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灵与肉的“再教育”经历

文/杜成纲

很多人一提起知青，就会用偷鸡摸狗来形容比喻，其实那是一个天大的误解。应该承认有那样的人，也有那样的事情。不过那时绝大多数知识青年，都是怀着一颗纯真的心，一种虔诚的信仰前往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希望在与贫下中农的共同生活中，把自己打造成红色的下一代，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难忘南山挑煤

1971年6月22日，在烈日底下，我挑着粪桶穿行在已经一人多高的玉米地，粪尿溅了一身不说，而更恼火的是在包谷林里施肥，裸露着的手臂被那锋利的叶子割开东一条西一条的血红口子。回到家里，在日记上写下“烈日粪尿何所惧，谷叶似刀更无畏，肩挑粪担轻悠悠，你追我赶精神贵。”的诗句。其实，挑着担子的肩膀如果不跑快一点，谁都受不了的！

最难忘的是到南山去挑煤。清晨2时左右，在邻里社员的呼唤声中，我从床上爬起来，顶着夜幕开始前行，目标是远在约30多公里之外的南山小煤厂。

时值盛夏，虽然经过了一夜的降温，可是石板小路两边的水田里还在冒着腾腾的热气，给人一种如坐桑拿的感觉。此时虽然睡眼惺忪，却脚步跟着脚步，紧赶慢赶地跟着五六个社员的脚步，只为了赶在中午前买到烟煤。如果去晚了，要排队等候，无法赶回就只有在那山上过夜。

终于在中午时分赶到位于一半山腰的小小煤厂。那也叫煤厂吗？一米左右的方形木框支撑着矿道，用木方固定的两条路轨伸向漆黑的坑洞里，工人卷曲着整个身子，佝偻着推着木板钉制的车子往前爬去。我们几个同学出于好奇，也跟着钻了进去，可头上没有汽灯，只是借着微弱的火柴光儿，躬弯着身子爬了进去，上下左右到处都是黑漆漆的石头，躬身爬行十多米远就再也不敢进去了。

虽然我们起来那么早，紧赶慢赶，还是迟到了，还是只有排队等候。一直等到下午天黑之时，才从刚刚出洞的煤黑子（当时社员对浑身被染得黢黑，只看见两个眼珠转动的煤矿工人的称呼）的煤车中买到乌黑的烟煤。回家已经不可能，只好在这山上夜宿了。

捡来山上到处散落的枯枝败叶，搭起三角架，引

燃煤矸石，那可是太多太多，不要半毛钱的。煤矸石火堆发出红彤彤的火苗。虽然白天气温达到三十七八度，可是，这夜晚的山中，穿得单薄的我们，在呼呼的山风之中，前面烤糊了，背心凉透了。大家围坐在熊熊燃烧的火堆前，时而睡着，时而惊醒，默默地承受着从未体验过的艰苦的生活。

虽然挑粪、割麦、挞谷等体力活力也干过了，可

是当七、八十斤的煤担子压在一个十六七岁少年的肩头，腿儿打着闪闪，腰背扭得酸痛，晃悠悠地一步又一步艰难行进的时候，那才真正体验到什么是真正的苦？

肩头红肿的疼，只得不停地换着左右肩膀，两腿如铅之重，走上几十米就打一下杵。特别是经过的那每一道上梁，每抬一步腿脚，都是打着顫颤，涨红脸庞，青筋裸露，一步一趋，几步一杵。杵棍撑着地下的那一刻，用肩头的毛巾擦擦这如雨直下的汗水，喘喘这上气不接下气的呼吸，更感到骄阳似火。汗水不断流进眼眶里，盐水浸渍眼睛好生的痛，用毛巾不停地擦拭着，多想休息、休息、再休息一会啊！

几十公里丘陵小路，那是一步步走过来，也必须一步步地走回去的。每当同去的社员在前面等着后到的我之时，总听到他们这样的告诫：老兄，你这样慢悠悠地走，可要走到何时？天黑的路更难走！没有办法只有咬紧牙关，拚命赶路。

中午时分，就用随身携带的煮熟的红薯与洋芋干

粮填饱肚皮，以支撑体力的消耗付出。

清晨从山上的煤窑子出发，到下午太阳快落坡的

时候终于回到家里，卸下肩膀上的担子，感觉到浑身像瘫了似的，一头栽在床上，再也不想起来了。

一次成功的“追捕”

一天上午，一名知青与同学一道回来的时候，看见自家的大门已经歪斜一边，床上的被盖、柜子里的衣服、蹬箱里的玉米等东西已被悉数洗劫一空，今后这日子怎么过？

从围观看热闹的农民那里，很快知道了附近就有几个出名的盗贼（小偷）。而知青同学们闻讯后，很快就从四面八方集结到了公社，20多人找到了公社领导，要求追查这破坏知识青年下乡运动的罪魁祸首。

“你们想怎么办，你们这是集体闹事，这样能够解决问题吗？强盗要慢慢查嘛，怎么可能一下子就找到？”当我们提出很多社员反映附近就有名声在外的强盗是否可以作为线索进行追查时，公社书记的话语严厉而带有命令的语气：“你们不得胡来，如果出了事情，你们自己承担责任！”听见这样的指示，在小小青年人的心里感受到的是领导的无能与人情的冷漠。

作为知青，我们什么都没有，虽然在伟大领袖那儿，我们是红色的接班人，可是，真正在农村却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一个群体，是争夺社员口粮的外来户。我们有什么值得牵挂与担心的呢？什么也不怕，什么也不顾。上级不管，我们自己追捕，很快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

决心一下，只见20多个不到20岁的年轻人，在田间地头形成了一股颇具威慑力量的浩荡队伍，首先直奔第一个线索——一个名叫张某某的惯偷，10里地外的农家大院，径直闯入了那家大门。

那惯偷家的10多个人眼睁睁的看着我们的队伍进入他们的家中而不敢半点阻挡。我们不可能仔细搜查，只简单地翻了翻箱柜，看看有没有我们被盗的东西。失望、失落一个接着一个，在那“棒老二”的此起彼落的骂声中，我们没有拿走人家的一点儿东西，只是灰溜溜地狼狈离去。

又开赴第二个线索点，又是10多里地路程，大家信心十足，在下午2时左右，又找到了第二个惯偷的家里，这一家没有那么富裕，结果仍然又是失望与失落，我们再次灰溜溜地离开逃走。

还有第三个线索，还去不去呢？很多同学已经失去了信心与热情，关键是还要走一个多小时，还需付出腿脚的辛苦，还可能要经受那些辱骂与失落。大家激烈争论着，意见终于统一了：绝不放过任何一点的线索，必须追查到底！

浩浩荡荡的队伍又开赴更远更远的未知数。

那是一个小小山坡上的孤零零的小屋，真正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当我们进到屋里的时候，那贫穷的样子真的叫做惨不忍睹，家里只有一个不到10岁的小女孩，破褴衣衫勉强遮挡着瘦弱的身体，稚气的脸上布满惊恐。

当一个同学打开一个柜子的抽屉之时，看见里面有三把电筒。一个穷家庭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电筒？被盗同学的心脏一下子加速了跳动，他仔细地查看着只有他自己熟悉特征的每一只电筒，有了，他激动的大叫起来：“找到我的电筒了，找到我的电筒了。快抓强盗，不要让他跑了！”

同学们蜂拥出大门，询问那小女孩儿：你爸爸在哪里？原来那屋子的主人、名声在外的惯偷就在田头干活。

追，大家向坡下的地里追去，可是赶到几百米外的社员劳动的地方，地里干活的社员说：盗贼看见我们进了他的家门就闻风而逃了。

20多个同学追赶了好几根田坎也不见其踪影。只好重新回到那小屋，重新搜寻还有没有被盗的物品，可是除了少数的一点大米和挂在梁上的好几块腊肉，别无一点儿值钱的东西了。

大米与腊肉都成了我们的“战利品”，漆黑的夜里，在一个同学家里的煤油灯光的照耀下，大家一起动手，煮米饭、洗菜，平常煮猪草的大铁锅里煮着那缴获的几大块腊肉，那一股肉香，那一餐的丰盛，叫我们这些几个月不见一点油水的小青年好幸福好幸福，美美地饱餐了一顿。

1605，我永远记得的数字

我在死亡线上走了一回，让我永远记住了1605这个农药名字。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当棉花开始结蕾的时候，近一米高的棉花需要打农药杀灭棉蛉虫。在那骄阳似火的三伏天里，我头戴草帽，背着喷雾器，手拿喷雾枪从棉田的这一头打药到那一头，赤裸的上身搭上一条擦汗的毛巾，穿行在浓郁的棉田枝叶里，浑身都是汗水与药水的混合味儿。太阳快落坡了，我的任务也完成了。虽然浑身臭哄哄的，可往堰塘里一滚，好像什么都洗掉了似的。回到家里，我却感到一阵阵的心慌气短，不一会儿就大汗淋漓，接着呕吐不止，似乎肠胃都要吐出来了。

一个社员到我屋串门，看见我浑身的潮红，汗如雨下，呼吸急促，立即大呼：你农药中毒了。接着他叫我全身涂抹肥皂，接着又叫我再次跳下水塘，希望以水来洗去我身上的农药。

一遍又一遍的如此折腾，可我的症状却没有丝毫减轻，而且呼吸越来越急促，呕吐越来越严重，神志越来紊乱，意识越来越迷糊。

天慢慢黑下来了，我被社员们安放在屋外院坝中的一块木板之上，朦胧地感觉到很多社员都围坐在我的旁边，不停地用肥皂水帮我擦着身子，而我还是痛苦地抽搐着，汗水好像没有个完，却又感觉着阵阵的发冷。虽然煤油灯在我的眼前闪烁，可慢慢地，我眼前社员的脸庞变得越来越模糊。我知道，我的眼睛瞳孔放大，我快看不见东西了。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好像已经快要走向生命终点的时候，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几个人在激动地说话，屁股上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这一针让我永远记住它的名字，阿托品。这一针也神奇地挽回了我的一条小命。

而更让我记住的是一个叫黄学强的农民弟兄，是他跑了十多里地从公社的卫生所，在半夜三更里请来了医生，在凌晨三时左右，在我进入弥留之际，把我从死神的大门口拉了回来，才有了我以后这40多年的生命旅途。

当第二天天亮的时候，我也好像从梦中醒来一般，浑身瘫软，不过似乎已经意识到，那身上的恶魔已经远我而去了。听医生讲，如果再耽误一个时辰，我就命归西天了呢。这差一点要我小命的东西叫“1605”，盛装此农药的瓶子上有一个吓人的标志符号——骷髅。现在农村好像也禁止使用此巨毒农药了。

那一夜生命的挣扎轮回，让我永远感谢为拯救我生命而跑了十多里山路的社员，永远感谢那些为了我而熬更守夜担惊受怕的农民弟兄。让我对他们送去心中最真挚的感激与祝福！

茅草房子的折腾

每当与同学R回忆起我们从三汇大坝建筑工地回到知青家的情景，情绪就禁不住一阵激动，不是因为当时遇上了什么高兴的事情，而是我们经历了从来没有见过的场面，几十年后的今天想起，还是那么惊心动魄。

那一天，当我们打开一个多月没有入住的茅草房门的时候，从外屋走进小小的偏房，只见一大笼焚烧之后的柴草灰堆砌在屋角，那是作为钾肥用的（生产队在我坝上劳动之时，对我空屋子的临时利用）。当时并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而我们拿着扫帚准备打扫屋子时，令人惊恐的一幕发生了。

从灰堆里、从床铺上、从柜子边、从屋子的每一个角落，如千军万马般，密密麻麻飞腾起数不清的跳蚤，向我们扑来。顿时，我们全身都爬满了那小小的虫子，叮咬着我们所有露出的皮肉，还深入到我们的衣服的里层。我们惊得飞快逃出屋子，拿出百米冲刺的速度，在第一时间冲向百米开外的堰塘，一边跑一边飞速地脱掉全部的衣裤，“扑通通”赤条条地跳进水里......

那一天是1971年4月27日。不过，此事并没有结束，可能是“不占白不占”的心理作祟，一个毫无人情味的队长便打起了长期占用我住屋的主意。

翻开1971年5月17日的日记，里面有这样的文字：“每（白）天，黄牛的喘息声、箩柜的撞击声震聋了我的耳膜；夜里，黄牛细细的吃草咀嚼声、呼吸声，伴我度过另一个世界的生活。谁会料到，我也有和牛同住一间房，同在一起生活的历史。”

那是从三汇大坝回来不久，队长与我谈话，要求我腾出一间屋子以无偿提供，作生产队的磨坊生产干面之用。日记上写道“既然生产队没有同我商量，就开会决定了的事情，难道我一个人能够挡得住集体的行动？就算能够阻止得了，但我今后的影响和与生产队社员群众的关系，后果是不难想象的……因我的关系（原因）致使生产队的面房不能开成，这将触及集体及社员的切身利益……”

虽然十分的委屈，但是为了今后的生存，只好强压心中怒气，像一头关进笼子里的困兽，只有任人宰割的份儿了。

从此，每天下工回家就看见屋子的中央，小牛倌挥动着鞭子驱赶着喘着粗气的黄牛，黄牛颈上的木枷和绳索牵引着巨大的石头磨盘，迈动着混合着糞便与污泥的牛蹄，一步又一步，默默转着圈儿，碾出麦面。

在屋子的一角，就是我的厨房，拉着风箱，煮熟红薯玉米羹，一边伴着一堆堆牛粪的“香味”，就着食盐，狼吞虎咽地填饱肚皮，赶走饥饿。晚上，则在那茅草房的小小偏屋里，伴着外屋黄牛吃草的咀嚼声和喘息声，度过了那一个又一个的漫漫长夜。

好在下乡之时带去的自装收音机发出的电台广播，可以响彻在我与黄牛生活的小屋，伴过度过山乡里那一个又一个的清冷与寂寞。

这件事情是非常不合理的，因为用国家拨付的经费为知青建造的茅草房，使用权是我的。可是遇上一个心胸狭隘自私的小人从中使坏，遇上了一个不懂得政策与人情的队长，叫我无言以对，只好自认倒霉。前次回去的时候，听说那一个小人因为在外打工，偏好嫖娼，很早就命归西天了，这也许就是报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