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容错在院士选拔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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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2019.06.04 09:15 字数 1069

关系在现代中国大行其道。即使是在最靠本事吃饭的科学界,这种影响也存在。
我们都知道,在中国,院士不仅仅是一个头衔,更是撬动巨大社会资源的杠杆。有一项研究,考察了老乡关系在中国科学院与工程院院士选拔中的作用。研究者收集了2001-2013年所有候选人以及常务委员会成员的信息,通过回归分析得出,候选人跟他本学部常务委员会的成员是否来自同一城市,对于是否当选具有显著影响。
所幸的是,研究者发现这种同乡关系在2007年以后就消失了,换句话说,就是不起作用了。这是因为中科院在2007年发起了一场内部反腐,为了打击拉帮结派的歪风,国家把院士当选的门槛从1/2赞同票变成了2/3,这让委员会成员从中活动的能力大大减弱。你看,这就是制度设计对于防止学术腐败的重要性。
好,我们再来看西方。在西方社会,动用关系来解决问题,会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但其实,西方社会也不是完全不讲guanxi,他们是只做不说。 《差序格局:中西方“关系”有什么不同》郑璐 社会网络20讲


我们默认的前提:大多人是好人,一定是对的么?

在很多区块链项目的设计中采用了POW的共识方式,这有一个前提就是默认大多数节点是不作恶的。而社会上的很多公共规则的制定也都是基于这一前提假设。
但是我们要问一下,是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在公共共识的达成过程中,这一方法都是有效的呢?它有没有适用的边界呢?如果有,边界在哪里?
POW这种共识方式的容错空间是49%,无法满足中国社会对公平正义的要求。
中国社会更注重结果正义,西方社会更注重程序正义。
关系网络很容易达到51%攻击,而拜占庭共识机制,要求大于2/3的共识。也就是说,作为这个团体中比较弱势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只要能够达成1/3以上的反对,就可以有效来表达我的意见。可以对多数团体形成有效制约。

从反面来看未达成共识的过程

共识从一方面看是多数人达成共同规则的一个过程。一般情况下的视角是多数人防止少数人作恶。因为这中间默认的一个逻辑是执行规则的大多数人是好人,他们的利益诉求是和集体利益匹配的。他们达成的共识可以代表集体利益的最大化。
但是从院士选举这个场景来看,我们可以从反面来得到一个结论。
共识达成的过程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博弈的过程,是一个少数制约多数的动态过程。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少数人制约多数人作恶的过程。

问题出在哪里呢?

我们忽略了一个团体内部的还有次级组织,节点之间的链接是不同的。在一个组织内部的同乡会之间会倾向于产生更多的链接。一个大的网络下面还有很多小的网络。而小网络的利益共同体更加紧密。
如果这个小网络的话语权影响到51%,那么这个团体的公平性,其实难以兼顾各个利益团体之间的共同规则,缺乏一个稳态的平衡。

区块链社会学
区块链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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