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读唐诗宋词,发现不少文人墨客都有自己偏爱的字眼,而这个字眼,也可以视为他们的人生关键词。

  譬如,诗仙李白不管何种境遇都离不开酒,“酒”便是他的常用字眼;诗佛王维晚年隐居辋川,参禅礼佛,“空”字时常在他诗文里出现;一代词宗李清照将花草视为情感投注的对象,“梅”更是她诗酒人生的暗香线索……

  不同的个性,造就不同的诗词风格,也谱写出不同的诗情人生。

  如果非要举出一位最喜欢的诗人,苏轼便是我心目中的男神。

  他的无限魅力,不仅在于诗词的豪放不羁与清幽和婉,也在于“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深情款款,更在于人格修为上的乐观豁达与逸怀浩气。

  尘世一遭,一个人可取得的最高成就,并非功名有多大,或者财富有多少,而是将自己的精神提升至最高境界。

  不知在哪里听过一句话说:苏轼是在苦难之中完成了自己的一个人物。

  最近又读苏轼文集,不期然发现,“闲”,是他常用的一个字,出现在不同阶段的作品中。

  连贯起来看,在这一个个“闲”字背后,是他各种苦难与坎坷的人生,苏轼却用不可救药的乐天与始终如一的自持完成自己,实现自我,在俗世尘埃里妙笔生花。

  正如董卿在中国诗词大会上提到苏轼时所说的评语——在最低的境遇,活出最高的境界。

  有人说,苏轼是个矛盾体。之所以矛盾,是因为在他身上,既有儒家的入世之志,又有道家的出世之心。

  很多人在这两条道路上非此即彼。苏轼的了不起,就在于将两者有机融合,并行不悖。

  在古代,读书人都怀有建功立业的志愿,苏轼也不例外。

  他出生在一个文化气息浓厚的家庭,在身为文学家的父亲苏洵影响下,博览群书,以待厚积薄发。

  所谓先成家后立业,18岁那年,父母为他娶老家姑娘王弗为妻,而后与弟弟苏辙结伴同行,进京赶考。

  那真是风华正茂,挥斥方遒,抬眼“大江东去”“谈笑间,墙撸灰飞烟灭”,对于未来有远大的抱负。

  然而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总是骨干的。在当时党争冲击下,苏轼的保守思想并未获得执政者的青睐,加上“如食在蝇,吐之为快”的性格,让其受到其他在朝官员的排斥。

  因此,尽管苏轼用心入世,很多时候却是无能为力,不是遭受贬谪,就是走在被贬谪的路上。

  熙宁七年,苏轼38岁,他第一次到杭州任职。当他知道弟弟在济南上任后,为方便见面,马上上书请求到密州(今山东诸城)任职。获得朝廷批准后,他赶往密州。

  途中,孤馆青灯相伴,耳闻野店鸡号,不禁回想起当年与弟弟在京城赶考的往事,对照凄惨现实,有感而发,执笔写就一首《沁园春》,其中写道:

  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

  致君尧舜,此事何难?

  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

  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

  这算是苏轼的自我安慰,也是与弟弟共勉。他说,我们有妙笔文思在手,有万卷诗书在胸,要想辅助君主治国平天下,并非难事。

  只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活着,一切才有可能。

  四十不惑,男人一生当中的最盛阶段,仕途上颇为不顺,贤内助王弗离开他已有十个年头。回首往事种种,怎能不让他“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一个“闲”字,既有对官场碰壁的无奈,也是对现实无奈的不在意,与失意面前不改生活志趣的持守。

  继而,苏轼到了他人生的转折点。

  元丰三年,44岁的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而入狱,最终死里逃生,被贬黄州。

  网上流行一句话: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苏轼便是如此。

  到了黄州,他躬耕东坡,从此自号“东坡居士”。

  在黄州,苏轼带领家人建雪堂、开挖鱼塘、筑建水坝,与这里的乡邻打成一片。

  为改善家人伙食,他还因地制材,研究发明了东坡肉、东坡羹这些苏记佳肴。

  日子艰辛,物质匮乏,经济上更是捉襟见肘,苏轼照样将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活色生香。

  白日劳碌,夜晚他便享受一个人的明月清风。彼时的苏轼,或许更接近真实的自我。

  有一年,某个秋夜,他正准备脱衣睡觉,看见月色正好,兴之所至,出门散起步来。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他又去附近的承天寺寻友人张怀民,然后两人一起在庭院里、在月色下散步。情之所至,他写下一篇《记承天寺夜游》: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不足百字,我认为它是古代文坛上最美最干净的小品文。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的那个夜晚,之所以从苏轼人一生当中成千上万个夜晚当中里凸显,多年后仍能从他记忆中跳脱出来,并非当时寻常时空的晴朗月色,而是因为有他这样的闲人,更有张怀民那样的志同道合者。

  闲情逸致已属难得,能在人生低潮时,以闲心意趣去领略自然大美,更是可贵。那份美,便是对生命最好的馈赠,也是诗意的处世美学。

  谪居黄州期间,苏轼经常在酒醉饭饱后,登上临皋亭,赏着白云左绕、江水右回、峦壑岔入的景致,自觉自在。

  对此,他给友人写信时说道:“江水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悠闲的生活始终需要一个怡静的内心,乐天旷达的观念和尽情欣赏大自然的胸怀。这种淡然,鲜有人及。

作为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读书人,苏轼始终怀有兼济天下的用世之心。所以,他并非执着于归隐山林,在看到希望时,他并不放弃。

  谪居黄州四年结束,先后在常州、登州、京师任职。随着宋朝新旧法之间的党争,苏轼也不断地在官海里沉浮起落。

  元祐元年,苏轼已近知命之年,他迎来仕途中短暂的好运——倾向旧法的宋哲宗继位后,苏轼被召还朝,官职升至翰林学士。

  如今,苏轼再次得势,他的盛名与所获得的广大崇敬,自然引起政敌的怨恨。他们开始群起攻之,试图故伎重演,再次以乌台诗案那样的套路将苏轼置于死地。诬陷未果,官场的倾轧与斗争,却让苏轼深感厌倦。文由心生,他写了一首《行香子.述怀》:

  清夜无尘。月色如银。

  酒斟时、须满十分。

  浮名浮利,虚苦劳神。

  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

  虽抱文章,开口谁亲。

  且陶陶、乐尽天真。

  几时归去,作个闲人。

  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

  苏轼的与众不同,就在于他能将儒家的入世与道家的出世进行调和,正因为这份调和,让他在仕途失意的时候并不落空——他可以回归诗意的精神家园。

  这种调和,并非单调的消极,而是“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的超然物外,是“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的宠辱不惊。

  归园田居,作个闲人,可以说,是苏轼一生的愿景。

  所以行至晚年,才有那么两句诗,用来自嘲地概括人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青年丧妻,中年丧子,仕途总是不顺。在这些不同打击下,自然抚慰着他内心创伤,让他在此江南名胜久坐,徐行,悟彼良自咍。

  关于做人的境界,有两句话,我觉得用在苏东坡身上恰如其分:以无生之觉悟做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心境过乐观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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