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很早的时候就走上了笑话创作的道路。十多年前刚到复旦上学的时候，作为新生的我去应聘某个勤工助学岗位，具体是什么职位我忘了，回到寝室之后，有同学问我面试问了什么问题，我随口说，那个学姐问我对大学新生活怎么看。我说这个很正常啊，都什么年代了，我可以接受。于是我的同学笑得前仰后合，不仅如此，还告诉了隔壁寝室的同学，引得大家竞相围观把“新生活”听成“性生活”的我。后来，不管我怎么解释那只不过是我随口编的笑话，只为逗大家一乐，他们都不肯相信。他们会说，你居然把新生活听成了性生活，啊哈哈哈哈。一所学校居然招了这么多缺乏幽默感的学生，而且没有开设诸如“如何鉴赏笑话”之类的课程，不禁让我对它的学术水平产生了怀疑。这种怀疑通过四年的学习得到确认，这确实是一所缺乏学术水平的学校。
所以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笑星们老得忧郁症了，如果你费尽心思想了一个笑话，不惜委屈自己把它讲出去，听众却始终无法心领神会，那种挫败感实在太强烈。但这种事也不能全怪听众，每个人的生活经历千差万别，理解一个笑话，往往需要预先知晓一定的背景知识。
我上高中的时候，一直不能理解英语课本上的一个笑话，说是一个外国人到英国玩，但不懂英语，怕迷路，就把住处的街道名字抄了下来。后来他果然迷路了，到处问路，但始终没人知道，因为他抄的是One Way Street，单行道。
当时我们班上似乎没有人能理解这个笑话，因为整个县里面也没有一条单行道，连市里面可能都没有，就算有，也不会有人遵守交通规则。老师没有跟我们解释这个笑话，可能她也不知道单行道是什么，就算她解释了，我们这些淳朴的孩子恐怕也理解不了这么不讲道理的路，只允许车往一个方向开，要知道县里的任何一条路在任何时候都是一锅粥的状态。
最容易理解的笑话不需要语言，因为语言本身就是一种背景知识。人的天性也许有幸灾乐祸的成分，所以看到别人受伤害就会笑，为了迎合观众的需要，伟大的笑星们不得不采取自残的方式，比如卓别林或是憨豆先生。
如果一定需要语言的话，需要的背景知识越少的笑话越高明。伍迪·艾伦被称为知识分子笑星，因为他的笑话往往需要一些哲学知识才能听懂，比如“我承认自己在考形而上学这门课的时候作了弊，因为我偷看了旁边同学的灵魂”。说实在的，这个笑话我至今没懂，相比之下，我喜欢他的另一个笑话，“我有过一段非常短促的婚姻，因为我的前妻非常的幼稚，怎么说呢，比如我正在洗澡的时候，她经常会过来把我的船弄沉”。
所以说，要写一个不分男女老幼都能笑出来的笑话实在太难了，与其这样，还不如根据目标听众的知识背景来讲笑话，据我研究，具备类似经历或知识背景的人，往往更能领会笑话的精髓，我最近比较喜欢的一个笑话是：
办公室有一个毒舌妇，说话不饶人，她脸上很多痘，但是特自恋，办公室的人都烦她，一天她在办公室自拍，一同事走进来看到她，就说：＂哟，王姐，扫描二维码呢。＂
我把这个笑话代入到一位非常令人讨厌的男领导身上，在心里大笑了一回。只可惜损别人往往没那么容易，讲笑话的人，多数情况下不得不拿自己开涮，前天我勇敢地讲了这么一个笑话：
很多人问我微信头像是什么，其实之前我一直用真人头像，后来为什么不用了呢，是因为在用微信“摇一摇”的时候，摇来摇去总是摇到一个男人，后来那个男的就加我了。我问他，你加我干嘛，我对男人没兴趣。他说，我对男人也没兴趣，不过我看你摇得这么执着，心想也许我可以帮你。我说，你怎么帮我？他说，我是一个整形医生。
这个笑话的反响不错，但我还是想说，不管看上去多么像真的，这个笑话是编的。但如果你不相信，下次见到我的时候，说，原来你玩微信摇到整形医生啊，啊哈哈哈。我也没有办法。
2013.1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