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刷《红色》。
彼时，不知道《红色》这个俗名之下是沉甸甸的托尼奖，不知道《红色》的作者约翰洛根就是炙手可热的创作了《雨果》、《角斗士》、《星际迷航》的好莱坞金牌编剧。
彼时，没听过马克·罗斯克、杰克逊·波洛克，能叫上名字的画家仅限于达芬奇、毕加索、莫奈。
彼时，陈明昊刚刚演了《暗恋桃花源》，刘端端还不是万人迷倒的“小胡总”。
彼时，看王晓鹰的《伏生》、《理查三世》和《简爱》，把《红色》和《燃烧的梵高》好有一比。
时隔五年。此时，二刷《红色》。
故事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抽象派绘画大师马克·罗斯克受邀为“四季大饭店”的餐厅作画，报酬丰厚。罗斯克雇用坎担任自己的助理。画室里，大师与“小工”坐而论道，展开了关于艺术与商业价值、艺术家的新老交替与艺术发展潮流的激烈争辩。
艺术是缄默的
或许是剧名太过朴素，又或许是主题太过严肃，再或许是中国人对马克·罗斯克太过陌生，总之尽管有王晓鹰导演亲自操刀，话剧《红色》仍未在国内引起太多关注。
就像整个20世纪甚至直到今天，马克·罗斯克的热度始终不及安迪沃霍尔，人们爱《玛丽莲·梦露》、《可口可乐樽》胜过爱《白色中心》以及各种难以言喻的“大方块儿”，喜欢《恋爱的犀牛》、《两只狗的生活意见》胜过喜欢《红色》。
流行的始终被追逐、被簇拥，什么下里巴人、商业化，何妨随便批评、随便骂，他们似乎活得更通透，是不是艺术留给历史和后人去评说好了，当下有人爱、有人买单才是王道。所以“流行的”始终喧嚣。
而艺术总是缄默的，它因为稀少而昂贵，因为另类而少有人懂，昂贵又少有人懂的东西谁会买？富人。所以富豪云集的四季大饭店要花大价钱买一幅“马克·罗斯克”。画什么重要吗？红色白色黑色…无论什么也只是一个装饰。
有一种缄默，叫无声胜有声。
在专修美术之前，罗斯克曾在耶鲁大学学习音乐、戏剧、哲学、文学，这使得他的作品有一种近乎迷幻的韵律之美和悬浮于空中的哲学之思。
于是在助手坎质问他为什么为了35万美金而让自己的作品沦为富人的玩物时，他说他要把画的陈列之处变成一座教堂，让他的作品发出了嘲讽、愤怒、甚至审判之声，让身在其中的人感到不适甚至忏悔。
艺术不仅是缄默的，更残酷的是，艺术还是饥饿的。
剧中当罗斯克来到四季大饭店的宴会厅，见到他作品的观者时，他终于明白“这是个累赘、蠢动、消费的年代”，除了作者，没有人会在乎那里挂着的是什么，挂在那里的统统是“商品”，一辆豪华跑车葬送了杰克逊·波洛克，35万美金也能以同样的方式毁灭罗斯克。
他终于选择了抗拒。
他和坎动情地说，“当我想到人们会怎样看我的画作时, 我的确悲哀。如果他们将不善待，卖一幅画就如同把一个失明的孩子推入一间 布满刀锋的小屋。它会受伤, 而它过去从未受伤，所以它对受伤一无所知。”
约翰·洛根对罗斯克有着深深的崇敬，他不但深刻地理解罗斯克的痛苦与挣扎，更试图透过剧作叩问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智者，艺术家是否必须以殉道者的姿态成就艺术？商业化是否会像黑色，注定会吞噬红色？如果艺术注定稀少和昂贵，当何以生存？
相轻还是相惜
《红色》中，约翰·洛根艺术性地虚构了一个角色，马克罗斯克的助手坎。
罗斯克与坎在雇主小工、师徒、父子、同行等多重角色的交织中不断碰撞，让观众全方位无限接近历史上真实的罗斯克。作者大量还原罗斯克在其理论著作《艺术哲学：艺术家的真实》中的原话，或者引用杰姆斯.B·布鲁斯林《罗斯科传》的内容作为独白。
剧中罗斯克与坎的对话，就像是艺术家与约翰·洛根跨越时间的隔空喊话，又像是罗斯克与另一个自己的自问自答。
都说“文人相轻”，艺术家何尝不是。
还记得剧中罗斯克问坎最喜欢的画家是谁吗？坎不假思索地回答杰克逊波洛克，罗斯克无法掩饰的失落让坎敏锐地意识到了错误，像哄孩子一样要求再回答一遍，新的答案是“毕加索”。似乎只有时间久远一点、距离遥远一点，才能排遣罗斯克的那种“相轻”和“嫉妒”。
当谈及毕加索的立体主义时，罗斯克又说，“孩子必须驱逐父亲，尊重他, 但消灭他。”
这种传承与对抗混杂在一起的情绪像极了艺术家之间的“相轻”又“相惜”，相惜是源于理解，就像罗斯克理解波洛克的意外车祸也许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自杀；相轻以致于要消灭他，正如安迪沃霍尔之于罗斯克，罗斯克之于毕加索，无论多么强大，谁又能阻止艺术潮流的更替呢。
何妨相轻又相惜。
因为罗斯克对坎的“相轻”又“相惜”，罗斯克才会嘲笑坎没读过尼采何以讨论波洛克；才会告诉坎，“要学哲学、神学、文学、诗歌…，它们是你必不可缺的作画工具, 跟你的画笔和油彩一样。没有文化素养你就成不了一名艺术家…要超越过去, 得了解过去”。
因为坎对罗斯克的“相轻”又“相惜”，他才会尖锐抨击罗斯克的虚伪，“现代艺术的大祭师是在消费神庙的墙上作画, 你反对艺术商业化, 可是朋友, 你是拿了大钱的。当然, 你可以试着自欺欺人地说你在创建一处沉思与敬畏的神圣之地。但现实中,你只是在为大富豪们装饰另一家餐厅”。
“相轻”是践踏、是批判、是对抗；
“相惜”是传承、是尊重、是超越。
从某种意义上说，艺术家的“相轻”和“相惜”促成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促成了艺术潮流的更替和人类文明的进程。
何妨多一些相轻又相惜。
以生命为色
还记得麦田里那郁郁葱葱的绿和一抹绚烂到极致的明黄吗？那是生命的颜色。
还记得《安魂曲·震怒之日》响起的时候，那喷薄而出的血色吗？那是生命的颜色。
无论是梵高还是罗斯克，他们都是以生命为色的人，他们无可复制的生命传奇才是自己最伟大的作品。
就像我们想起戊戌变法就能想起谭嗣同一样，有一种人，不惜用偏执甚至近乎疯狂的方式把自己的生命和某件事、某个作品联接在一起，成就一种悲剧之美。我们从来不推崇这样极端惨烈的方式，但是这不妨碍我们拜服于其宗教式的虔诚，如果不是生命尽头最后那点孤勇和血性的加持，我不敢确定幸运之光会不会落在他们的身上。
《红色》的“挑剔”
《红色》在当下的话剧舞台是很少见的。
它无关爱情、甚至无关生活，它的主角是中国观众不熟悉的艺术家，对白是关于艺术与商业价值、艺术潮流更替的论道，场景是密不透风昏暗灯光下的画室，情感是偏执、桀骜、压抑、挣扎、愤怒，即使你是美术史专业的研究生也不能摆脱作品本身和观者之间的那种疏离感。
所以，《红色》是“挑剔”的，它首先挑的是观众。现在的电影、话剧，迎合讨好观众还唯恐不及，还敢挑观众，《红色》就是这么傲娇。
不懂美术史、不了解米开朗基罗、马蒂斯、伦勃朗、波洛克、罗斯克、安迪沃霍尔的，就只能看陈明昊在台上咆哮；
没读过尼采、拜伦、华兹华斯、叔本华…会觉得台词像天书；
想到剧场里找乐子的，怀疑自己走进了艺术史的课堂；
大周末想图个热闹的，抱歉了，除了泼油彩、摔跟头，台上俩人吵个架都听不懂。
这么挑观众，落得个曲高和寡，《红色》不冤。
《红色》是“挑剔”的，一般演员演不了。
将近两个小时，没有幕间休息，大段的心理独白式的台词，各种人名、作品名，美术的、哲学的、宗教的、文学的，嘴瓢的人说都说不利落。
嘶吼、争吵、从摔跟头到爬梯子再到钻桌子，小小的一方舞台全靠两个演员支撑，还得能文能武，对演员的考验之大，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找到《红色》中文剧本的时候，我觉得能背下这24页纸就已经是极大的挑战了，所以看到陈明昊和刘端端的呈现时，就多了拜服、少了挑剔。
虽然有细微的卡壳儿、忘词、处理上的不同意见，还是得给二位狠狠点个赞，演这个戏真不容易。
明昊大叔就不多说啦，绝对是话剧届的老戏骨，从《两只狗的生活意见》到《琥珀》，从《四世同堂》到《暗恋桃花源》，从《建筑大师》到《哈姆雷特》，孟京辉、田沁鑫、赖声川、林兆华、王晓鹰，他几乎合作过所有当红话剧导演、塑造了无数经典角色，无一令人失望。
最想说说端端，一刷《红色》的时候，还没有《绣春刀》里的信王、《生逢灿烂的日子》里的老三、《我们都要好好的》里的小胡总、《八子》里的满崽，话剧舞台上的他不帅也不张扬，是个默默用功的宝藏男孩，如果不去刻意搜索，我都不知道他在《肖邦》里演过海涅。
他出过唱片、主持过春晚，但很少涉足广告和综艺，他参演过多部话剧、电影，即使现在知名度越来越高，也能沉下心来在话剧舞台上“打磨”自己；他塑造的“坎”，隐忍、敏感、充满梦想，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极具张力又不失“控制”的表演体现了一个成熟演员对角色的驾驭能力。这样的端端，未来可期。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可能正是因为《红色》对演员、对观众的双重“挑剔”，才使其“拒人于千里之外”，以致被埋没，也恰是源于这份“挑剔”，它才得以如一抹亮色，独树一帜，惊艳于世。
——愿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罗斯克，愿所有坚守都有意义，愿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的“坎”，直面虚伪，心怀梦想，勇敢燃烧。
