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语言的奇迹和暴政
用言语把你的悲伤倾泻出来吧！无言的哀痛是会向那不堪重压的心低声耳语，叫它裂成一片一片的。
——威廉·莎士比亚，《麦克白》
我们几乎不能容忍看见。阴影也许携带着那些我们尚未体验过的、生命中最好的部分。去你心中的地下室、阁楼、垃圾箱，在这些地方寻宝。找到那些你没有喂食喂水的动物。这就是你！这个被忽视了的、被流放了的动物，极度渴望被关注的，这就是你的一部分。
——玛丽安·伍德曼（Marion Woodman），在斯蒂芬·寇培（Stephen Cope）的《你生命中最好的事》（The Great Work of Your Life）中引用。
在2001年9月，包括美国卫生部、辉瑞制药公司、纽约时报公司基金会的几个部门组织了一个专家小组，为因为“9·11”事件而受到精神创伤的人推荐治疗方式。因为很多被广泛使用的创伤干预方式从未在普通群体（对应于那些寻求精神病帮助的群体）中进行仔细的评估，我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来比较各种不同治疗方式的效果。然而，我的同事们比我保守得多，于是，经过了漫长的审议，专家小组只推荐了两种治疗方式：精神分析取向的治疗和认知行为治疗。为什么推荐精神分析取向的治疗方式？这是因为曼哈顿是弗洛伊德派精神分析的最后重镇之一，如果排除精神分析取向治疗，就意味着将大量当地的精神卫生工作人员排除在外，这是不合时宜的。为什么推荐认知行为治疗呢？因为认知行为治疗可以分解为一些确切的步骤，而且可以将之“手册化”变成固定的程式，这是学术研究者们最喜欢的治疗方式，而学术研究者的意见们是不可忽视的。这些推荐经过许可之后，我们耐心等待纽约人来到他们治疗师的办公室。然而几乎没有人出现。
当年在格林尼治村圣文森特医院（现在这个医院已经不存在）的精神科主任斯宾塞·厄斯医生很好奇这些幸存者都如何寻求帮助。在2002年早期，他和一些医学生对225名逃出世贸双子塔的幸存者进行了一项问卷调查。他们向这些人询问，最能帮助他们克服这些灾难性经历的方式是什么。这些幸存者们提到针灸、按摩、瑜伽、EMDR1。在救灾人员之中，按摩是最常见的回答。厄斯医生的调查表明，最有效的干预方式专注于缓解由于创伤引发的身体痛苦。幸存者的选择和专家推荐之间的差异令人着迷。当然，我们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幸存者最终选择进行传统的心理治疗。但大众明显对谈话治疗的兴趣缺乏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谈及创伤性经历的好处是什么？
14.1不能说出的真实
治疗师对于谈话缓解创伤的能力带有不可动摇的信念。这一自信可以推回到1893年，弗洛伊德（和他的导师，布洛伊尔）写道：“我们一旦成功地将那些会激发事件发生当时感情的记忆恢复、让病人以巨大的努力将事件的细节尽可能以语言方式描述出来，（创伤）立刻以及永久地消失了。”2
不幸的是，这件事没有这么简单：创伤性事件几乎不可能将它变成语言。不仅仅是对那些PTSD患者；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这都是一样的。“9·11”事件在一开始的记忆都不是故事，而是图像：人们惊慌失措地跑在大街上，他们的脸上都盖着灰；飞机撞向世贸中心1号塔；空中的小点儿是人们手牵手跳下楼。这些场景在我们的大脑和电视屏幕上不断重复，直到时任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和大众媒体帮助我们创造了一个可供自叙和分享的故事版本。
在《智慧的七柱》（Seven Pillars of Wisdom）中，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写道：“我们都知道，当痛苦太尖锐、悲伤太深、狂喜太强时，我们都不太容易记住这些感受。当情绪处在高峰时，我们的心灵会窒息，我们的记忆会出现空白，直到环境恢复平淡。”3创伤让我们处在惊诧当中，而只有脱离这种状况，我们才能仔细地、一点点地用语言将时间拼凑起来，直到整个事件出现。
14.2打破沉默
早期的艾滋病社群运动提出了一句有力的口号：“沉默等于死亡。”对创伤保持沉默同样导致死亡——这是灵魂的死亡。沉默强化了创伤毫无怜悯的孤立。能够向另一个人叙述自己的创伤，例如说出“我被强暴了”或者“我被我的丈夫殴打”或“我的父母认为这些知识管教，但其实是虐待”，或“自打我从伊拉克回来，我就失去了信心。”这些都是治愈开始的信号。
我们也许认为，我们可以控制保持沉默带来的悲伤、恐惧和羞耻感，用语言叙述时，也有可能给我们带来另一种控制感。在《创世纪》中，亚当最初被要求负责地上的动物王国时，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所有的生物命名。
如果你曾受过伤害，你就需要了解以及说出过去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我从个人经验中了解到这一点：如果我不能明白事情原委——父亲其实是因为各种小孩子犯的小错误而把我关在房间里——我就会长期担心自己被放逐、被抛弃。只有当我能说出这个小男孩的感受，只有我能谅解自己当年的恐惧和顺从，我才能开始享受与自我的陪伴。感到被倾听和理解会改变我们的生理状况；能够表述自我复杂的感受、了解自己的感觉，让我们的边缘系统产生一种“恍然大悟”的感受。相反，沉默和缺乏理解会扼杀灵魂。或者，正如约翰·鲍尔比形容的那样：“不能告诉母亲的事情就不能告诉自我。”
如果你向自己隐瞒年轻时曾被叔叔性骚扰的事实，你就会很容易在面对刺激物时变得和暴风雨中的动物一样：全身都在响应着代表“危险”的激素信息。在缺乏语言和语境时，你的意识会被局限于：“我很害怕。”但是，为了保持冷静，你很可能回避一切会让你模糊地想起创伤的人或事物。你也许也会在压抑和紧张，或爆发之间切换——但你完全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你必须不断地向自我隐藏和抑制信息，你的全部身心都处在与自我的战斗中。隐藏你的核心感受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榨取你的追求有价值目标的动力，让你感觉到无聊和冷漠。同时，压力激素在你的体内积累，让你感到头痛、肌肉酸痛、影响你的肠胃问题和性能力——这一问题很可能让你感到尴尬，而且伤害你周围的人。只有当你能识别出这些反应的源头，你才能开始运用你的感觉，去发现那些需要立刻关注的问题。
忽视内在现实也会侵蚀你的自我、身份和目的。临床心理学家埃德娜·福阿和她的同事们建立了“创伤后应激认知能力测量量表”（Posttraumatic Cognitions Inventory），以测量病人们的自我认知4。PTSD的症状通常包括这样的自我认定：“我觉得我的内心已经死了。”“我再也不能感受到正常的情绪。”“我每况愈下。”“我觉得自己像一个物品，而不是一个人。”“我没有未来。”“我觉得我再也不认识自己了。”
“关键是你允许自己了解那些你已经知道了的事实，而实现这一点需要巨大的勇气。”越战退伍军人在《打仗是怎么一回事》（What It Is Like to Go to War）中，作者卡尔·马兰提斯回忆了他还是一个优秀的海军陆战队成员的事实，也面对了他在自己内心中发现的可怕分裂：
“多年来，我都没有觉察到这一分裂是需要治疗的，而且没有人在我复员后跟我说到这一点……为什么我认为自己体内只有一个人呢？……我的一部分喜欢伤害、杀戮和折磨。这部分的我不是全部的我。我也有其他正好相反的成分，而且我也为这些自我的部分骄傲。那么，我是一个杀人者吗？不是，但我的一部分是。我是一个虐待者吗？不是，但我的一部分是。我在阅读报纸上有关虐待儿童的消息时，我会感到恐惧和悲伤吗？是的。但我是否也被这个消息所强烈吸引呢？”5
马兰提斯其实在告诉我们，他的康复之路是学会叙述事实，尽管事实是残酷的、痛苦的。
在缺乏终极意义的受苦中，死亡、破坏和悲伤需要不断找到合乎情理的理由。然而，缺乏终极意义其实是在鼓对意义的创造、修复和填补。6
“我从未能向其他人倾诉过我的内心。所以我多年来一直在驱散这些图像。当我开始想象作为一个孩子的感受时，也许是我自己的孩子，我才开始重组我的这些互相分散的经验。这么做的结果是无尽的悲伤和治愈。整合悲伤、愤怒和一切在这些情绪之上的行为，应该是所有亲眼进行过杀戮的士兵的标准培训课程之一。这不需要高深的心理学训练，只需要建立一些小组，让小队或排中的成员接受几天的领导力训练，鼓励人们倾诉。”7
看清恐惧，并且将这些感受分享给其他人，让你重新感受到作为一个人类成员之一。当那些我治疗过的越战退伍军人开始参与治疗小组，并在小组中分享他们目睹或参与过的战争暴行后，他们告诉我，他们开始可以向他们的女朋友打开心扉。
14.3自我发现的奇迹
在语言中发现自我依靠顿悟，即使仅仅是寻找语言来描述内在感受，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海伦·凯勒（Helen Keller）描述她“在语言中出生”8的过程是如此动人。
当海伦19个月大、刚刚开始学会说话的时候，一场病毒感染夺走了她的视力和听觉。这个可爱的小孩变得失明、失聪，又无法表达，成了一个无法驯服的孤立生物。经过了5年的孤独，海伦的家人邀请了一名半盲的老师，安妮·莎莉文（Anne Sullivan）从波士顿前往阿拉巴马的一个村子，给海伦当家庭老师。安妮立刻开始教海伦手语字母，在她的手心一个个字母地拼写出单词。但在取得这些进步之前，安妮花了10个星期才成功走进了这个野孩子的心。这件事发生在这样一个场景中：安妮把海伦的一只手放在水泵下，然后在另一只手的手心上拼写“水”（water）这个字。
海伦后来在《我的生活》这本书中回忆：“水！这个字惊醒了我的灵魂，让我的灵魂苏醒，充满了朝气……在那天之前，我的心灵是一间黑暗的密室，等待着语言的进入，思考带给我光明。在那天，我学了很多字词。”
学会物品的名字，不仅让她能在内心中创造性地表达周围看不见、听不见的现实世界，而且，她找到了自己：6个月之后，她开始使用第一人称：“我”。
海伦的故事让我想起我在医院见到的那些受到虐待的、反抗的和不能沟通的孩子。在学会语言之前，海伦是一个迷茫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孩子——她回顾过往时，把自己称为“幽灵”状态。事实也是这样的，我们的孩子只有发现了他们自己，感觉到足够安全，可以沟通他们发生的事情时，他们才可以摆脱“幽灵”状态。
在海伦之后出版的一本书《假如给我三天光明》（The World I Live In）中，她继续描述了自我的成长：“在我的老师到来之前，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我生活在一个不存在的世界中……我也没有智力……我可以记住周围的事情，不是因为我知道那是什么，而是我因为我有触觉记忆。我从来没有用我自己的头脑发展过思考这种行为。”9
海伦的“触觉”记忆——也就是仅仅通过触摸来记忆——是一种不能被分享的记忆。语言可以打开参与社群的可能性。在8岁时，海伦和安妮一同来到波士顿的帕金斯盲人机构（这个学校是沙利文自己接受训练的地方），海伦第一次能够和其他孩子沟通：“天啊，这是多么幸福！”她写道，“可以自由地与其他孩子交谈！能够在广大的世界里无拘无束！”
海伦对语言的发现帮助安妮·莎莉文抓住了治疗关系的关键：找到语言去描述之前不能描述的经历，这样你就能与另一个人类分享你最深的痛苦和感受。这是我们所拥有的最深刻的经验之一，这种用语言对迄今为止不可言说的经验的回响——无论这些语言是怎样发现、说出、听见，都是一种对创伤的孤独性最根本的疗愈——特别是如果我们周围的人都忽略我们，或沉默不语时。充分沟通是创伤的对立面。
14.4了解自我或讲出你的故事？我们的双重意识系统
任何进入过谈话治疗的人，都会立刻面对语言的局限性。这在我自己的精神分析中也一样。我可以简单地谈及有趣的故事，但我也很快发现，我很难深刻地体会到自己的感觉，也很难立刻把这件事告诉其他人。
当我接触到那些最私密和我人生中最痛苦的时刻时，我常常感到自己面临着一种选择：我既可以在内心中再次体验以往的感受，或直接有条理地告诉分析师我想起了什么。如果我选择后者，我很快就会失去与内心的联系，反而专注于分析师对我的故事的意见。一丝疑问或判断都会令我失望，我也会将我的注意力放在获得他的认同上。
神经科学研究发现我们有两种自我意识：一种负责在长时间内维持我们的稳定性，一种负责在当前记录我们的意识。前者是一种自传性的自我意识，负责创造我们各种经历之间的连接，再整合成一个连贯的故事。这一系统根植于语言。我们的自述随着我们的讲述而改变，正如我们的观点随着我们吸收了其他信息而改变。
另一个自我系统——我们每时每刻的自我意识，是基于我们的生理感受而存在的。在我们感觉到安全而舒缓时，我们可以用语言来表达这一系统。这两种自我意识在我们大脑的两个不同部分，而且互相之间没有连接10。只有我们在内测前额叶皮层的自我意识系统可以改变情绪脑。
我过去带领的退伍士兵小组中，我有时会看到这两个系统各自为政。士兵们讲述着可怕的死亡和破坏，但我发现他们的身体同时表现出骄傲和归属感。类似地，很多病人跟我描述他们幸福的成长和家庭，但他们的身体却蜷缩着，他们的声音既焦虑又紧张。其中一个系统负责创造可以讲述给公众所知的故事，如果我们足够频繁地讲述这些故事，我们很可能会相信这就是有关我们过去的、全部的事实。但另一个系统负责记录另一种事实：我们的内在是如何体验这些事件的。我们需要接触、友好相处和重新建立连接的，是第二个系统。
最近在我的教学医院中，一组精神科住院医师和我一起，访问一位因为试图自杀而入院的有颞叶癫痫的年轻女人。住院医生开始询问她的症状，她服用过的药物，她几岁时获得癫痫诊断，她为什么试图自杀。她以一种陈述事实一般、枯燥乏味的语气回答：她5岁的时候就被诊断为癫痫；她失业了；她知道她一直待在家装病；她觉得她自己没有价值。出于某种原因一位住院医生问她是否受过性虐待。这个问题让我很惊讶：她没有表现出她有亲密关系或性方面的问题，我好奇这名医生的发问是否出于私人原因。
但我们的病人讲述的故事不能解释她为什么在失业之后崩溃。所以我问她，在5岁的时候被告知她的脑子里有一点儿问题，是一种怎样的感受。这个问题迫使她停下来思考了一会儿，因为她没有为这个问题准备过回答。她以一种抑郁的语调告诉我们，这个诊断最糟糕的部分是，在那之后，她的父亲就再也不想搭理她了：“他把我当作一个有缺陷的孩子。”没有人支持她，她说，所以她几乎只能完全依靠自己。
然后，我问她，对于这个刚刚被诊断为癫痫，而又被家人忽视的小女孩的感受。她没有因为她的孤独而哭泣，也没有因为她缺乏支持而感到生气，她严厉地说：“她是一个愚蠢、爱发牢骚和依赖人的小女孩。她本来就应该准备好，接受事实。”她的激情明显来自她曾充满勇气地面对她的问题，而这份勇气让她幸存了下来。我向她询问，她内心中那个吓坏了的、被抛弃的小女孩在因为疾病被家人抛弃时，面对孤独的感受。她开始啜泣，沉默许久后，她说：“不，她不应该被这么对待。她应该获得支持，有人应该照顾她。”然而，她马上开始自豪地告诉我们她的成就——即使她缺乏支持，她依然取得了很多成就。公开的故事和内在体验最终连贯地组合在一起。
14.5身体就是桥梁
创伤故事减少创伤的孤立感，因为这些故事解释了人们为什么感受到痛苦。他们希望医生进行诊断，他们就能将这些问题描述为失眠、愤怒、噩梦或者麻木。故事也可以让人们找到谴责的目标。谴责是一种人类共通的情感，帮助人们在状态糟糕的时候好受一点，或者，就如同我过去的老师埃尔文·塞姆拉德（Elvin Semrad）常说的：“憎恨让世界团结在一起。”但这些故事也模糊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创伤会彻底地改变人们：人们感到他们“再也不是自己”。
“再也不是自己”是一种语言极难形容的感受。语言演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分享“存在于外的事物”，而不是沟通我们的内在感受（而且，我们大脑中负责语言的中心距离我们感受内在的部位极远）。我们中大多数都更擅长于形容那些我们之外的事物，而不是我们自己。正如我曾经听哈佛心理学家杰罗姆·卡根（Jerome Kagan）说的那样：“形容我们最隐私的经历的这件事，就好像我们戴着一个厚重的皮革连指手套，潜到深井里拾起又小又脆弱的水晶塑像。”11
我们可以通过自我观察克服语言的无力感。我们身体的自我系统通过感觉、语调和肌肉张力让我们察觉12。如果一个患者告诉我们，他父亲在他8岁时离开家，我很有可能会打断他的叙述，问他：当他告诉我这个小男孩再也见不到他的父亲时，他的感受如何？他的身体上有怎样的感受？这些话激起你的身体内部感受、倾听你的心跳——当你跟随着你的内在视野来到你的内心深处，事情会开始发生改变。
14.6写给自己
还有其他方式可以接近内在世界的感觉。其中一种最有效的方式是通过写作。我们大多数都会在人们背叛或抛弃我们之后，以文字的方式倾吐内心的愤怒、谴责、悲伤和忧愁。这样做会让我们感到好一些，尽管我们不会把这些话真正地说出来。当你在为自己而书写时，你不需要担心人们的判断——你只要倾听你内心深处的声音，让这些声音自然地流淌出来。之后，当你重读这些信时，你会时常发现一些令人震惊的真实。
作为一个有用的社会成员，我们被期待“冷静”地对待日常生活事件，把我们的情绪让位给我们手头的事物。当我们和一些不能让我们完全感到安全的人谈话、我们头脑中的社交媒体编辑就会占据大脑，做好自我防御，随时准备着修改你的描述。写作不同。如果你让你的社交媒体编辑暂时消停一会儿，你的内心某处就会浮现出一些事。你可以自由地进入一种类似催眠的状态，你的笔或键盘成为了联系你内在的通道。你可以自由表达大脑中那些自我观察和内在叙述的部分，而不必担心你会得到的反馈。
在自由联想写作练习中，你可以书写任何主题（例如你的罗夏测试）来进入联想的溪流中。写下当你看到眼前的第一件物品时，写下你想起的第一件事情，然后持续不断地书写、重读或修改。柜台上的一支木勺子也许会让你想起祖母曾经用这根木勺来做番茄酱——或者你小时候被木勺打过。一代代相传的茶壶可能会把你的记忆带回遥远的过去，那些你已经失去了的爱人，或者在家庭假日中的爱或冲突。场景一旦出现，记忆随之而来，而你用文字把这些记录下来。无论纸上出现了什么，都是属于你的、独一无二的联想的呈现。
我的病人通常带来一些文字片段或绘画，描述了一些他们的记忆，但他们也许没有准备好去讨论这些。把这些内容大声朗读出来也许太不堪重负，但他们希望我知道他们一直以来与之搏斗的东西。我告诉他们，我是多么欣赏和感激他们的勇气和对我的信任，让这些迄今为止一直隐藏的秘密告诉我。这些尝试性的沟通指引着我们的治疗计划——例如，告诉我目前的治疗计划中是否应该加入一些身体治疗、神经反馈，或者眼动脱敏再加工（EMDR）治疗。
据我所知，第一个系统研究语言对创伤的缓解作用的研究发生在1986年。在奥斯丁的奥德克萨斯大学，詹姆斯·彭尼贝克（James Pennebaker）把一门心理学入门课程放在了实验室中进行。一开始彭尼贝克在研究“社会文明的重要黏合剂”13——也就是权威的尊重、抑制、不把事情告诉别人的作用。但他也认为，人们也在为压制一些显而易见的感受而付出代价。
他开始要求每一个学生在个人经历中找到一件他们认为很有压力，或创伤性的事件。然后，他把全班分成三个组：第一组写出他们现在的生活；第二组要写出压力或创伤性事件的细节；第三组要写出这些体验的细节、他们的感受和情绪，以及这一事件对他们思想和生活的影响。所有这些学生都必须单独在一个小隔间里，连续4天内每天写15分钟。
所有的这些学生都很严肃地对待这个研究；他们中很多人都写出了他们从未告诉过任何人的秘密。他们通常在写的时候都哭了，很多人和助教说他们都因为这些事情变得魂不守舍。在200个参与者中，65个人写到了儿童创伤。尽管家庭成员的死亡是最常见的主题，22%的女性和10%的男性都写到了在17岁之前遭遇的性创伤。
研究者向这些学生问及他们的健康状况，他们惊讶地发现学生们自发地报告了他们或大或小的健康问题：癌症、高血压、溃疡、流感、头痛、耳痛。14那些报告了创伤性经验的学生在上一年的平均住院时间为1.7天，几乎是其他人的两倍。
研究小组对比了学生健康中心在上一个月的访问次数以及研究后下一个月的访问次数。那些书写创伤性事件的事实以及他们自己的感受与想法的小组受益最明显：比起其他两组，他们访问医生的次数降低了50%。这个小组的成员也报告他们的情绪变得更为乐观，身体变得更建康。
当学生们被问及他们在试验中的感受时，他们认为在这个研究增加了他们的自我理解：“这让我想起我当时的感受。我过去从未意识到这件事会这样影响到我。”“我在实验中必须思考和解决过去的经验。这个实验的结果之一是让我找到了内心的平静。写出情绪和感受让我理解了我当时的感觉及其原因。”15
在彭尼贝克接下来的研究中，他让72名学生中的一半对着录音机说出他们生命中最有创伤性的体验；另一半讨论他们接下来这天的计划。他们在说的时候，研究者检测着他们的生理反应：血压、心跳、肌肉紧张程度，以及手的温度。16这一研究有着类似的结果：那些允许他们感受情绪的学生的生理反应产生了即时和长期的巨大变化。当他们讲述他们的压力故事时，他们的血压、心跳和自主神经机能都提高了，但之后，这些节律都下降到比实验开始前更低的水平。血压的下降甚至持续到实验结束后6周。
现在一般认为，压力体验（无论是离婚、期末考试，还是孤独感）对于免疫系统都有负面影响，但在彭尼贝克做实验的时候，这一概念仍然有广泛争论。于是，一个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医学院的研究小组用彭尼贝克同样的实验方式，比较两组学生的写作后果，其中一组写个人创伤经历，另一组写一个肤浅的主题17。再一次，那些书写了个人创伤经历的学生减少了访问学生医疗中心的次数，而且通过测量他们的T淋巴细胞（一种人体内负责杀灭细菌病毒的细胞）的数量和功能，以及其他血液中的免疫标记物发现，他们健康的提升与他们免疫系统的提升相关。这一效果在实验刚结束的时候最显著，但在6周之后仍然可以被检测。在世界各地，写作训练研究的对象包括研究生、养老院病人、医学院学生、重刑犯、关节炎患者、新任妈妈和强暴受害者，这些研究无一例外都表明写作练习有助于提升生理和心理健康。
彭尼贝克的研究的另一面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当他的研究者谈及私密或者困难的问题时，他们通常会改变他们的语调或说话方式。这些改变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彭尼贝克怀疑自己是否搞混了录音带。例如，一个女人在描述她自己的当天计划时，语调和孩子一样的很高，但几分钟之后，当她描述她在收银机偷走100美元时，她的音量和音调都变得非常低，听起来简直像是另一个人。情绪变化也反映在手写字体上。实验参与者改变主题时，他们可能会从手写体变成印刷体，或者从印刷体变成手写体，而且在字母的倾斜程度和笔触压力都有变化。
这些改变在临床中称为“转换”（switching），在有创伤经历的个体之中最常见。病人在谈及不同话题时发生明显的改变。病人在谈及不同的话题时，会发生情绪和生理状态上彻底的改变。改变不仅仅体现在语音模式的变化，而且表现在面部表情和身体动作上。一些病人甚至表现为人格的转变，从腼腆到咄咄逼人，或从紧张地服从到完全地诱惑。当他们写出他们最深的恐惧时，他们的手写体通常变得更像孩子，或者更原始。
如果病人这些不同的状态被认为是伪装的，或要求他们停止表现出如此不可预测的部分，他们就很有可能变得沉默。他们可能会继续寻求帮助，但他们沉默之后，他们寻求帮助的方式可能会从语言到行动：自杀性倾向、抑郁和狂躁。在我们在第17章中见到的那样，只有患者和治疗师都接受这些不同的状态，认为这些状态都是对于生存至关重要的，他们才能好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