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5-28 孟子:圣人和乱臣贼子,王思聪和电竞,为什么中国不入中等收入陷阱(上),狮子和老虎谁更厉害,低谷时期的正确姿势,计算机的消失与环境计算的崛起

没想到哇没想到,你这浓眉大眼的人也会叛变革命!

熊逸 10.1 | 孟子的两个标签:圣人和乱臣贼子

宗法封建制下的道德观念是“主子的主子不是我的主子,仆人的仆人不是我的仆人”,孟子对周天子没有任何义务。但秦朝以后,社会格局改变,道德观念也不同了,人们用新道德衡量孟子,就会觉得看不惯了。

儒家和法家的政治诉求有本质上的不同:法家要富强,儒家要和谐。这两个目标在当时绝不可能同时成立。孟子之所以处处碰壁,是因为他的和谐方案注定行不通,这是当时的大势所趋,形势比人强。

(1)孟子应当向谁效忠

本周讲《孟子》,这是“四书”的第三部。上周留下一个问题:宋朝有人写诗讽刺孟子,有两句说“当时尚有周天子,何事纷纷说(shuì)魏齐”。孟子满世界推行王道,但放着周天子不理,整天围着实力派的诸侯们打转,这哪是圣人,简直就是一个煽动叛乱的乱臣贼子啊!乱臣贼子竟然被标榜为圣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这两句诗很有名,因为它出现在《射雕英雄传》的一个重要桥段里:书生气十足的朱子柳拿孟子的话来讽刺黄蓉和郭靖的亲昵,黄蓉气不过,吟出这样一首诗:“乞丐何曾有二妻,邻家焉得许多鸡。当时尚有周天子,何事纷纷说魏齐。”朱子柳“越想越对,呆在当地,半晌说不出话来”。

诗的前两句针对着《孟子》的两则寓言。寓言有马脚,禁不住有心人的推敲,这倒不足为怪。最后两句却关乎大义,于是朱子柳心想:“只怕起孟夫子于地下,亦难自辩。”

如果孟子真的复生,确实不会为自己辩解什么,因为他一定很困惑,不明白朱子柳何以哑口无言,更不明白这首诗到底在讽刺自己什么。很可能在愣了半天之后,孟子会狐疑着说:“难道你要我效忠周天子?那不是让我做乱臣贼子么!”

是的,在周代礼制下,孟子如果向周天子效忠,反而会为正统道德所不齿。

社会结构不同,政治格局不同,伦理观念就不同。

我在前面几期多次讲过,周代是宗法封建社会,逐级分封,逐级效忠,最核心的从属关系可以概括成一句话:“主子的主子不是我的主子,仆人的仆人不是我的仆人。”如果你是某个大夫的家臣,那么你的效忠对象就是这位大夫。如果你的觉悟太高,想去向国君效忠,甚至向周天子效忠,那么你的处境就会是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秦始皇废封建,设郡县,从此中国社会的主流结构变成郡县制。在郡县制里,虽然行政结构上可以有逐级负责制,但全国上上下下所有人都只能向皇帝效忠。如果你是某位大臣家的总管,你发现这位大臣有某种非分之想,你就有义务向皇帝检举。

(2)治国平天下,只靠一句话

孟子有这样一句名言,原文是:“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人人亲其亲,长(zhǎng)其长(zhǎng),而天下平。”这是说“平天下”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只要每个人都爱自己的父母,尊敬自己的君长,就足够了。但人们偏偏舍近求远、舍易求难。

这话貌似迂腐,但真的说在了点子上。如果孔子能听到,一定会连连点头。因为周代的礼乐制度,无数的繁文缛节无非都在维护“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这八个字。不需要你有多少爱国主义情操,不需要你有什么奉献精神,只需要你爱父母、敬君长,不需要更多。

那么,谁是你的君长呢?如果你是家臣,那一家的大夫就是你的君长;如果你是大夫,你们诸侯国的国君就是你的君长;如果你是国君,天子就是你的君长。家臣不必爱国,国君也不该跨过大夫直接支使家臣。在哪个级别就做好那个级别的本分,这就够了。如果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话,这说得通,但如果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那么匹夫的责任也就只是“亲其亲,长其长”,仅此而已。如果有谁号召匹夫们为国捐躯,那就属于“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

(3)儒家和法家并不是为了解决同一个社会问题开出不同药方

所以法家很看不惯儒家。

韩非子考察历史成败,觉得儒家喜欢的这种政治格局很不好,这会使全国人民心不往一处想,力不往一处使,国家还怎么富强呢?

儒家和法家的矛盾,其实还不能说是各自给社会开药方,都觉得自己的药最灵,而是在核心诉求上就有差异。如果一定要拿开药方来比喻,那就可以说,儒家开的是营养液,为的是让病人康复;法家开的是壮阳药,为的是让病人“能行”。病人康复之后能不能行,儒家不关心;病人“能行”之后健不健康,法家不关心。

也就是说,法家关心的是富强,儒家关心的是和谐。

今天很多人觉得这两个目标并不矛盾,但在古代,秦朝就是富强但不和谐的典范:中央的控制力强了,对百姓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国家统一了,也就意味着受苦受难的人无处可逃了。都知道战乱死的人多,但修长城死的人是不是更多,不好说。战乱使人颠沛流离,但和平年代了,一会儿几十万人北上修长城,一会儿几十万人南下开疆拓土,一会儿又把全国富人强制拆迁。就算还有什么“国际社会”看不惯(当然已经没有了),也无所谓。

这才叫“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张养浩的这两句名言是每个人都知道的。值得八卦一下的是,张养浩,字希孟,“养浩”化用《孟子》修心的名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唐朝诗人孟浩然的名字也是从这里来的,“希孟”的意思是“以孟子为榜样”。古人的名和字都有呼应关系,看名能理解字,看字能理解名。

话说回来,法家的富强之路虽然看上去不算美好,但儒家的和谐之路也有很大的麻烦。当然,两者性质不同,前者是搞不好,后者是行不通——道理很简单,如果你也和谐,我也和谐,慢慢当然也能富强起来,但问题是,如果你在搞和谐,邻居们全在富国强兵,你能和谐几天呢?

(4)逆历史潮流而动

孟子生当战国时代,礼崩乐坏已经到了极致,礼乐制度最后的一块遮羞布也已经被扯掉了。战国七雄之间,只剩下赤裸裸的弱肉强食。在生死存亡的竞争高压之下,和谐之路注定是一条死路,这就是孟子之所以处处碰壁的原因。而富强之路就算再不和谐,至少生存几率最高。再说不和谐的代价主要由平民百姓承受,雄才大略的国君哪会在意呢?

是的,从封建到集权,一个很重要的改变就是人情味没有了。

如果你想对封建社会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可以看看《权力的游戏》和《唐顿庄园》。领主和领地里的百姓世代相处,如果哪里遭了灾,领主即便叫不出所有受灾者的名字,至少也很清楚他们都是哪家的人,脑海里能够浮现出一张张脸庞,甚至记得起这些人的父辈和祖辈。而在集权社会,如果哪里遭了灾,对于中央政府来说不过是一串伤亡数字和财产损失数字,而地方官几年一换,天然就有刮地三尺的倾向,反正刮干净之后,这片土地,这些人民,和自己再没有任何关系。即便是清官,也只是凭着理性和责任感做事,很难和当地人培养出多深的认同感来。

从封建到集权,是一个社会越来越冰冷,人情越来越浇薄的过程。

早在春秋后期,就已经出现了集权化的苗头。诸侯为了在弱肉强食的世界里不被吃掉,更为了吃掉别人,天然就会有走向军国主义的强烈动机。要搞军国主义,就必然多征税,多征兵。要想多征税,多征兵,国君一言堂才最有效率。要想让国君一言堂成立,逐级效忠的传统格局就必须拆碎,宗族聚居就要变成编户齐民。

后来战国七雄都在走这条路,只不过步伐不一,秦国只是因为历史包袱最轻,所以走得最快而已。

这也就是说,这个社会注定会更不堪,弱肉强食注定会更激烈,想要倒回周公制礼的和谐秩序注定不可能。哪怕再站出来一百个孟子,弘扬道德,散发正能量,也注定不会有任何收效。退一步说,就算真有收效,那也注定谁信了这套谁先倒霉。

再退一步说,即便有哪位国君比孟子更单纯,真心推行孟子的主张,其他诸侯还都约好了不来骚扰,全在一旁看热闹,那会怎么样呢?那就会发现,在这个和平发展的环境里,“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说来容易做来难。这就像今天常有人说:让房价降下来很容易,只要每个人都坚持一年不买房;让交通有秩序很容易,只要每个人都遵守交通规则。要让每个人主动达到一样的觉悟,主动做出一样的选择,除非在特定的年代,有特定的精神领袖出来号召才行——比如圣雄甘地绝食了。

今日得到

复习一下我们今天的知识要点是:

宗法封建制下的道德观念是“主子的主子不是我的主子,仆人的仆人不是我的仆人”,孟子对周天子没有任何义务。但秦朝以后,社会格局改变,道德观念也不同了,人们用新道德衡量孟子,就会觉得看不惯了。

儒家和法家的政治诉求有本质上的不同:法家要富强,儒家要和谐。这两个目标在当时绝不可能同时成立。

孟子之所以处处碰壁,是因为他的和谐方案注定行不通,这是当时的大势所趋,形势比人强。


不要怂,就是GTMD ACE

王煜全  科技概念股|王思聪和中国电子竞技行业

本周的科技概念股将介绍一个你可能会忽视的重要产业——电子竞技。提到王思聪多数人会想到“富二代”,但是其实他还是中国电子竞技产业的重要推动者。

最近柯洁对战AlphaGo2.0的新闻背后,还有个小新闻,就是王思聪“怼”柯洁遭到网友讽刺。其实,王思聪不只是所谓的“富二代”, 他也是有所成就的:他推动了电子竞技在中国的发展。

一、中国电子竞技的发展历程

电子竞技在2003年被体育总局列为正式运动项目,但是,其电视播出被广电总局“封杀”,随即进入低谷;

这段时间,电竞业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钱,完整的韩国电竞业流水线被广电一刀否定。这时09等人发掘出淘宝零食店这么一个收入渠道,并且发扬光大。顺利让许多中国电竞选手度过了青黄不接的时期。接下来,打出了成绩,视频平台火了,直播平台火了,变现更方便了,

2005年以后,中国著名的电竞选手李晓峰,在全球的电子竞技比赛拿了冠军,电子竞技又开始重新被大众关注;

如今,电子竞技已经成为了一个快速发展的产业,很多国际电子竞技赛事的奖金都是数百万美元,而且和其他运动项目一样,都有大型的场地、现场的比赛和全程的直播;在国际性比赛中,冠军队也同样会有“升国旗、奏国歌”式的颁奖仪式。

2017年1月,中国传媒大学开始招生培养电子竞技专业方向的人才,电子竞技成为了大学专业。

其实真正推动电子竞技发展、贡献最大的人就是王思聪,所以“2016年金鹰电竞体育盛典”给王思聪颁发了“杰出贡献奖”。

砚青觉得,王思聪确实做了让电竞业从1到100的推动。资本的背书,最终使政策入流。

同时这些俱乐部也得自己保持清醒,不忘初心。不然就会像大量被资本冲昏头的创业者一样,迷失堕落。

二、王思聪与电子竞技

王思聪2011年组建iG电子竞技俱乐部,成绩不俗,2012年就在美国夺冠,拿了100万美元奖金。后续又拿了各种各样的全国和全世界的冠军比赛,比赛成绩确实相当理想。据说iG俱乐部的成员,有8成年薪超过百万。

今年4月初,又拿了DOTA2的比赛DAC亚洲邀请赛的冠军,颁奖现场高奏国歌,气氛相当热烈。

更重要的是,王思聪不光自己玩,他还推动了电竞产业的发展,以至于有人说:“电竞是被王思聪包养的产业”。

三、王思聪如何推动电竞产业?

王思聪从以下2个角度推动中国俱乐部的发展:

俱乐部:

组建电竞俱乐部:电子竞技和篮球足球一样,也是俱乐部制,而且电竞早就不是一个穷行业了。DAC亚洲邀请赛就是王思聪的俱乐部拿了冠军的比赛,总奖金池去年就有300万美元,今年应该要超过这个数了。此外还有一大批知名俱乐部的职业选手年薪过百万。

王煜全应该还是不太清楚电竞。亚洲杯只不过是区域赛,只不过今年确实值得庆贺(小李子般悲情的传奇电竞选手Burning终于拿了一次(区域赛)冠军)。但对于Dota2来说,最重要的是国际邀请赛,2016年的奖金池为20735639美金。

不得不提的是,夺得该届冠军的队伍Wings正是被这所谓的中国电子竞技俱乐部联盟(ACE)给拆散了。ACE犹如一个工会。工会确实可以保障一些选手最基本的权利,但是实质上都是在维护俱乐部的权利。郭德纲演的《窦天宝传奇》,连续剧《神厨》(太老了,估计你们没看过),电影《师父》都有情节涉及到优秀行业领头人被行业工会打击摧残。《罗曼蒂克消亡史》中也描绘出工会逼迫工人罢工的丑恶行径,这些事在工业界资本界应该是渊源流长的。

想出头?有本事算什么?工会说的算!
说放人就放人?你当我们工会是吃素的啊?

然而就像是《三体》中的500万人类地球治安军,可以在特殊情况发生的时候维持秩序。我也是听了STN快报的劝解才慢慢放下心中的怒气。希望ACE真的如stan所说,能够完善自我。不然真是还不完自己造的孽。

举办电竞赛事:他投资了电竞赛事运营商英雄互娱,任英雄互娱的监事;据说他还在谈判争取世界电子竞技大赛(WCG)的举办权。

推动设立电竞联盟:

王思聪还在推动中国电子竞技俱乐部联盟(ACE)。虽然官方承认了电竞是正式运动项目,但是不管从官方还是从公众的角度看,电竞依然不是常见的奥运会比赛项目那样的体育项目,所以民间推动还依然是最主要的推动力。

直播:

为了推动电竞事业,王思聪专门做了一个叫做“熊猫TV”的直播产品,专做电竞直播。5月25日宣布拿到10亿投资。

自从2011年王思聪加入电竞产业,这个行业一路走高,每年增长都非常迅速。不管王思聪未来能否继续赚钱,电子竞技产业都会继续高速增长,值得我们去关注。

王煜全,前沿侦察第349天。

突然想起了徐晓冬。万分可惜便是如此。一个行业规模化了,利益牵扯关系多了,什么都变得不单纯了,英雄也就越悲情了。希望电竞业能尽早脱离这个腐朽的诅咒。


吴军  第229封信丨为什么中国不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上)

几周前,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表示,中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Middle Income Trap),这是他在一次演讲中所表达的观点,很多媒体对此作了转载。

由于许教授在中国金融界的影响力,很多人对此开始担心了。而我则认为,这不过是经济学家们又一次杞人忧天而已。

恰巧的是,前不久我在斯坦福给前来交换学习的长江商学院的学员做了一次报告,主题是中国经济将软着陆。接下来我就和你分享为什么我不认为中国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当然在讲我的观点之前,先要解释一下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名词,同时介绍一下许教授的观点。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左右时,它的发展陷入长期停滞,债务增加,社会出现严重动荡。而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大多在拉美,因此有时又称之为“拉美国家中等收入陷阱”。

今天中国人均GDP达到了8000美元左右,而且进入到了经济转型的边缘,因此很多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密切关注这件事是应该的,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开始陷入这个陷阱也是正常的想法。下面是许小年教授的主要观点:

首先,宏观政策失灵,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只是为了拉动投资、刺激需求,其产生的后果就是把投入实体经济的钱转向了房地产市场,从而导致了实体经济的萎缩。面对这样的形势,许小年提到:“深圳的房价还会涨,没买房的现在可以咬咬牙赶紧买,有了房的也不能高兴得太早,涨得越高将来跌得越狠。”

其次,货币超发带来一大堆严重后果,其中最明显的结果就是全国的大中城市房价暴涨。对此他建议收缩货币,增加土地供应,缓解房价的上升。

第三,目前对于所谓的供给侧改革中国走错了路。中国给予了太多的产业政策扶持,但是中国真正需要的是一个良好公平的竞争环境而不是产业政策。对此他提出了四点建议:

1、保护私有产权。保护产权有助于企业家建立起对于未来收益的稳定预期,使其在稳定预期的支配下做长期投资。保护私有产权是进行长期研发投资的前提条件。保护产权最有效的方法是司法改革。

2、缩小国有经济范围。国有企业不可能是创新的主体,因为它们既没有创新的动力,又没有创新的压力,创新的主体必然是民营企业。为了建设中国的创新经济,一定要缩小国有经济的范围,国有经济越大,这个国家创新越没希望。

3、放松和解除管制。管制是创新的大敌,创新不需要政府的扶持,但是需要一个自由的环境、资源的自由流动,这是创新的必要条件。

4、全面减税。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把资源更多地从行政性配置下解放出来,也就是从政府的手里解放出来,在市场上由企业来进行配置。这是减税最重要的意义,而不仅仅是减轻一些企业的负担。

最后,许教授认为,中国经济现在处于“L”型的长尾巴,这个尾巴能持续多长,取决于政府接下来怎么做,如果能按照他说的做,这个“L”的尾巴会在3-5年里很快结束,如果政府在改革中无所作为,我们将在“L”型中继续往前走。

我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则要比许教授乐观得多。当然,我们衡量经济的参照系首先就有很大的区别。国内的经济学家和官员常常以过去三十几年改革开放年均8%的增长做参照系,而且不切实际地试图维持高增长,好像没有了高增长政府就要关门,其实问题哪有那么严重。

相比之下,国外的学者和投资人的参照系是两个,一个是全世界主要工业化国家目前的经济增长,另一个是亚洲国家在经济腾飞结束,增长放缓后靠惯性增长的时间和增长率。

目前主要经济体美国、欧洲和日本,增长率只有1%-3%左右,其中美国比较稳健,因此中国目前每年6%-7%的经济增长已经非常好了,不必担心。至于印度、墨西哥和巴西等国有时增长也很快,但是它们的经济体量比欧、美、中、日要小很多。

如果做一个历史的对比,亚洲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等,在高速增长之后,会以4%-6%的中等速度维持20年,这样就实现了软着陆。如果中国能够以平均5%的速度增长20年,人均GDP会超过2万美元,就会跳出中等收入陷阱,顺利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如果我上面讲的两个前提成立,那么20年后,中国和欧、美、日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会此消彼长,中国不仅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在全世界有更大的话语权,而且有足够的条件不断改善自己的经济结构,成为一个稳定发展的经济体,并且实现社会的公平性。

至于这两个条件为什么能成立,或者说为什么拉美国家做不到的事情中国能做到,我们明天再仔细分析。今天我先讲讲我对许教授观点的看法。

首先,我必须承认中国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确实导致了把投入实体经济的钱转向了房地产市场,从而导致了实体经济的萎缩,也就是说我同意许教授的说法,但是我对此不担心。

中国的实体经济虽然在GDP中的比例在下降,但这是技术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人类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永远是伴随着实体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下降的,虽然它的绝对值还在上升。

今天,如果有哪个经济学家担心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会被大家嘲笑。自从工业革命之后,人类以越来越低的成本生产出越来越多的工业品,但是它们不可能像原来那样值钱,这就是导致实体经济萎缩的根本原因。

不过,人类开始有时间从事服务业,因此总体的经济规模在增长。中国其实刚刚完成了工业革命,大家对实体经济的情结依旧,对于服务业的前景没有把握,也很正常。如果在美国生活了几十年,就不会有这样的担心。

在大部分中国人的想象中,服务业只是餐饮、旅游、家政等初级产业,其实,金融、教育、医疗、体育、娱乐等等都属于服务业。在经济发达,收入增加之后,人们必须通过这些产业把钱都花出去,而不是购买更多的看得见的商品。

我倒认为,所谓实体经济萎缩,反而说明了中国的技术在进步,经济在往好的结构发展。今天,中国生产的产品全世界已经用不完了,总不能生产两倍的出来,用一半,扔一半吧,因此试图靠实体经济拉动GDP是无法持久的。

其次,关于货币增发和房价上涨问题。我知道许教授一直担心中国的货币发行得过多。早在十年前,许教授就讲,中国政府把巨额贸易顺差所得到的外汇放在海外,然后在国内印刷出相应价值的人民币支付给出口企业是有问题的,会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

事实证明许教授的预测是正确的,但是,有件事他低估了中国人的弹性,就是对通货膨胀的忍耐程度,或者说,中国人对内靠收入的增长抵消掉了通货膨胀的负面影响,对外则靠外汇管制和贸易顺差维持了币值的坚挺,以至于目前中国人看任何外国的物价都很便宜。

在这个问题上,许教授预测对了结果,但是预测错了结果所产生的后果——它的后果并不严重。类似地,十多年前所有对此表示担心的海内外学者无不如此,他们都预测错了后果。

相比十多年前,中国今天的货币发行量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10年前许教授就开始担心了,今天问题如此严重再担心一回也是合理的。但是,有一个事实我们不能忽视,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财政都是赤字,而解决赤字的方法只有两个,一个是印钞票,一个是发行国债。中国采用了前一种,美国采用了后一种。不论采用哪一种,最后都要有人买单。

印钞票的结果是,今天所有的国民都在替它买单,而发债券则是由子孙后代买单。到目前为止,中国超发的人民币大多数又给埋在了地下——用于购买房地产了,并没有进入流通领域,因此你只能感受到个位数的通货膨胀。当然中国今后还必须想办法控制货币发行量。

第三,关于中国是否要对一些产业进行政策扶持,大部分经济学家都是持反对态度,特别是自由派经济学家。但是主张大政府的政治家们,又常常采用这种方法。从结果上看,有成功的,也有很多失败的。

比如中国和美国扶持太阳能的做法都失败了,但是中国过去扶持交通、电信,今天扶持半导体,日本过去扶持汽车和电子产业,韩国扶持半导体和电子,美国扶持互联网和电动汽车,都获得了成功。

在奥巴马担任总统之前,美国的电子商务是不向消费者征税的,这让美国的电子商务领先于中国。但是在过去的几年里,美国电子商务的发展滞后于中国,这和政府开始征收销售税有关。因此,政府的政策还是能够促进或者阻碍产业发展的。

至于中国需不需要对一些产业进行政策性扶持,我个人认为还是需要的。中国不仅处在经济转型的关键点上,还处于让我们的产业全面走出国门的关键时期。在中国的一些新兴产业,比如半导体和新能源汽车,要想实现全球化,政府的政策扶持会有很大的帮助。事实上,韩国的半导体和家电走向全世界,政府的政策扶持是关键。


关于对许教授四条建议的评论,以及对中国和拉美不同之处的说明,我明天再讲。今天先给你一个结论:在世界范围看,或者从历史上看,中国的经济形势非常好,会顺利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熊逸  9.7 | 第一支彩蛋来了:狮子和老虎谁更厉害

(1)学习原本是一个放飞天性的过程,厌学是文明社会才出现的问题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孔子这一段为所有人耳熟能详的名言足以解决一场旷日持久的学术争论——狮子和老虎谁更厉害。

这真的不是搞笑。我们知道,在速度、力量这些显而易见的特质之外,学习能力也是关乎物种竞争力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一只高大威猛却不晓得“学而时习之”的猛兽很可能只是银样镴枪头,甚至根本不可能存在。因为拙劣的捕猎能力不会给它提供足够的营养,使它长得高大威猛。

“学而时习之”的“习”字原本正是用来描述动物的,尽管孔子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未必用到“习”字的原始涵义。“习”(習)是一个会意字,上“羽”下“日”,大约表示雏鸟在晴天试飞,后来“日”讹写成“白”,于是有了繁体字里的“習”字。(郭沫若《卜辞通纂考释》)

《礼记·月令》描写“鹰乃学习,腐草为萤”,这是夏末之月的自然景象。鹰当然不会学习文化知识,这里虽然“学”、“习”二字连用,其实依照当时的语法,“学”是今天“学习”的意思,“习”是“学”的宾语,雏鹰是在学着飞翔,马上就是秋高气爽、鹰击长空的时令了。

雏鸟试飞,仅仅依循飞翔的本能并不足够,有时还要观察一下身边那些敏捷的同伴,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真正意义上放飞天性的过程,所以“学而时习之”既不很难,也不很讨厌。厌学是文明社会才出现的问题——知识太多了、太难了、太无聊了、太违拗人的天性了。儒家学问就是诸子百家中的繁琐典型,有所谓“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史记·太史公自序》),那是怎样的一个汪洋纵恣、纷繁复杂啊!所以在孔门弟子当中,“学而时习之”还能“不亦说乎”的人或许并不很多。那么,当“有朋自远方来”的时候,一起玩耍玩耍,互吐苦水一番,倒也真的“不亦乐乎”吧?

(2)学习是一件需要呼朋唤友的事

我们今天读《论语》这一章,很容易认为三句话分别在说三件事。“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是说治学之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是说交友之道;“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是说修身之道。但是,在古人一种很有代表性的理解中,这三句话其实在说一件事:“此章劝人学为君子也”(《论语注疏》),意思是说,三句话全是在讲治学之道,而学习的目的是做一名君子。

这里透露给我们的最重要的信息是:学习是一件需要呼朋唤友的事。《周易》有这样的话说:“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兑卦的卦象是两片水泽相连,古人观象取义,认为这象征着君子结交朋友,共同学习上进。

其实这倒不是君子的特权或特质,而是人类作为群居动物的天性使然,也是群居者相对于独行侠的一项伟大的生存优势。学习一定有着群体的、公共的属性。尽管在我们的格言谚语里有所谓“虎豹总是独来独往,猪羊总是成群结队”,我们以此蔑视那些太在意自己是否足够合群的弱者,赞美那些特立独行的勇士,但我们必须想到,狮子也是成群结队的,而正是这种群居天性使狮子具备了虎豹所不能及的竞争力。

《科学美国人》2016年12月号,刊有一篇《聪明的大猫》(The Brainy Big Cats, By Jason G. Goldman),也许可以终结“百度贴吧”里发生在“狮子吧”和“老虎吧”之间的那场旷日持久且声名远扬的激昂论战。文章介绍了动物学家为了测试狮子的认知能力而设计出一个机关:将牛肉装进一只木箱,狮子如果想吃到牛肉,就必须拉动一根绳子来打开木箱上的弹簧门栓。结果,12只狮子当中有11只成功吃到了牛肉,其中7只独立解决了难题,另外4只是靠着观察同伴的成功经验才终于胜出的,这样的表现即便在灵长类动物中都不多见。而在接下来的测试中,狮子的绚丽发挥使它们在猫科动物中的两支亲族——老虎和豹子——相形见绌。

(3)对“有朋自远方来”感到“不亦乐乎”的能力使我们成为最具攻击性的物种

在群居生活中向同伴学习经验,这显然是一种值得珍视的生存优势,而在动物世界里,经验如果可以世代传承的话,就连我们人类都有理由心生畏惧了。1964年,剑桥大学的简·古道尔在《自然》杂志发表研究成果,说她观察到黑猩猩的社群里真的存在着“文化传统”代代相传的表现。当然,我们完全不必因此担心电影《人猿星球》(Planet of the Apes)的情节真的发生,毕竟哺乳动物进化的时间尺度是以十万或百万年为计的。

更何况狮子也好,黑猩猩也罢,它们的学习、传承与协作还仅仅局限于社群内部,而只有当它们跨过社群的门槛,“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彼此之间的学习与协作达到无远弗届的广度,才有机会与人类相抗衡,真正上演美剧《困兽》(Zoo)所描绘的宏伟大观。

是的,我们见得到狮群,却见不到狮群联盟,而蒙昧时代的人类不但会自然形成狮群一样的部落,还会形成庞大的部落联盟,于是有了武王伐纣集会八百诸侯的故事。

可资参照的是《科学美国人》2015年8月号的封面文章,它有一个很耸动的标题:《最具攻击性的物种》(The Most Invasive Species of all, By Curtis W. Marean)。这个“可耻的”物种,很遗憾,就是我们人类——精准一点来说,是智人(Homo Sapien)。

地球上曾经生活过很多种的人类,但只有我们的祖先智人存活繁衍下来,而且无论迁徙到哪里都能给当地物种造成毁灭性打击。原因何在,文章作者给出两个解释:一是他们发明了远程投掷武器,如标枪和弓箭;二是他们的基因里有一种独特的编码,使他们更容易和亲缘关系以外的人发生协作。

当然,文明社会里的“足不出户,目不窥园”的学习方式并不构成“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反例,因为这些孤独的学习者其实并不孤独,他们反而走得更远,借助文字的媒介与天南海北、阴阳悬隔的“有朋自远方来”发生沟通与协作。

于是我们会在人类文明史上发现,继标枪与弓箭之后,语言和文字成为新一代的超级杀器,诗人闪亮登场,他们运用诗歌一如宙斯投掷雷电。

我这样讲,并无关于李白、杜甫,无关于拜伦、雪莱,无关于微妙的美学意义,而是从社群中的学习与协作、统治与服从的角度实实在在而言的。让我们假想一下,在上文提到的简·古道尔所观察的黑猩猩社群里,如果黑猩猩掌握了诗歌的奥秘,将会发生什么?——这个问题留到讲《楚辞》的时候再说。

熊逸  9.7 | 彩蛋2:孔子是不是伟大的思想家:谈“仁”和“礼”的关系

熊大师,我又纠结了,难道“仁”不是孔子思想的核心,“礼”才是?

钱穆先生在《中国思想史六讲》中的第二讲《孔子》中提到,“《论语》中最重要的仁字,是孔子最爱用的一个名词,亦是孔子心中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后文又说到,“仁是内边的,礼是外边的;仁属心,礼属行……总归起来,则仁、礼对说,必明白此两面乃可明白此一面,其总纲便是个仁字。”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讲孔子的时候提到“关于人的德性,孔子强调仁和义,特别是仁。”后文又引用了《论语》中的义利之辨、仁者爱人、忠恕之道等加以说明,只在解说“三十而立”的时候提了一下“立于礼”。想必冯友兰先生也是认为,仁才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而不是礼。

熊大师,纠结中,求点化!

引述完毕,现在谈谈我的看法。

《论语》当中,“仁”出现的次数很多,所以人们谈到《论语》和孔子,总会以“仁”作为他的思想核心。我们必须留意的是,今天我们贴在孔子身上的标签有很多,第一个就是“伟大的思想家”。我们对思想家的期待,就是他一定有原创性的思想。孔子既然是思想家,“仁”应当就是他的原创性思想。

但是,古人并不这么看问题。

在古代世界,思想家的地位原本并不很高,最多只能算“子”,他们的著作在图书分类里只能算“子书”,意思是“某位老师的私人著作”。韩非子就是一个很有原创性的思想家,《韩非子》这部书就属于“子书”。在儒家系统内部,《论语》和《孟子》原本也属于“子书”,而在“经、史、子、集”的四部排序里,“经”才是地位最高的。

所以在儒家典籍里,“五经”地位最高。即便后来《论语》、《孟子》都升格为经,它们的地位还是不如“五经”。这是因为,“五经”不是私人著作,而是周代的王官之学,也就是官方学术。孔子在古人眼里的位置,是王官之学最重要的传承者,而不是一个原创性的思想家。孔子给自己的定位,也是这样的。

所以孔子教学,教的是广义上的周礼,即“五经”、射箭、驾车、礼乐仪式等等,也就是周代的典章制度、政治技能和贵族社会的行为规范。孔子毕生致力于“复礼”,就是要恢复周代初年的礼乐制度。这些制度传说是周公制定的,即所谓“周公制礼”,周公正是孔子的头号偶像。

“礼”的精神内核就是“仁”。“仁者,爱人”,但这个“爱”不是今天意义上的博爱,而是所谓“等差之爱”,也就是对最亲的人爱得最多,亲属关系越远就爱得越浅。你不能爱二舅妈胜过爱亲妈,也不能爱陌生人胜过爱二舅妈。在亲疏远近的关系里,你对每个人应该付出多少爱,都是有规定的。只有这样,亲疏远近、尊卑长幼才能各安其位、井然有序,这样的社会就是儒家推崇的稳定型社会。

我们显然能够想到,这样一种稳定型社会,一定是小规模的熟人社会。是的,周代的社会结构是宗法封建制,家族领袖同时就是政治领袖,家族关系同时就是政治关系。我们可以想象有一个熊家村,姓熊的人世世代代聚居在村里,所有人和所有人都是沾亲带故的,族长就是村长。这样的村子,解决纠纷不靠法律,而是靠家族伦理,“齐家”和“治国”一脉相承。既然大家都是亲戚,就应该讲情不讲理,绝对不能做出“签订契约”或者“对簿公堂”这样的“丑事”。

同样道理,族长管理全村,也不应该“一碗水端平”,更不应该“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是要以身作则,提升自己的道德魅力,感化最近的亲人,然后这些被感化的亲人又可以继续感化他们身边的亲人。道德的感染力就像水中的涟漪,从中心向四周扩散,最后达到边沿,天下大治,这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理路。

要保障这样一个稳定型社会,就必须有各种用来规范亲疏远近、尊卑长幼的仪式和讲究。这些仪式和讲究,就是“礼”,藏在“礼”背后的精神内核,就是“仁”。

孔子既不是原创性的思想家,更不是德育老师。如果孔子只给学生上思想品德课,一天时间就足够把全部内容讲完。

常见的误解当中,人们总会一不小心把孔子当作诸子百家的一员。百家争鸣主要发生在孟子的时代。孟子作为百家当中的一家,周游列国,向各位国君兜售自己的学说,还常常和其他学派辩论。但是,孔子的周游列国和孟子的周游列国并不一样,不会拿一种独门学说去游说别人。孟子确实称得上思想家,所以《孟子》这部书升格为经的时间就比《论语》晚很多,是“十三经”里最晚升级的一部。

孔子毕生的致力与志向,都是复兴伟大的周礼,而不是宣扬作为一种思想学说的“仁”。

我们看《论语》,“仁”确实频繁出现,但我们看看《礼记》,会看到孔子有大量讲说礼学的内容,那才是孔子的教学重点。

“仁”为什么终于胜过了“礼”,道理也不难理解。因为社会变大了,宗法封建制瓦解掉了,这就意味着周礼的生存土壤不复存在了。儒学独尊之后,人们就算真心诚意地想要用儒家学说治理国家,但理论和现实也真的合不上拍了,“外儒内法”是历史之必然,这是我在前几周里反复讲过的。于是务实的“礼”就会在尴尬的处境中屡屡变身,务虚的“仁”渐渐大行其道。


哪有所谓的坚持,我只知道死撑。

李翔商业内参  低谷时期的正确姿势

1.创新的最重要步骤是选对人

创新  人才

斯坦福大学前校长、谷歌和思科公司董事会成员约翰·亨尼斯(John Hennessy)说,营造创新环境最重要的一个步骤是选对人。有三类人符合这个要求:第一类是 理想家 ,他们通常比其他人更高瞻远瞩,并会努力实现自己的愿景;第二类是 探索家 ,这类人通常受到过往技术经验的驱动,因此能够感受到技术变革创造的新机遇;第三类是 执行者 ,他们不受经验和行业的限制,愿意去寻找新的方法和途径。执行者在开始时可能显现不出多大价值,但最终会带来巨大变革。

2.案例教学法的弊端

新书  商学院

作家达夫·麦克唐纳(Duff McDonald)在新书《金牌通行证》( The Golden Passport )中质疑哈佛商学院著名的案例教学法。他说,案例教学法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案例中分析的企业困境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提供的解决方案也已经变得常规;另一个问题是,它夸大了单个领导者的作用,62%的案例里,经理人都是凭一己之力去力挽狂澜。更严重的是, 哈佛商学院研究的案例事实,都是公司让他们接触到的,不一定是全部的事实。

还有一个之前提到的——很多公司对哈佛商学院捐赠都都会要求添加自己的光鲜案例,删去自己的不良记录。拿人手短,这些也极大影响了哈佛商学院的材料水平。

3.周航:低谷时期的正确姿势

创业

易到创始人周航在一篇文章中说,创业更多的时候,其实是在低谷长久盘旋。这时候怎么办?周航说,创业者通常会有三种选择:第一是冬眠,就是裁员和减少投入;第二是接受低谷,很多企业会觉得自己的目标很伟大,所以早期必然走得很慢;第三是努力凭借差异化的小众产品继续求生存。

周航的看法是,首先,即使在低谷时,和公司表面上的财务安全相比,公司价值依然是最重要的。所以这时候要做的事情, 不是去冬眠,而是更坚定地投入,用更多功夫去打造公司的核心能力。 甚至要去融资,用融到的钱把公司的价值做出来。其次是 不要自我“催眠” ,不要觉得自己做的事太伟大,所以“慢”。如果已经感到慢,必须诚实地问自己一个问题:“是不是因为企业还没有找到增长的内在规律、逻辑和动因?”最后, 要有勇气选择最大的市场,而不是做“小而美”。 周航认为,不要试图在互联网上把高端差异化的服务作为业务的起点,那会很慢,也没有护城河。因为那些有更高流量和更多用户的对手,到了一定的时候,一定会向上进攻那些高利润的差异化市场,他们通常会采取破坏性的竞争策略,比如说降价、补贴,直接把你的收入成本结构彻底破坏掉。

4.从致股东信中预测CEO离职?

大数据CEO

2017年5月5日英国的《金融时报》报道说,东伦敦大学法商学院的黄庆安研究发现,通过分析CEO在致股东信中的消极言辞可以预测出他们何时会离职。 从两个关键指标中有可能发现CEO即将离职的端倪:一个是字里行间缺少对未来的关注,这透露出悲观迹象;另一个是过多的负面情绪。 比如从1999年起担任英国帝国化工公司(ICI)CEO的布伦丹·奥尼尔(Brendan O’Neill),他在2003年辞职前最后一封致股东信中说:“当潮流转变的时候,我知道我们将会做好准备。”这个例子被黄庆安称为“缺乏战略乐观”。黄庆安通过这种方式预测CEO离职的准确率达到73%。这项研究也预示一股日渐兴起的潮流,就是利用科学方法评估、利用、甚至管理情绪,从而为商业利益服务。

5.俞敏洪:如何看待员工另立山头

企业文化 商业

俞敏洪在个人公众号“百日问答”活动中回答提问,如何看待另立山头的离职员工?俞敏洪回答说,首先,不要因为担心员工离职就不去培养员工, 企业还是要尽力培养员工 ;其次,要不断为员工提供激励,除了薪酬和良好的文化氛围,还可以 鼓励内部创业 ;第三,当员工一定要离开的时候,企业要帮助员工分析他的职业发展前景。俞敏洪说,新东方有一些管理者出去创业,新东方就会变成他们的投资人。这种做法让离职员工的创业公司成为企业产业链的一部分,对双方都有好处。

6.互联网公司热衷投户外广告

广告 科技

群邑中国发布了一份中国媒介市场报告《今年,明年:中国媒介行业预测》。报告预测, 2017年中国广告媒介总花费将增长7.8%,达到5813.9亿人民币。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研究了2016年的广告投放后,报告发现, 户外广告投放的核心力量是互联网行业公司 ,总额达到13.91亿美元。在一二线城市的公交、地铁,用户越来越多地看到京东、天猫、陌陌、网易新闻、今日头条等互联网公司的品牌广告。随着线上流量成本的不断上涨,以及触达更多的目标人群的需要,互联网公司纷纷由线上走到线下。此外,电视硬广投放依然下滑,但软广植入上涨。2016年上星频道电视综艺节目软广植入频次和时长分别上升了32%和41%,植入的品牌超过1100个。众多卫视中,江苏、东方、安徽则是综艺节目的植入频次和时长最高的3台卫视。而原本在硬广投放中就是主力的快消品、化妆品和食品饮料,也依然在植入广告的数量上占据了前三。

软广植入是广告技术的提升。本质虽然仍是广告,但是境界完全上了一个档次。广告拍得就该赏心悦目,就该不留痕迹。比如看一些泰国创意广告,我会大笑或者落泪。而面对一个“我要急支糖浆”......我的智商遭受了暴击。

7.美图CEO:做产品不能老想着做爆款

产品 科技

美图CEO吴欣鸿接受腾讯科技的采访时说,美图公司有20多款产品,但是公司会逐渐聚焦在最核心的产品上,也就是美图秀秀、美颜相机和美拍。美图秀秀和美拍有机会发展成社区,美颜相机做的更多的是一对一的服务。这三款产品都有平台化的机会。吴欣鸿说:“我们已经渐渐地抛开当时做工具产品的惯性,因为做工具产品会想抓这个市场上的爆点,成为现象级的产品。但是来得快去得快,不能老是抱有这样的希望,所以我们还是潜下心来去打磨最核心的几个产品。 ”

作为一家以美图软件起家的公司,美图公司也在做手机。吴欣鸿说,美图把手机视为公司探索人工智能的一个重要根基,手机提供了美图去探索计算机视觉的试验田,“它比App有更强的硬件支撑,我们自己做手机,未来就可以在手机硬件层面搭载适合本地的多层神经网络,能在本地进行相对复杂的计算,相当于它自己就可以思考,我们称之为‘本地大脑’。未来可以连接‘中央大脑’,通过云完成更复杂的计算。这对我们非常重要,因为手机上面做的事一旦被验证了,它能很快移植到我们的App上。”

8.奥普拉:成功的秘诀在于如何运用自己

自我成长  媒体

脱口秀女王奥普拉·温弗里(Oprah Winfrey)5月21日在美国女校史密斯学院的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分享自己的节目能够爆红25年的原因。奥普拉说:“ 我只做和真实的自己相符的节目 。我不会让自己被迫坐在一张椅子上,听一个和我在某种程度上三观不一致的人夸夸其谈。我要展现真实的自己,而不是口是心非、惺惺作态。明白这个道理后,我的节目一夜爆红,这其中的秘密就是如何运用你自己,怎么让完整的你自己、你的独特存在、你的表达能力派上用场,这是一种对生命的真正奉献和全身心的祈祷,我的一生都是对召唤真实自己的祈祷。”奥普拉·温弗里是美国最知名的女性之一。她主持的电视谈话节目《奥普拉脱口秀》曾连续16年排在同类节目的首位,播出25年后,这档节目在2011年9月停播。不过,奥普拉已经把自己的个人品牌成功发展为一个包含杂志、电视、电影、俱乐部在内的媒体娱乐巨头。

虽然奥普拉的成功很励志,但是如果你觉得这种言论自由优越案例可以被轻易复制,该吃药了亲。

9.为什么动物不用锻炼,而人需要

科学  健康

为什么动物不用锻炼,而人需要?《三联生活周刊》(2017年第21期)特约撰稿人袁越在一篇文章里解释了这个问题。原因在于,大部分野生动物的生活模式是固定的,所以就进化出相对固定的生长模式,不用锻炼就能保持肌肉的活性。熊冬眠几个月也不会肌肉萎缩,因为熊的血液里有某种因子,能让肌肉细胞维持健康。但是如果人也躺几个月不动弹,肌肉肯定会大幅萎缩。因为我们的生活模式不是固定的,肌肉需要时刻准备好应对不同的场景,没法按固定模式去生长。

为什么人的肌肉不能进化得永远保持强壮?因为维持肌肉健康的代价太大了。研究显示,休息状态的肌肉组织,每天每公斤需要消耗15千卡的能量,运动状态下的消耗会成倍增加。而肌肉组织平均要占到一个人体重的40%左右,这是一笔很大的消耗,自然选择不会允许我们浪费能源去养活一支强大的常备军。因此,人要想维持一定的运动能力,就必须进行锻炼。


李翔商业内参  计算机的消失与环境计算的崛起

沃尔特·莫斯伯格(Walter Mossberg)在5月25日更新了最后一篇专栏后,正式退休。在这篇最后的专栏中,莫斯伯格回顾了他亲身经历和观察的近三十年科技变迁,并且提出了自己对科技行业的前瞻洞察。

首先,在文章中,莫博士回顾了将近30年科技行业的发展。

1991年,莫博士在《华尔街日报》的“个人科技”专栏写下了第一篇文章,当时他就用非常犀利的文字评论道,“个人电脑太难用了,这不是你的错”。

软件项目环境真是太难安装了!

这里的“你”是指用户,而这句话至今还时常被媒体引用来批评一些科技产品不够人性化。在当时,科技是一个崭新的领域,大多数科技产品不仅使用起来复杂,还总出故障,莫博士评论当时的工程师们根本就不是在给普通人设计产品,而消费者也没兴趣去掌握那些操作和维修的技术。随着时间推移,科技产品开始变得可靠、易用,无论是硬件产品还是软件产品,现在已经很少发生灾难性的故障。但是,莫博士依然指出,现在的很多新产品还是只有工程师才会用,比如现在VR产品就不够简单也不够可靠,离消费者太远。实际上,莫博士的这段话对现在的很多产品团队很有价值,如果一款产品是面向普通消费者开发的,那就要尽可能的从用户的角度出发,免去用户的学习成本和维护成本,让产品有好的使用体验。因为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大多数消费者有一点是没变的,那就是没兴趣掌握工程师才会的技术。

其次,莫博士对未来科技的发展有一个预测。

他认为,现在的科技行业,正处于暂时的平静期。现在的这个阶段,针对个人使用的科技正在蓬勃发展,充满了无数的可能性,但只有少数的重量级的颠覆性产品才可能成为主流。比如苹果的Siri、亚马逊的Alexa这些智能语音系统,它们在跟人对话的时候还不够精准和实用,但这只是暂时的,因为它们目前还处于发展的初期。亚马逊CEO贝佐斯去年就曾跟莫博士说,人工智能的发展连棒球赛的第一局都算不上,也就算是挥出第一杆,而棒球比赛有9局。

最近好多人都提出“没有互联网下半场”这一说法,到处宣扬“下半场”说法的人(比如王兴)如果不是真的认知低,就是在故意打泡泡。贝爷这一背书可好,还上半场呢。九分之一还没到!

在文章中,莫博士提出了“环境计算”的概念,他预测,未来,人们现在使用的电脑可能会完全消失。当然,不是人们不再使用电脑,而是电脑会成为“生活环境”的一部分。它会和各种传感器一起完全融入到家庭、办公室、汽车等各种使用环境。人在房间里说句话、或者一进门、站起来运动了一下、室内温度产生了变化,电脑就自动开始运行了,甚至人可以用思想控制电脑。但平常人看不到电脑的踪影。莫博士说,“环境计算”技术10年内就会出现,20年内就会完全变成现实。

不过,莫博士也提醒说,人们必须警惕“环境计算”的黑暗面,因为电脑与传感器会收集大量的个人数据,这些数据会成为企业谋取私利、政府监控、黑客犯罪的目标。几年前FBI就曾威胁苹果交出可疑用户的手机密码,前段时间的勒索病毒肆虐了全球150多个国家,这些都提醒人们要保持戒心。所以,莫博士认为,人们必须为个人隐私数据制定更强的安全标准,用更为实际的,更有约束力的法规保护数据。让它类似于强制性的建筑条例和汽车安全标准。只有这样,人们才可能放心的把自己的房产、汽车、以及健康数据交给科技企业使用,然后不断的鼓励创新的产生。

最后,莫博士说,作为科技产品爱好者,他有点儿伤心,因为他不会再评测任何新的产品,但作为科技信徒,他感到非常兴奋,因为他依然会关注下一轮的科技革命。

本文源自:The Verge“MOSSBERG: THE DISAPPEARING COMPU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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