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蒋顾史
我是在重读《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又一次产生了这个假想：如果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没有驾崩于沙丘宫，而是回到了咸阳，秦帝国的历史会有多大的变化？还会有刘、项的楚汉之争吗？
茨威格是撩拨人心思的高手，读他的这本书，最容易产生的冲动就是想去假设历史。他在书中向我们展示的，是历史节点上一些细微的变化，直接影响了历史的走向，这些瞬间变化的转折点，给人无数遐想。
Part 1
大秦帝国伴随着烧了3个月的秦宫大火一并熄灭。项羽在咸阳城纵兵屠城，劫掠财货与妇女，衣锦还乡。这一年是公元前206年，距离秦始皇去世仅4年时间，而秦帝国的祸患其实就埋在4年前，始皇帝驾崩的那一天——前二一零年七月丙寅日。
前210年，秦始皇第五次东巡，一路望海而还，车驾到平原津时，皇帝病了。此时，他是一个心里装满死亡恐惧和未来野心的知天命的老人。他没想过这次生病会要了自己的命，他的帝国雏形初具，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虽然病重，但皇帝不愿意相信自己会命不久矣，并没有开始安排后事，他像一个刚在海边用沙子塑起城堡的孩子，不愿意离场。大臣们没人敢去触这个霉头，大都缄口不言。直到七月丙寅日，始皇帝临死前，才意识到自己过不了这个坎，想要把权力传给自己的长子扶苏，他准备好了给扶苏的信，要他赶回咸阳：“与丧，会咸阳而葬。”
历史上，扶苏接到的信，并不是授予君权，而是赐死。历史在这里拐弯，把秦帝国带向四年后的彻底灭亡。假如，秦始皇没有死在这里，而是挨回了咸阳，甚至奇迹般康复，历史将会是另一番景象。
此时的秦帝国，并不是没有社会矛盾，严苛对待六国旧贵族，压榨民力的情况仍然会继续。只是因为有始皇帝的存在，所有的矛盾都被压住了。始皇帝的峻酷，对整个国家来说，一方面是一种强悍的图腾性的存在，激励帝国整个统治阶层的志气，一方面使被他击败的各方力量都不敢妄动。
而且，此时的秦帝国内外正在步入思想逐步统一和国力调整阶段。秦始皇好大喜功，晚期营建过度是事实，但民众畏于他的声威，尚能顺服，即使有陈胜吴广起事，效忠于皇帝的强大秦军尚在，始皇帝驱使秦军，如人使臂，指挥自如；六国故旧，摄于始皇帝之威，未必敢贸然起事。假使有类如陈胜吴广起事者，难保不被逐一扑灭。
此时，即使有刘、项二人，郡县制管理体系日渐完善，刘邦只能安心做一名帝国基层干部，缓图进身之道；而项羽即使起事，楚国故旧势力，在始皇帝余威震慑之下，是否能揭竿而起，支援他们叔侄的义举，尚在两可之间，更不用说，严格、有效的社会管控之下，项氏叔侄是否有起事的勇气。
更要命的是，协助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干部系统只要存在，就能确保帝国高效运转，不至于因为一处生变，而全盘皆乱。帝国决然不会像胡亥接手之后，先是诛杀三世积功于秦的蒙恬兄弟，冷了人心，散了边疆精锐之卒的士气，而后大肆屠戮王室，剪灭先朝群臣，使整个帝国陷入躯干庞大而神经紊乱的低效之中。
当秦始皇能有时间从容图之，并有足够多的时间准备后事，把权力交给素有贤德之称、同情儒生的长子扶苏，帝国就会迎来一段难得的修养生息的机会。扶苏同情儒生，甚至有可能会成为一位尊崇儒家思想的君王。即使在他登基之后，仍然有民变，文治，开创帝国的干部皆在，国家书牍不绝，运转如常，武功，蒙恬统帅的击溃匈奴的大军拱卫，弹压农民起义，仍然得力。
以扶苏之德，不会像胡亥一样听从赵高的煽动，他的心腹是蒙氏兄弟，更不会出现胡亥“更为法律，务益刻深”的局面。在迅速抚平陈胜吴广的农民起义之后，他会察觉到帝国的长治久安，不仅在武力强大，更需要思想统一，儒家思想能提前被政治相中，教化百姓，抚慰六国故旧，则国内承平。而此时，北方最大的威胁匈奴人，也震于蒙氏兄弟所统辖的铁骑，而不敢有所异动，内外顺遂，秦国二世而亡的尴尬，恐怕是很难出现的。
熟悉秦汉历史的人，都听说过“汉承秦制”的说法。汉朝建立之后，规章制度基本是秦朝的延续，中央依然是三公九卿，地方还采用郡县制，不同之处，只是把秦制中严苛的程度降低，并与民休养。这些程度上的变化，并非只有汉朝可以施行，对早夭的秦帝国而言，只是没有攒够人品，等到一位相对开明、温和的君主而已。
Part 2
这类的假设到底是否无聊，见仁见智。严肃的历史学家，对此类假设多持不屑态度，在他们看来，历史已经发生，对事实之外的任何假设，都是无意义的。但是，如果我们变个角度思考，这样的假设思考，未尝不会给我们带来一种历史的智慧。
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伊恩·莫里斯就曾大张旗鼓地假设东西方历史的变革，并以此出发，探寻历史的奥秘。他把自己的假设和研究写成了一本书——《西方将主宰多久——东方为什么会落后，西方为什么能崛起》，这本书一开始，莫里斯教授就假设了这样一幕：
伦敦，1848年4月3日。维多利亚女王忍着头痛，跪候在木码头上，她的丈夫就跪在她身旁。他们在等待的是大清帝国总督的舰队，由于中国舰队的旗舰过于庞大，无法驶入东印度码头，总督耆英大张旗鼓的伦敦之行只能改乘一艘稍小些的装甲汽船上岸。
上岸之后，耆英以单调低沉的声音，朗读着来自北京的官方声明。维多利亚女王已知晓上面的内容：道光皇帝恩准了不列颠女王向宗主国致敬的意愿；维多利亚女王乞求向清帝国进贡和纳税，并顿首臣服；道光皇帝恩准将英帝国纳为中国的领地，并准许英国遵从中国之道。
在莫里斯教授的设想中，大清帝国是这样击溃英国的：
起初，中国人受到了欢迎。中国资助过英国人民反抗拿破仑的战争，后者对英国实行“大陆”封锁，不准英国船只驶进欧洲各港口。但1815年后，中国销往英国的商品越来越廉价，最终导致兰开夏的纺织厂破产倒闭。当英国人抗议并提高关税时，中国军队将骄傲的英国皇家海军一举击溃，将纳尔逊海军上将击毙，并洗劫了南部海岸沿线的各个城镇。
同样是对历史的假设，莫里斯的胆量是远大于我的，而他把这锅水搅浑的目的，是想探究在东西方交流的历史中，西方的崛起到底是否尤其必然性。
关于西方的崛起，向来有两种说法：“长期注定”说，认为人文、历史、地理、文化、政治的诸多因素，决定工业革命注定在西方发生，西方的崛起是必然之势；“短期偶然”说则认为，欧洲崛起只是运气好而已，欧洲相对于东方的优势，直到1750年仍不明显，西方领先东方，只是最近两百多年的事情而已。
这种争论多年来纠缠不休，结论孰对孰错其实不是最重要的，有趣的是论辩的过程，夹杂的是不断膨胀的西方中心论和“二战”之后对这一理论的反思。
莫里斯的有趣之处在于，他从假设开设，想向更多的人说明，那些标志着文明社会的标志性要素，其实在东西方都出现了，尽管年代上或许某些事物西方出现得更早一点，某些事物东方拥有的更快一点，但关键是“东西方发生的事情不仅相似，而且发生的先后顺序也差不多”。东西方是两个互相独立的世界，各自沿着相似的历史轨迹前进，这说明西方本身并无特异之处；没有什么物质文明是永恒的，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西方的优势，也不过是历史中的一个短暂插曲。
在这本书，莫里斯最终把西方近两百年领先的原因，归结为地理上的优势，因为地理优势，西方更早地发现了美洲，并开启了一个西方的时代。但是，他也发现，当社会发展到当代，地理的优势开始变得缺乏意义，地理的分隔已经不能阻碍文明的交流与发展了。于是，另一次历史的机遇重新摆在东西方面前，未来的世纪，东西方谁能更加领先，仍然值得我们继续探索。
Part 3
其实，理智如莫里斯，仍然在自己的窠臼中打转，如果把他大胆的假设再嫁接到关于秦始皇的这个假设之上，我们可能会发现更多好玩的事情。
假如，秦帝国二世不绝，扶苏一系能稳定执掌帝国的权力，那么，很快内部稳定的帝国就会想方设法根除存在与帝国西北边陲的匈奴。匈奴人的马场和胭脂地——河西走廊也会很快就被秦帝国占领。失去根基的匈奴帝国，面对磐石一块的秦帝国，是否会失去信心，提前沿着丝绸之路向西迁移，那么，东方的帝国送给西方世界的，就会是一个提前到来的匈奴轻骑兵军团，西方的世界又将会发生怎样的巨变。
而回到秦帝国本身，早早确定郡县制之后，如果治理一个庞大帝国的问题始终会是皇帝们的头号难题，贵族系统悉数被消灭，官僚选拔制度会被提前提上日程，科举制度是否会被跨越千年提上议事日程。那么，这样一个庞大帝国的运转，又会走向一个怎样的未来。
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假如”“为什么”“然后呢”是三个伟大的词汇。不管什么时候，面对什么现实，当我们发现现实的罅隙中，有闪光的地方，用“假如”去探索，用“为什么”来追究，用“然后呢”来保持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关注，就能构成我们对这个世界生生不息的好奇心，而这些好奇心，才是我们生存下去最重要的武器。
这些胡思乱想，最终还是要感谢茨威格的。理性的探索需要严谨，激发人们进入理性思考的，常常是能触动内心的感动。茨威格在《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中描绘给我们的，是历史转折时刻人内心的高贵、不屈，或者惶惑与无奈，无论强大还是孱弱，这都是人性美好的一面，透过这些人性的罅隙看过去，最美妙的事情，其实仍然是已知世界带给我们的更多未知的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