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居然成了给石库门拍‘遗像’的人……”
当听到郑宪章用这样的话表述他的石库门摄影时，开始颇有些吃惊。然而细细品味，便可感受话中渗透了多少故事，多少感慨，多少无奈，多少爱；而且，这些故事、感慨、无奈，和爱，仿佛又不仅仅是眼前这位摄影家的，更属于多少年来生于斯、长于斯的上海人。
石库门，对于上海人来说，曾经是太普通了，普通得几乎可以熟视无睹。多少上海人，曾经几十年生活在这里；多少上海人，在搬离它时，曾经那样义无反顾。可是，不知从哪一天开始，为了商业开发，为了改善原有的城市环境，大片的石库门老房子，已经渐行渐远。
“拍一张照片只需1/500秒，拍好一张照片得用5年或更久。”正是带着这份独特的摄影理念，郑宪章拍摄上海石库门已经20年，足迹遍布全市600多处石库门街坊，照片累计超10万张。
面对郑宪章的作品，我们不仅仅是在欣赏摄影，更是在回味老上海。
重拾石库门儿时记忆
“我从小就住在石库门里，西康路770号。”读三年级那年，郑宪章离开了石库门的老房子，住进了广东路河南路的大楼。好在很多同学依然生活在在他家对面的昌新里，郑宪章得以与他们继续玩耍。
1997年，当郑宪章从日本游学回来后，昌新里被夷为平地，之后变成了现在的威斯汀大饭店，青少年时的记忆随着石库门的消失慢慢淡去。
当时上海开始综合治理苏州河，在拍摄苏州河凤凰涅槃过程中，郑宪章拍摄了两岸大量的石库门。重拾的儿时记忆，让他下决心要把石库门的拍摄进行到底。
“我给石库门拍‘遗像’”
从石库门里走出来的郑宪章，由此开始了他的石库门摄影之路。无论春夏秋冬、骄阳飘雪，只要有机会、有时间，他总会背着相机寻找幸存的石库门。
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每当听到哪里被规划，哪里要动迁，郑宪章总是放下手里的事情，迫不及待地赶过去。因为他知道，改造开发的代价，往往就是大片的石库门被拆除。他知道自己人微言轻，不能阻止石库门的被拆除，只能无奈地用镜头，为行将消失的石库门，留下一张张“遗像”。
在郑宪章的摄影作品中，光石库门的门头就拍了600多个。“一开始拍石库门我是抱着欣赏创作的角度，后来就变成了抢救性拍摄。”令他遗憾的是，其中85%以上的石库门，以后都只能从影像照片里去看。
最让郑宪章扼腕不已的是大中里。那是位于石门路、吴江路、南京西路之间石库门群落，始建于1925年，布局非常整齐，从空中俯视，分弄与主弄的排列像是一个横过来的“丰”字。大中里堪称石库门的代表，无论是门楣还是门框，都是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可惜现在都没了！连"大中里"这个很有中国气概的名字也没能留下，洋名字"太古汇"取而代之。”尽管大中里已经被拆数年，但郑宪章还是几次提起，叹息中带着义愤和无奈。
仅仅几年工夫，除了大中里，还有东西斯文里、慎馀里、褒德里、余庆里、师善里、积善里、公和里、董家渡.....等一大批石库门在他镜头前相继消失。“有时在石库门废墟上，我还会去翻寻以前的搪瓷门牌，一块门牌就是一个故事。”郑宪章感慨道。
与石库门居民打成一片
“如果拍石库门一直是用长焦镜，或偷拍，说明还没有跟他们融为一体，这是无法拍出好照片的。”郑宪章说道。正如著名摄影师罗伯·卡帕那句名言，“如果你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靠得不够近。”而郑宪章不仅走进了石库门，还与居民们融为一体。
寻访石库门，郑宪章最满意的就是拍了很多石库门里的人。但是拍人物比建筑难得多，需要很多沟通。郑宪章明白要拍好照片，必须拿出诚意跟石库门里的老百姓交朋友。碰到一些做小生意的百姓，就时常买点他们的东西；有时甘当免费摄影师，把照片印出来送过去，给他们一个惊喜。正是通过这些“小恩小惠”，郑宪章居然和他们打成一片。
2013年腊月初一，鸿寿坊两位七十多岁的老人邀请他去家里拍。一推开门，郑宪章非常惊讶，这是一间仅有4平方米的房间，非常局促。而老人说，以前上面还搭了一个阁楼，再住两个人。郑宪章用超广角镜拍这个房间，于是有了这样一张珍贵照片。
拍照时，他靠在墙上，衣服上沾了灰，阿婆帮他掸掉，并说了一句话，“不知道能不能熬到动迁那一天，哪怕只能住一天新房也行啊。”郑宪章把照片和老人的话发在了上海企业家摄影沙龙的网站上。有人看到后，很感动，邀请两位老人除夕住五星级酒店。
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义山曾经说过：与其花精力去做外滩建筑申遗计划，还不如找几个典型的石库门群落，把它保护起来；石库门沉淀了上海人无数的记忆和历史，它是上海文化的符号。
郑宪章做不到这些，他能做的，是用他的相机，践行这一使命——让石库门在他的影像世界中获得永恒。
“石库门是我一生的选题，我不相信石库门会在我有生之年消失，如果真有这个情况，这将是这个城市的悲哀。”郑宪章这样表达他的执着。正所谓，纪实摄影要为历史存照、为城市留言，郑宪章一如既往用光、用眼、用情怀，继续他的石库门摄影。（供图/郑宪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