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506年，伍子胥为报父兄之仇助吴王阖闾攻破郢都，楚昭王携家眷仓皇出逃弃都避难，落脚郧地却差点遇害，最后逃到随国。
吴国军队包围随国，要求交出楚昭王。随人却断然拒绝，还配合秦军助昭王复国返都，“楚人德之”。
随国与楚国的关系可见一斑。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随国史，就是一部随楚关系史。
而随楚“不解之缘”的缔结和坚定倡导者，就是此前二百多年的随国大夫季梁。其理论基础也是他当时提出的“修政而亲兄弟之国”的政治主张。
与强楚相比，以随之小只能算是“弹丸之地”。因此虽然季梁当时即有贤名，并且辅佐随侯使随国成为“汉东大国”（汉水以东最大的姬姓诸侯国），但史料中却对他记载不多，在《左传》中更是仅有两处。
鲁桓公六年（前706年），楚武王率军侵犯随国，两军在瑕地相持。武王派人要求议和，随国派出少师前往主持议和。
辅佐楚武王出兵的是楚国令尹斗伯比，他以敏锐的政治家眼光，对楚国的军事行动进行了反省。他认为盲目的扩充军备和宣扬武力，会迫使邻近的小国跟随国联合而与楚国为敌，因此建议武王把军队摆出一副窝囊的样子，给一向狂妄自大的少师造成错觉，从而进一步让楚国东进主要障碍的随国骄傲与膨胀，以离散其与周边小国的关系，再寻机各个击破。
于是武王故意损毁军容，接待少师。少师果然中计，请求随侯追击楚军。随侯急于出师，季梁赶忙加以劝阻。
他从楚人求和与“羸师”的假相，已了然楚军的诡计——得天时而强大的楚军表现出疲弱，正是要诱骗随国上当。他指出，自古以来小国之所以能抗拒大国，所依赖的是小国得道而大国淫暴：
“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君王常思利民为忠，祝史据实祭告为信。
对于随侯和随国的现状，他在忧虑与激愤中一针见血：
“如今百姓还在挨饿，君王却纵情享乐，而祝官史官在祭神时虚报功德，这样的小国如何能够抗拒大国？”
随侯仍以供品丰盛纯正而取信于鬼神进行辩解，季梁于是发表了奠定其哲学思想的精髓论断：
“夫民，神之主也。”
民为神主！这一哲学命题的提出前无古人。
他认为，一个圣明的君王应该首先把百姓的事情办好，然后才是致力于祭祀鬼神。祭祀时牺牲肥硕完整，只是向神表明了“民力之普存”；黍稷清净丰盛，标志着“其三时不害而民和年丰”；把甜美芳香的美酒献给神，象征着“其上下皆有嘉而无违心”。对于随侯的供品“馨香”，他也一并归功于举国上下讲求德性而没有谗言和邪行。
接着，他向随侯提出了“务其三时，修其五教，亲其九族”的施政方针，指出如此才能“民和”，才能“神降之福”，才能在施政过程中“动则有成”。反之，如果“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只靠祭品丰富，“何福之有”？
对于内政外交，对于随侯如何“庶免于难”，他的建议也是随国立于诸侯之林的总纲领：
“修政而亲兄弟之国。”内修国政，外结睦邻。
正是这一纲领的贯彻和延续，不仅使其时“楚不敢伐”，还让二百年后楚昭王免于变身“吴囚”！
但是，季梁的施政纲领在随国的执行可谓困难重重。两年后的前704年，楚人从随侯对于少师的宠信中找到了机会，加之随没有参加楚君的“沈鹿会盟”，楚武王再次亲自率军讨伐随国。
季梁先后提出了“弗许而后战”以激励士气、“无与王遇”以避实就虚的军事思想和作战方案，均由于少师的阻挠而未被随侯采纳，终于在速杞交战中大败。随侯逃走，斗伯比俘获了随侯的战车和车右少师。
根据其它文献记载，同样由于随侯对季梁的治国方略多有违逆，前690年随国对楚的青林山之役还有一次惨败，致季梁郁郁而终。
但这两次终败于楚的战争结果，却均是楚军忌惮季梁的存在，从而与随国订立了盟约而归。这些盟约，正是日后随人拒绝交出楚昭王时所言“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中的盟誓。
然而，让后世记住季梁，更多的还是因为他的历经千秋仍熠熠生辉的“民为神主”思想。
史家公认，中国的民本思想源于《尚书》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与“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季梁的民“主”，比《尚书》标榜的民“本”岂止进了一大步，他破天荒地确立了“民”对“神”的主宰地位。在那个时代，他已明确警告统治者：“如果民心背离，鬼神要降福也无能为力！”
只是后世的统治者，或者不能正视现实，或者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对“天命神权”这一神圣光轮不断标榜和涂抹修饰。然而，站在历史的每一个转折点上回望，历朝历代一次次的“造神”运动，何曾抵挡得过滚滚向前的时代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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