加达默尔哲学述评》,东方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108页)虽然作者的思想并不是衡量一部作品的意义的绝对尺度,但是,阅读文学作品却绕不开一个阅读的话题——唤醒和再现。所有的“唤醒和再现”首先都是一种理解和解释,只有当写在文字中的内容获得解释的时候,文本的历史遗产才会得到明确的证实,作者的生命意识、情感体验、审美境界才会从一个生命传导给另一个生命。由于不同的读者对同一作品会有不同的理解,同一读者在不同年代不同境遇不同心态下也会有不同的理解,所以,作品的召唤结构本身并没有统一的现成的答案,需要读者自己去回应作品的问题,这个过程是没有止境的,也是需要从遮蔽的静止的作品中去克服种种误解的过程,是不断敞亮和捕捉作品历史意义的无限过程。

作品作为一种存在方式虽然已经脱离了作者的意图和写作的情境,但是读者阅读时仍然有必要重新建立起阅读的历史与现时的语境关系,在开放的语境中开始获取文本信息,建构和生成新的阅读信息并作用于文本,给文本信息加以再组织和再加工。再现的本质在于在艺术世界中促使读者的灵魂和作品的灵魂产生共鸣,促使真实的境况清晰地呈现出来,从而让读者个体感受到情感的冲击,涤荡生命的意义,完成一种前所未有的温爱、良善、使命式的浸润和救赎。文学是人学,是对人生和人的存在的描述和思考,体现着作者全部的生命体验和人生开悟,凝结了作者的情感、想象、认知、思索、意志等各种因素的生命体。给读者以生命的熏陶和启迪,是文学的使命。作品以一种图式化框架和召唤结构激发读者的阅读,读者以自己的知识背景和人生经历对文学作品进行阐释和重组,于是,我们就不仅成为一个作品意义的共同创作者,而且成为一个历史进程和时代活动的开拓者。

2.理解过程是在建构一个又一个效果历史事件。

任何理解都是处在历史之中的理解。读者在理解文本对象的时候都是一种历史的存在,文本意义和读者一起处在不断的形成之中,这种过程表明理解本身具有一定历史的实在性和有效性,在真正的诠释学中这就是“效果历史”。理解意味着面对陌生的不熟悉的文本,在解释活动中消解作品与读者之间的陌生感和疏远性,缩短时间间距和历史情境的差距,发生相互作用和相互融合的“效果历史事件”。

“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与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一种名副其实的诠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实在性。因此我就把所需要的这样一种东西称之为效果历史。理解按其本性乃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27(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387页)在此基础上,加达默尔提出了“效果历史意识”的概念,他认为,效果历史意识首先是对诠释学处境的意识,并且以处境意识、视域意识来解释这一概念。任何作品或历史流传物一旦存在,就必定处在一种特定的效果历史之中,因此对任何作品和历史流传物的理解,都必定具有效果历史意识。读者与文本总是处在一种历史的互动关系中,我们从自身的现实情境出发和历史给与我们的流传物发生摩擦和交融,从历史和传说之间的朦胧地带摆脱出来让它的意义得以清晰地呈现,这种效果历史的探究是理解文本的一种方式,而且在对历史意识的彻底反思中总是会受到效果历史的种种影响。只有在效果历史之中我们对某个文本或某个历史事物才能有所理解,“它不仅使那些特殊性的前见消失,而且也使那些促成真实理解的前见浮现出来” 28( 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386页)。

效果历史概念同样揭示了诠释学的另一个重要功能,也就是应用的功能。加达默尔在浪漫主义诠释学只有理解功能和解释功能的基础上,强调了应用的根本作用。读者对任何文本的正确的理解,就一定要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刻和某一个具体的境况里对它进行理解,理解在任何时候就包含了一种旨在过去和现在进行沟通的具体应用。前文分析过“理解本身就表明是一个事件”,理解本身的这种效果方式同样表明是一种实际的应用,诠释学就是一种现实的实践的哲学,是理解和达到理解的艺术,或者说,理解本身就是一种效果。效果历史意识具有开放性的逻辑结构,开放性意味着问题性。我们取得了问题的视域,才能理解文本的意义,而且这种问题的视域本身必然包括了对问题的可能解答。

虽然我们知道每一个读者的能力和水平都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文本的意义由于读者的前见和期待的视域问题而受到相对的削弱,而且文本被创作的当下情境已经不复存在并不可能进行面对面的话语答复和交流,但是,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尽可能地把完全的理解和精确的表述相互结合在一起,在灵魂和自身之间开展内心的对话,从而克服文本过去的文化以及时代和读者本人之间的历史距离,同化和活化文本的意义使之成为自己的意义。在读者与作品之间构成一种艺术的张力,在思考作品的时候一方面将自己的经验作为一种背景和前理解的框架带入阅读的前景,一方面让作者的态度和作品的思想同时占据自己的位置和自己发生较量,这样促使诞生于历史的作品和理解者形成一种时间超越和视野超越,在作品中读者就会感受到阅读的快感和审美的愉悦。

 当阅读理解缩短了与作品的距离之后,读者的阅读期待就会不断扩大,理解的反应事件随之会不断出现。读者将发现自己过去未曾发现的问题和意义,对作品的重新解释又发现作者可能未曾意识到的意义。读者一旦拥有了一颗发现的眼光,过去的文学作品就会呈现出全新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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