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Ron Reimann
作者Ron Reimann是一名居住在Pasco, Wash的农民，和妻子一起生活了近50年了。
30多年前我就开始等待被诊断出肿瘤，因为父亲1982年，77岁的时候去世。就像很多人那样，他根本不了解自己得了前列腺肿瘤，等到发现已经来不及了，已经扩散到骨组织，进行了化疗放疗也没能成功治好。从他去世那天起，我就觉得自己也要面对同样的肿瘤。但是我采取了正确的措施确保诊断出的时候没那么惊慌失措。我经常去看医生，密切关注我的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指标。我试着不去想这件事，继续在我的农场劳动着，种植土豆，甜玉米和小麦，与家人共渡欢乐时光，特别是孙女出生后我的生活更加美好。
然而，意识深处我仍然深深恐惧前列腺肿瘤的诊断结果的到来，直到2011年十一月，该来的终于还是来了。在一次常规检查后，医生告诉我PSA指标已经从四奔到七了，然后发现前列腺有两个肿瘤细胞。我和我的泌尿科医生商量了治疗方案，手术和放疗我不感兴趣，包括父亲在内，还有好些朋友都有此病，从他们那里看到的是伴随着治疗带来的严重的副作用，从尿失禁到勃起障碍，我不想像他们那样度过余生，我问医生我是否能带病活两年，医生给出了肯定的回答。我又问五年呢，医生说那不可能。事实如此，我决定要两年的快乐生活，更多地陪妻子，儿子和孙女。
从诊断出来快两年的时候，医生告诉我有一种新的治疗方法可以考虑，这种新方法是一个叫CyberKnife System的机器人，靶向放疗烧死肿瘤细胞。经过分析研究，我和妻子决定值得尝试，很快我安排了到130公里外的行程去Spokane进行治疗。我们在那边待了五天，竭尽全力投入，订了宾馆希望能适应周围的变化。我在Spokane CyberKnife & Radiation Oncology Center接受了治疗，治疗团队帮助我缓解恐惧和压力，还让我听Tina Turner的CD。我们不在医院的时候，就尽力关注生活，在梦寐以求的Spokane度个假期。
第五天的时候，我的护士Gwen和Holly已经开始从医疗护理转变为家庭护理，我和他们深深拥抱然后邀请他们参观我的农场。回到家我以为有副作用，事实上没有。医生给我带了a steroid pack但是我只用了一次。我很快又回到往常的生活模式，在农场劳动，和家人朋友一起相处。我们还去非洲旅游了三周，我们还帮助在镇上建了小学，希望年内能回一次Tanzania。自从治疗以后，复查了几次，PSA指标已经降到.333，最低水平。我高兴极了，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因为30年前父亲去世，我一直很焦虑自己会像他那样，但是今天不同往日，我战胜了病魔，赢得了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